苗怀明：铮铮铁骨 文人本色——从石钟扬《文人陈独秀》一书说起
用文人一词来称呼陈独秀，这对那些习惯于将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托派、叛徒、反革命之类词语与陈独秀划等号的人来说，着实会感到新鲜和陌生，甚至不自在。但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陈独秀本人的体认来说，较之先前的种种动听或刺耳的“佳冠”，这都是一个十分恰切、准确的称呼。
称呼的改变意味着对人物形象的重塑，近读石钟扬先生的大作《文人陈独秀》，对此感受颇深。
《文人陈独秀》
俗话说，盖棺定论。但这一历史定律对陈独秀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且经历、思想、言行又异常复杂的历史人物来说似乎并不适用，虽然过去也曾有不少人进行过为其盖棺定论的努力，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托派之类的紧箍咒硬戴在陈独秀头上，使这位生前就已饱受各种政治势力诋毁的老人在身后仍然蒙受不白之冤，但个人的主观意愿并不能成为历史的定论。
尽管我们无法完全还原历史，但历史也不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毕竟还有公平、正义在。那种回避历史事实、以偏概全、戴着有色眼镜所下的定论是站不住脚、经不起时间检验的。
随着越来越多历史文献的披露，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明，蒙在这位历史人物身上的种种灰垢被逐渐洗去，其真实的面貌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人们对其认识自然也就发生很大改变。
石钟扬先生的《文人陈独秀》一书正体现了这一认识和研究趋势，他从学术文化这一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勾勒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立体感的陈独秀形象，一个活生生的现代文人形象。
对那些习惯于从政治角度观察这位历史人物的读者来说，书中的不少材料和观点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陈独秀
但这种新并非标新立异之新，作者所做的其实是一种较为基础的还原历史的工作，他以大量可信的历史史料来还原陈独秀这位历史人物的真面目，为人们正确、客观评价这位历史人物找到了一个可以凭依的原点。
从1942年到2005年，横跨两个世纪，整整一个花甲过去了，我们才能看到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真面目，纵向的历史回望无疑使会人们生出许多感慨来，这到底是该庆贺还是该感到悲哀呢。
从某种角度来说，《文人陈独秀》是一本迟到的书，一本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应该面世的书。
无论是用政治家、演讲家，学者、教授，还是报人、作家、书法家等种种称呼，陈独秀都是当之无愧的，但上述称呼只能体现其人生的一个侧面，无法涵盖这位经历坎坷、思想复杂、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全貌和神采。
陈独秀手迹
《文人陈独秀》一书的导言部分看似历史资料的摘抄，但它是有深意的，它以众声喧哗的方式来勾勒陈独秀的复杂形象，出于不同的立场、阅历、动机和背景，人们眼中的陈独秀形象无疑是面目各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正是这种差异和矛盾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展示着这位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显示着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难度。石钟扬先生用文人一词来评价陈独秀，笔者是心有戚戚，十分赞同的。
既然是文人，就必须具备文人所特有的那种才气和学识，否则，志大才疏，不过是三家村的穷酸秀才而已，是不足为道的。
显然，陈独秀是当得起文人这个称谓的，这有他在多个学术文化领域的才能和建树为证。
他是开风气之先的时代领军人物，无论是倡导、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创办《新青年》，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客观地说，能参与其中任何一件，都足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重写上一笔，而这些都集中在陈独秀一人身上。
可以说，其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份量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对此任何人都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可以遮蔽一时，但不能永远被隐瞒，事实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新青年》
尤为重要的是，陈独秀的倡导和呼吁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他并不仅仅是一个破坏者和宣传家，相反，他是一位在多个学术文化领域有着不俗成就的建设者，以往人们多忽视这一点，或对此关注不多。事实上，认识到这一点对了解陈独秀的全人是十分重要的。
在《文人陈独秀》一书中，石钟扬先生为我们详细勾勒了陈独秀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各种活动与成果，其中包括中国小说的创作与研究、中国新诗与旧体诗的创作、中国现代杂文的创作、中国戏曲的创作、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成就，等等。自然，陈独秀的学术文化成就还不止这些，比如他在文字、音韵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
从学术文化角度全面、详尽地对陈独秀进行研究，并写成专著者，就笔者所见而言，石钟扬先生应该是第一个。由于社会事务繁杂，涉猎领域众多，相关作品和论述从数量上来看并不是太多，但陈独秀的这些成就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会过时。
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其开风气之功固不可淹没，即使在今天看来，其许多精彩的见解也是不乏启发、借鉴意义的。因此，无论是称陈独秀为作家、学者还是书法家之类，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新星出版社版《小学识字教本》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陈独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对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只是偶一为之，否则，如果专门致力于此，以其深厚的学养和过人的才气，他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当更大，这是可以肯定和期待的。
胡适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石钟扬先生在其大作中专门设立专章，详细、深入地探讨两人的关系，相信也有这层用意在。从两人进入北京大学时而言，陈独秀显然比胡适有着更高的起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也比胡适有着更高的社会威望和更大的社会影响。
有一则材料很能说明问题，1924年，北京大学曾进行过一项“你心目中的大人物”的民意测验，结果依次为：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梁启超。它代表着北大学子对陈独秀的认同，这一民意测验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陈独秀致鲁迅信札
如果今天在北京大学再做一次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又将会如何呢？具体结果固然难以预料，但有一点是可以大体想象到的，那就是陈独秀是进不了前两名乃至前五名的，而且不管名次如何，他的名次是要低于原在他后面的蔡元培、胡适、梁启超等人的。假设虽然代表不了事实上，但它可以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很多问题。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短暂的合作之后，陈、胡二人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由于志趣、观念不同，走上了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胡适虽不时涉足政治，撰写时评、担任驻美大使乃至差点当上总统，但其重心仍在学术研究，以学者面目示人，人生道路可进可退，较为从容。
而陈独秀却由学术文化转向政治斗争，成为政党领袖，人生的得失也往往显得更为直接。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也就决定了各自历史定位的差异。
《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
两人命运、结局的鲜明对比自然也是耐人寻味的。胡适无疑是一位成功者，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在其同时代人中可以说是罕有能比者，从建国后中国大陆批判胡适的声势、重视的程度及所下的功夫十分形象地显示出这一点。
事实上，胡适本人也曾从中国大陆对他的九项清算中反观自己的学术成就（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209-2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相比之下，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而且败得很惨，不仅生前就已不见容于各种政治势力，无论是重庆、延安还是共产国际、托派，都以最为严厉、刻薄的言辞攻击他，就连死后都无法安宁，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叛徒、反革命之类的阴影长期笼罩着。
一代英才，何以落得如此结局？这无法不让人生出许多颇为悲怆的感慨来。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和作为学人的陈独秀，到底哪一个更为符合时代和历史的需要，相信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一个时代的路标：蔡元培·陈独秀·胡适》
假如陈独秀也选择类似胡适那样的学者之路，其人生结局又会怎样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想象并非无聊，它可以使后人获得人生的启蒙。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与陈独秀有着类似命运者还有不少，比如瞿秋白，由此读者还可以想到更多、更深的东西。
尽管在政治上是位失败者，但历史并不总是以成败来论英雄的，陈独秀参加政治运动所获得的各种教训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历史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愈发清晰地显露出来。
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虽然失败了，但这无损其高大形象，其人格也因之更显魅力、增加光彩。
在那样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年代里，如果仅仅是一位埋首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人，是不能被称作文人的。因为文人在才气和学识之外，还常常需要一种人格和精神。
这种人格和精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通过一位圣贤之口进行了精彩的归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老实说，在中国现代史上能当得起这一评价的人并不是很多，而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一位，用铮铮铁骨、文人本色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
《酒旗风暖少年狂——陈独秀与近代学人》
有关陈独秀的特立独行，人们关注甚多，这有许多广为流传的逸闻趣事为证，但言行的不俗、奇特不过是表面的现象，显现在背后的乃是对理想和原则的恪守，这也是他与古代狂狷文人的不同之处。
笔者十分赞同陈氏后人陈长璞先生的看法，陈独秀“是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理想主义者”（陈长璞《文人陈独秀》序）。确实，文人从政，有利有弊，长处在有完美的理想和远景，短处在缺少变通，而变通虽然有时意味着权谋、机变乃至人格的出卖、背叛，但它恰恰是政治家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家所必需的。
政治的通常规则是游戏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游戏，显然陈独秀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他失败了，他不仅未能改变游戏规则，反而被剥夺了游戏资格。从某种角度来看，陈独秀的存在及其相应的评价也是对民主和开明程度的一个检验。
《永远的新青年：陈独秀与五四学人》，石钟扬著，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5月版。
确实，陈独秀未能改变中国政治的游戏，但游戏也未能改变他，因为他是一个文人。
因为是文人，才能置个人生命于不顾，在法庭上谢绝好友善意的辩护；因为是文人，才能宁愿买文为生，穷困潦倒，也不接受带有屈辱色彩的施舍；因为是文人，鲜明的个性和高大的人格始终未能被种种恶习所遮蔽，成为终身的反对派。对于政治的诸多潜规则，他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意接受，不愿意以人格的代价来换取现实的利益。
毫无疑问，陈独秀的命运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段写照，他的悲剧，他的失败并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在他身后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珍贵文化遗产，无论是政治层面的，还是学术文化层面的。
在该书中，作者还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比如他认为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精神原型，并用较为翔实的资料给予有相当说服力的论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尽管未必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看法，但它无疑为解读陈独秀与鲁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江上几峰青：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
再比如作者提出，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对陈独秀的这种历史定位相信也是有争议的。好在作者用诸多篇幅论证了这一点，为更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此外，作者所表现的坦诚和勇气也是值得钦佩的，在书中，他对学界有关陈独秀不同的看法几无保留地谈出自己的见解，该反驳者则毫不客气地进行反驳，有时甚至会很尖锐，比如对新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表现出的愤怒，比如他认为杨林所说陈独秀书法纯熟帖学风格是“看花了眼，未得要领”等。不过，通常都是对事不对人，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是一种十分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文人陈独秀》
感谢石钟扬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陈独秀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学术文化平台，但这还是刚刚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比如陈独秀研究会的筹备成立，编辑《陈独秀全集》的事情也已提上日程等等，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对陈独秀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期待看到石钟扬先生更多、更有份量的大作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