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值得一场没有弹幕没有倍速快进的仪式观影
前不久，青年节里，「该如何致敬青年人」又惹出了一轮舆论风暴。于是，有人说，过分安逸平稳的生活，让年轻人多了几分娇气和偏激，太丧，「可能性」在慢慢消失。
但纪录片《九零后》里这些大师却说，成为「大师」之前，于西南联大求学时的他们，也不过是一群普通年轻大学生，同样在青春的烦恼中辗转反侧，同样有年轻人的热血与迷茫，同样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选择与理想追求。
一代人的问题，一代人会有自己的答案。
撰稿｜赵慧琳
编辑｜鲜 于
校对｜张 帅
出品｜Figure纪录片
「为什么西南联大是所了不起的大学？」教科书、影像资料乃至文人轶事中，给出过太多答案。而在90后年纪渐入3字头，00后都快集体成年的当下，这段八十多年前的往事，还有回溯意义吗？
纪录电影《九零后》回答是：有。
这部将于5月29日全国公映的电影，有着史上最星光璀璨的「演员表」：
99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百岁老人、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
100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
102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
107岁的《让子弹飞》原作者、作家马识途……
这些身是暮年却仍眼神熠熠的「中国骄傲」，把他们的青年时代，那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但群星闪耀的时代，分享给现在的青年人：「寻求安稳」不该是年轻人唯一的未来选择。
「走进电影院，以一种很多人齐聚在一起的方式，在黑暗中凝视，没有弹幕，也不会以两倍的速度快进，就静静地看他们的故事。这样一批人，他们值得有这样一个仪式感。」
——导演徐蓓
「大学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
2018年，徐蓓作为导演，完成了5集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豆瓣近3万人打出了9.4的高分。
出自同一位导演之手，纪录电影《九零后》可以视作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姊妹篇。
不过，相比《西南联大》更偏影像文献式的创作手法，《九零后》情节更聚焦于当年的「学生」个人。大量一手的采访素材，不是丰功伟绩罗列，也不是鸡汤金句堆砌，而是16位世纪老人的真真切切回忆，是西南联大这四个字背后灿烂的本貌，鲜活、真实的校园生活。
在成为「大师」之前，他们也不过是一群毛头少年——正如英文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九零后》实际上是一部「青春片」。
他们也会逃课，甚至对当年的课程设置「槽点满满」。
「说实话，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外文系的学生巫宁坤「直言不讳」地表达他的看法，他觉得比起课堂，还是课下和老师同学们的沟通更有意思。
当时，西南联大的大一课程合在一起上，不分文理院系。而大一的必修课、也是最有名的「国文课」采取的是轮流教学法。外文系学生许渊冲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轮着给我们上课」；物理系学生杨振宁却「打脸」道，「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太好，不是一个老师教，有点乱、不系统化。」
他们也会不及格，也会为了考试分数「斤斤计较」。
「文科是我，理科的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工科的王希季是第一个让人造卫星上天的中国人。」这是许渊冲心中的西南联大Top3。「巫宁坤英文很好，法文就不行了，他法文要挨骂的，我三年级才学法文就考99分，巫宁坤才考70分。」但对自己的法文成绩得意洋洋的他，也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数学不及格，物理化学就是60分的样子。」
甚至，他们也会代写作业。
有人不乏敬佩地「揭短」中文系的汪曾祺，说他当年替学弟杨毓珉写作文，说唐朝李贺的诗「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结果写出来的文章被老师闻一多当做范文表扬，称「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联大的课外生活也算「丰富多彩」。
「跑警报」当然是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学生们经常需要拿着书去安全的地方。「躲」太消极，而「逃」又太狼狈，汪曾祺曾写道，「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安稳日子里，汪曾祺会约着外文系的赵全章和巫宁坤一起去茶馆学习。在《泡茶馆》中，他回忆道，「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巫宁坤说，「我们三个都是文艺青年。」
当然，爱情在大学生活中也是必不可少的。许渊冲在大学谈了三次恋爱，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很多和女同学的故事，例如等对方下课却又不敢上前打招呼。「爱情就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并不会减弱。」读大一时，许渊冲和杨振宁曾是同桌，许渊冲笑呵呵地说，「杨振宁也笑我，说我大学净找女同学了。」
「做一个pure的人」
然而，在乱世的背景下，西南联大并非世外桃源、象牙塔。
「那一代人的青春，因为受了战争的影响，是特殊年代的青春，甚至是沉重的、要付出生命的青春。」在上海图书馆的分享活动中，徐蓓表示，她希望在片中强调的是，西南联大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要小看了一个历史的背景，对于一代的人才产生的作用。我觉得那种国破家亡的危急的时刻，战争给予了他们一个极大的压力。」
所谓西南联大，即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战时期联合成立的临时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这三所大学躲避战乱、辗转到云南昆明，为的是给中国民族延续文脉。
但当战火避无可避，这群怀着求学热情到来的孩子，亦不乏选择投笔从戎者，甚至战死沙场、马革裹尸……
如今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832位联大学生的名字——他们全部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
「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这是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缪弘的遗诗《赶快》。牺牲时，他年仅19岁。
缪弘的经历，之前被提到的不多，因为他的父亲缪斌是「汉奸」。1937年12月，卢沟桥事变不到半年，缪斌就在北平（北京）参与成立亲日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更在南京汪伪政府中官至「立法院副院长」等要职。
缪弘与哥哥缪中，毅然离开家庭，在报名表上改了父亲的名字才被西南联大录取。
缪弘的联大同学、译员训练班同事罗振诜听战士们还原了缪弘阵亡的细节：「进攻时，与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都退到山下去了。作为翻译官，缪弘也可以跟着下去，但他没有临阵退缩，而是同战士们一起冲锋，结果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
这些怀着一腔热情求学的学子们被时代的河流推着向前，他们也无法判断历史将如何选择，有过迷茫也遇到过困难，他们能做的就是跟随自己内心，「做一个pure的人」。
这是这群「九零后」的追求，是他们青年时代的所想所思。
杨潇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中说，直到今天，「人们也怀念着联大师生对学术自由的捍卫，怀念他们对知识和教养的尊重，怀念他们的理想主义。」
李海鹏则将这句话更进一步，他在书序言中写道，「往后的历史映衬得越久，西南联大就越在视野深处迸射着理想主义的微光。」
做一个「人杰」
历史上，西南联大仅短暂存在了8年零11个月，而《九零后》的叙事并未终止在学校停办、三校复员北返。
1950年，在美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的邓稼先拒绝了普渡大学物理系教授抛出的橄榄枝，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便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前往戈壁荒漠开始了研究原子弹的艰难岁月。
1951年，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收到了燕京大学西语系电，邀请他回到新中国帮助祖国的英语教学工作。他回忆道，「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这是巫宁坤翻译的一首英国诗歌，也是「九零后」们的真实写照，哪怕到了暮年，他们还在努力做一个「人杰」。
电影中，坚持翻译的许渊冲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敲击着键盘，他说，「难在自觉，贵在坚持，坚持将近一百年也是不容易的。」听着托赛利《小夜曲》的杨苡说「活着就是胜利」，「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每一天一定要做到最好。」潘际銮说，「大家看我现在干的活，我不比一个年轻人干得少。」马识途说，「我今年105岁，耳朵聋了、眼睛瞎了，但我的头脑还没有变得痴呆。」
遗憾的是，在影片创作期间，已有3位拍摄对象离开人世，观者只能通过本片「抢救式」拍摄下的珍贵绝版影像聊表敬意。
影片的最后，导演用了一段特殊的处理：老人们回忆着自己的学号。耄耋之年的他们清晰而坚定地说出着那一串串数字——「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我的学号是联580，我还记得」、「T3404，四年都是用这个学号」、「25829」、「33201」……
短短几个数字，是他们一生华彩篇章的开始，是把青春当作青春的全新意志。
于后辈，则如徐蓓导演所言，「其实很多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在某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有非常不堪的经历。但是你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一颗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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