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潍娜：阿塞拜疆的巨型婚礼｜天涯·新刊
天有际，思无涯。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所谓宏观格局的偏见，比如认为所谓的国际视野，就是将注视的目光定格在西方大国。青年学者戴潍娜笔触中的“国际视野”，则延伸到偏见的另一面，她敏锐地关注到中亚小国阿塞拜疆的女性议题。在一场“巨型婚礼”的台前幕后，她以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记录下“女性的花絮”，而这些花絮正随着观念觉醒，逐渐成为当下和将来的主要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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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的巨型婚礼
戴潍娜
第一个摘掉了面纱的女人，终日站在中心广场上。阿普歇伦半岛全年强风肆虐，她甩掉的面纱一动未动，凝固在挣脱的瞬间，仿佛女人们激情反抗的凝结。
历史被赋予了一具繁茂又荒凉的身体。这尊始建于1951年的雕像，曾是雪白石膏质地，作为穆斯林世界里第一座摘去头巾的女人塑像——她飞快地迎来被损毁的命运。来自外高加索的风和伊朗的风，朝着不同的方向撕扯她的衣裳，直至1957年，她周身浇铸铜水，变成了现在衣袂飞舞的模样，而她身后便是戴头巾的伊朗人开的银行。天气好时，妮诺从旧宅窗口远眺就能看见她。捧一杯咖啡，她们可以两两对视良久。这座阿塞拜疆的自由女神，登上高高的基石，犹如一则诗体宣言，她代表了重生的诗人、劳动者、解放者。可惜，前苏联解体后没几年，妮诺母亲留给她的那所市中心的房子便贱卖掉了。
“萨拉姆（阿塞拜疆语中的“你好”）！”妮诺张大笑容，远远地迎过来。
阔别三年，我飞来参加妮诺一直念叨的、人一辈子必须见识一次的阿塞拜疆婚礼。新郎是她英俊的儿子尤瑟夫。尤瑟夫跟我年纪相仿，我跟我的阿塞拜疆闺蜜差了一辈儿，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在美国访学期间，毫无节制的一起通宵追剧。有一回为了看莎朗·斯通，我在中国网站上下载了电影，可惜只有中文配音，妮诺在俄国网络上搜到英语原声片源，又毁在画质模糊。我们最终不得不用两台电脑同步播放，中国版的画面，配合俄国片源的原声，破解了北卡罗来纳寂寥的寒夜。妮诺早年留学莫斯科大学，我在老照片里见过她当初天使般的美貌。只不过，用她的话讲，结婚不久，那张面孔就抛弃了她。
巴库市景，途中玻璃外墙建筑为“火焰塔”，第一塔是住宅区，第二塔是用作商务中心，第三塔则是费尔蒙特酒店(Fairmont Hotel)。
钻研中世纪阿拉伯诗歌的妮诺信奉苏菲神秘主义，她真心相信古诗中的魔法，对于生活和爱人保有一层玫瑰色的滤镜，笃信爱可以将人从庸常中提拔到崇高——那也是诗人阿多尼斯终身亲近的苏菲派智慧。妮诺像一个巫女般告诉我，我一生也会拥有几张面孔，现在的这一副将跟随我最久。有时她急匆匆敲响我房门，迫切告知她忽然得到的有关未来的讯息。这种秘密能力在她母亲去世之后开始显现。妮诺的母亲曾是前苏联占领时期功勋卓著的女将军，她的青铜塑像至今矗立在巴库的一个广场上。母亲去世后，有段时间妮诺反复梦见母亲痛苦的模样，她告诉女儿自己得了严重的耳疾。古怪的托梦持续了一周，妮诺决定去母亲雕像前问个究竟。她爬上高高的基石，发现雕像的耳朵里有小鸟做了一只鸟巢。妮诺把鸟窝捣毁后，母亲就再也没来诉过苦。现在，她要去母亲雕像前汇报儿子的婚讯。
妮诺曾给我讲，《布哈里圣训实录》明令严禁一切人形和动物的画像、雕塑，人们相信它们会索要灵魂，而灵魂又是艺术家无法给予的……一切都只为了专一的神。不过，在如今富庶的巴库，神可说是相当拥挤了，他们像一堆谙熟办公室政治，又同时保持友好礼节的同事，分头打理着各自的社群。巴库市里随处可见上进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分享着黄金地段的社区，戴头巾的腼腆姑娘和身着露脐衫的妹子，挽着修长胳膊一起上学、逛街，路过市中心的自由女神雕塑，再去喝上一杯卡布奇诺。手磨咖啡和东方香料混杂的空气中，却依旧飘荡着单恋般的感伤，似乎此刻的生活不值一提。
不远处，里海上吹来的湖风夹杂着石油的味道，挑逗着这里的人们去追寻另一些，或许称得上是真正的、纵情的生活。石油、美酒、美女，和成为一个欧洲人的强烈愿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处在欧洲和西亚的十字路口，徘徊于禁忌之地与应许之地，这个东西方交合的混血儿身上，集合了复杂多元的女性状况。
巴库风光
趁着天气好，妮诺拖我上街，给新娘置办些喜庆礼物，顺便领我逛逛巴库的市肆。她先带我去尝了一种当地特色甜品，硬邦邦的蜜饼上缀满果仁儿，我试了一口便不敢再犯，害怕牙齿当场被蛀穿。她绕到一旁的小铺面，递进去一枚小宝石戒指，柜台里戴小圆帽的犹太人取出放大镜细察，又拎出一杆小金秤，拉扯了几句，那人便数出一叠蓝紫色钞票递出来。我才反应过来是典当铺，想要阻止，妮诺拉住我道：“这个戒指是二十八年前订婚礼上前夫送的。”
“那更了不得！”我很难过，冲当铺伙计摇手道，不卖不卖，钱我出。伙计听不懂英文，还以为要跟他讲价。妮诺温柔地劝住我：“听我说宝贝，这枚戒指，它从没给我带来过快乐。这下终于可以摆脱它带来的记忆了。拿一份痛苦的记忆，去交换明天的快乐，这是笔好买卖！”她数了数三千马纳特（约莫六千元人民币），冲我狡黠一笑：“瞧，我只是个优秀的穷鬼学者而已！”
“不，卓越而已。”我纠正她。
一直以来，我都清楚妮诺有一段为期一年的包办婚姻，那是妮诺到目前为止，也很可能是此生唯一一段婚姻。前夫不仅酗酒，还热衷酒后舞拳，彰显“男子气概”。
是的，他只不过是犯了大多数阿塞拜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面对这个婚前几乎没交谈过的前夫，妮诺婚后不久便拒绝与他讲话，可她无法拒绝孩子的到来。如今阿塞拜疆平均每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妮诺那会儿，一家五六个孩子再正常不过。她很快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并暗自决心等孩子一出生，拿到了出生证她就离婚。
难以置信，直至1994年，阿塞拜疆全境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女性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彼时，中国普及节育观念已近半个世纪。海量的流产，使得阿塞拜疆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女胎被大规模的打掉。
妮诺深知，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和她一样极端不快乐，却依旧强悍、智慧、美丽的造物。巴库这几年离婚率紧跟欧美步伐，独身女人成为一道新鲜强劲的风景，但几乎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包括妮诺。尽管她分明践行着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厄运和崎途，却对西方女权大有警惕，怀疑其中有太多面向欲望的争执，怀疑其对男人和家庭的敌意，怀疑那些有害的愤怒。可若要在马列主义、宗教和西方女权之外发明另一套女性话语，实在困难重重。改良女权主义倒显得更务实，她们借助开明神职人员的帮助和暗示，小心翼翼躲避着宗教洁癖，在教义条款中搜刮合乎女权利益的新释义。如此日拱一卒，日渐改良传统社会里一个男人的价值约等于两个女人的可怕陋见。在阿塞拜疆，多数女人还是每天练习着妥协的艺术，背弃了虚妄的光荣与耻辱，悄然滑向世俗化和实用主义。
全球化以后，世界各地富人的生活都一样，穷人的生活各有各的不同。
巴库火车站
巴库繁华街道两侧，古驰、迪奥、爱马仕一溜排开。紧邻时尚之都巴库的纳达兰，可能是阿塞拜疆最贫困的地区，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天然气和电力常年短缺，失业率一度高达百分之九十，却是表达“头巾荣誉”的头号现场。妮诺带我绕去巴库火车站后一座陈旧的赫鲁晓夫楼，在那里，我似乎见到了一个微缩版义乌。前苏联撤出后，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渐渐复苏，清真寺从十七座迅速扩张到数千座，与之相反的是拆除得所剩无几的苏式建筑。眼前这座四层小楼，填满了兜售各式婚庆用品的小摊贩。我们在一堆灰蒙蒙的红色婚鞋、礼盒、装饰花中，挑选了一套香氛蜡烛和银镜。破败巷口，竟有天籁传来，原是四个饥饿艺术家在不远处地铁口开即兴四重奏音乐会。激越的小提琴水准之高，瞬间拉跑了生活的尘屑。妮诺走过去，将剩余的零钱放进了演奏家脚边的不锈钢盆。前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迎来了毫无准备的独立，一时间物价飞涨，经济几乎崩溃。那段时间，妮诺为了生计贱卖了母亲留给她的十几颗钻石。1993年，阿利耶夫家族在阿塞拜疆重新掌权。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Heydar Aliyev Cultural Centre) 由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这座全新的文化设施包括会议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和9公顷的公园。
动荡结束，王朝开始。这些年来，妮诺每八年卖掉一个房子，独自供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留学、移民，进入世界顶尖投行。我暗暗祈祷今天当掉的这颗戒指，是她和当铺的最后一笔交易。跟上学时一样，我帮她一路提着货物。在美国访学的那一年里，我和妮诺之间有明确分工：认识的第一天，她就宣布了厨房是她的领地。她负责做饭，我负责倒垃圾、搬运行李和打蟑螂。妮诺通常清晨出发去图书馆，我要到中午才起，依她留在餐桌上的纸条索引，掀开保温锅盖，或摸到冰箱里的小菜。心情好时，她除了列菜单，还会再抄上一两句瓦吉夫（莫拉·帕纳赫·瓦吉夫，十八世纪阿塞拜疆诗坛抒情巨匠）或内扎米（十二世纪阿塞拜疆的著名诗人）的诗句，有时甚至鬼画符几笔。那些即兴潦草的小纸条，我一直舍不得丢掉，都夹进了笔记本里。我们很喜欢那幢离学校很近的漂亮的白色公寓，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电梯，提个袋子上下楼让她唉声叹气。妮诺时不时发牢骚说，阿塞拜疆的男人都会在公车上给女人让座，在街上帮助陌生女子提沉重的篮子，我们的美国男邻居显然在这些细节上缺乏风度。我笑话她思想虽独立，肌肉却不给力，同时相当乐意在逛街买菜时提供阿塞拜疆绅士服务。有一天，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伊朗女生，戴着头巾和她新烤的切糕登门拜访，我才恍然明了，完全不是肌肉的问题。这位已读到研究生的伊朗姑娘声称，她每每看到美国大街上有女孩子自己拖着大型行李，都觉得那简直是人间最可悲的画面——“西方女权主义真把女人们给害惨了！”
我几乎跟她辩起来。得知她哥哥停下工作一年时间，专程来美国给她陪读，才意识到眼前这位粗睫毛掩住乌瞳的姑娘，来自另一个我完全不了解，也无法置喙的世界。不论在伊朗，还是传统的阿塞拜疆社会，男性成员往往负有监护姐妹的职责。
从小义乌满载而归回到公寓，正赶上了妮诺的远房亲戚法拉儿和古丽阿姨前来贺喜。法拉儿一头乌发，笔直高挑，像许多早熟的少女一样，她有一种仿佛可以穿透所有事物的忧郁。这个正在备考雅思的十九岁少女，轻声轻气和我交谈练习口语。当她得知我研究女权主义时，垂下头道：“很遗憾，在阿塞拜疆可能找不到你心目中的女权主义者，她们都隐身了。”
她进一步解释道：“F打头的这些词，在这里几乎等同于恐怖、不道德。”
我们聊天时，古丽阿姨已经在帮忙收拾布置屋子，后天一早接亲的队伍将从这间房间出发，我们将一齐跳一种名叫塔拉卡玛的民族舞，将新郎送出家门。
因为语言不通，我和古丽只能微笑往来。古丽是妮诺过去的月嫂，帮忙照顾了她的双胞胎儿子，后来妮诺侄女怀孕，古丽又被介绍去了侄女家。不过这回过来纯属帮忙，她现在已在土耳其给一大户人家做保姆，薪酬翻了倍，从经济上和物理距离上，甩掉了她开卡车的酒鬼老公。法拉儿偷偷给我讲，古丽去了土耳其以后，脸上再没出现过瘀青。
2011年，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零容忍的《伊斯坦布尔公约》宣布开放签署，阿塞拜疆拒不加入这一“从妇女的血液中诞生的”公约。令人瞠目的是，土耳其不久前也反悔并高调退群。
家庭暴力把一半的公民打老实了，另一半也将对社会的愤懑宣泄了出去。“官老爷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才不想分享权力和安慰！”法拉儿从新闻报道里今年三八节的示威“丑闻”，一路聊到脸书上热衷政治讥讽的女权“快闪帮”。妮诺这时端出了我最爱的“多玛”，那是阿塞拜疆的一种传统食物，用一层清香的葡萄叶包裹而成。“多玛”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填充物”，里头塞满了碎肉、卷心菜、胡椒、茄子，倘若撒上姜黄或蘸点蜂蜜则风味更浓郁。在“多玛”的加持下，法拉儿和我讨论得愈发热烈。
“好了，姑娘们，他们口口声声说，阿塞拜疆根本不存在‘妇女问题’，都是‘男人的问题’。”妮诺摘下围裙插进来道，“真愚蠢！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摆布起桌上的调料和器皿：蜂蜜，对应西方势力；姜黄——×××激进主义；多玛，暂且扮演当局权贵。她开始在餐桌上给我们演示一出几方势力缠斗的戏码。曾经热衷于往伊拉克、阿富汗战场上撒钱，在反恐战争中向美国出借领空和机场的阿塞拜疆当局，时不时放大×××宗教狂热和“伊朗影响的温床”（狂撒姜黄粉！）目的就是为了触发其对现代国家的威胁，如此一来就可以把自己堂而皇之拱上反恐第一线，以彰显自己对西方的价值认同。妮诺说着撂下蜂蜜罐，这样对于欧美来说，他们就是抵御威胁的唯一可靠马仔。
“你说的都对，不过有一点不准确。”我剥开芬芳的浅绿色多玛，一口吞掉一个，“权贵们可不是多玛，你们才是。”
法拉儿嬉笑着，泡上一壶我从中国带来的普洱：“那么请问，普洱演谁呢？”
“要不让它当回女权主义者怎么样？各方都吃撑了，就轮到它了！”
不必去怀疑“阿塞拜疆是否存在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在这个外在开明、内在压抑的社会，女性解放从来不等同于女性欲望解放，也不仅仅是女性权利争取，它更像一种平衡术，一个政治和心理杠杆，一门复杂势力中的妥协的艺术。
再见到法拉儿，是在婚礼前夜的“汉娜派对”。疾风像一只鹰盘旋在古城墙上空，从石缝里渗出幽鸣。亲家双方的单身女眷这一晚都穿上最隆重的裙子和细高跟的舞鞋，吱呀一声推开中世纪古堡沉重的铆钉木门，进入属于女孩子们的最后一夜。
古老的仪式正在上演。法师模样的老者口诵经文，帮助新娘和女眷们躲避“邪恶之眼”。羞涩的灯光和柔软的音乐声中，女孩们冥想，抚摸自己的内心，如同美丽的鸟儿梳理着它们光洁的羽毛。驱邪结束，音乐开始活泼，灯光媚眼闪烁，女孩们变得很吵，这时大概没人能不注意到一群孜孜不倦地摆拍的伴娘。我原以为法拉儿已是巴库明珠，直到这一刻遭遇这群耀目的女郎，无异于目睹世界小姐选美现场。一个个占尽西方立体轮廓和东方风神情韵的丽人，无论是举手投足间的千金做派，还是一口流利的伦敦腔，都让人很难揣测她们的复杂血统和文化背景。我惊叹道：“你们完全是欧洲女孩！”领头的瑟琳大方承认，自己确实很“像”欧洲人。“但是……”她眨眼道，“‘成为’欧洲人是我们下一个目标！”音乐轰鸣，所有人开怀地跳起一种起源于游牧突厥的名叫“yalli”的集体舞，又不知不觉转向了夜店风，女郎们兴致高昂。妮诺说得没错，这的确是一桩悬殊的联姻，她曾为此担心。新娘有阿塞拜疆天然气财阀里大权在握的父亲，伴娘们都是她同阶层的闺蜜，她们从小被送去伦敦读书看展，品味超凡，常年血拼哈洛德百货，不会错过欧美流行的任何动向，时时在社交平台上被捧为异域美女。她们是一群奋斗中的名媛，目标是伦敦、纽约和巴黎。很难想象，眼前这群女郎从发色到面庞到做派，都跟妮诺家女眷大相径庭，可她们居然属于同一国度。大街上没谁会被轻易认作“异乡人”，又或者，所有人都揣着一份乡愁，各自在伊斯兰传统、苏俄遗产、欧美风潮中寻找归属。这个1991年才独立的国家，历史上曾被波斯帝国、土耳其、伊朗、英国、苏俄等占领瓜分，因而人种结构相当复杂。这片土地也像是被多番蹂躏到没脾气的女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般单恋上某一强权，并渐渐学会在屈辱中做买卖。
新的精英集团由此产生。法拉儿边跳舞，边给我普及了几大财团八卦，我惊叹这些都是绝妙的写作素材！金发瑟琳摇曳着红酒杯拥过来，法拉儿僵硬地配合，她扭起腰来青涩得要命。她和瑟琳的美，绝无雷同。
“全是美女！”我亢奋道。
“傻瓜，男孩们都在另一个局上疯玩呢！”
我当然知道，尤瑟夫他们此刻正在另一座古堡里痛饮、狂欢，祭奠黄金单身汉时代的落幕。瑟琳将她裸露的玉臂送到我眼前，上面蜷伏着青黑色图腾。“不是文身。两周就能洗掉。”她对着我耳朵喊，“你要不也试一下？画师创作时会完全遵循她对你的个人直觉！”越过人群，瑟琳怂恿着将我推到海娜花画师跟前。很快，我左手腕上多出来一朵黑色莲花。
法拉儿这时跑过来，忽而很严肃道：“我刚说的那些八卦内容，别写！”
隔了十分钟，她又跑来说：“昨天下午谈的有些也别写！”说完，她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幸好你是个诗人，不是一个记者。”我愣住，毕竟我只是用中文写作，还传不到遥远的阿塞拜疆，但我完全理解她的过度紧张，这篇文章整个略去了那些精彩桥段，并隐去了所有人的真名。经历过不容许私人悲伤，不可以有阴影的时代，恐惧就像一条染色体般在民族基因里种下，即便我们此刻跳舞，即便还将纵情跳舞到午夜……有些阴影和隐情，丝毫不会改变。接下来一个白天的记忆，似乎也都是在跳舞，跳着舞进门，跳着舞迎亲，跳着舞合影。
我终于见识了妮诺口中“人一辈子必须见识一次”的阿塞拜疆巨型婚礼。
女方豪迈地邀请了几十位海外同学，包下国际航班和五星级酒店。妮诺这边就只有我一个。她坚决要求我穿金戴银，撑起场面。出门前，她抱出了自己的首饰盒，但凡能挂上我耳朵、脖子、手腕的细软，统统安排上。我服气道，真就差给我打个金舌环了。妮诺坚信，纯金可以招来好运。十八个国家的同学从世界各地飞来，连同上百名亲眷，不分昼夜跳舞、吃饭、喝酒，再接再厉，喝酒、吃饭、跳舞，这便是阿塞拜疆婚礼的全部。
阿塞拜疆美食
此地美食堪称东欧和西亚的集大成者。能容纳二十人的巨型圆桌上堆满了食物、鲜花和藤类植物，食物挨着食物，盘子上垫着盘子，我几乎找不到空隙放下手中的酒杯。侍应生还不断添加新鲜的山羊奶酪、蜂蜜、干果、亮晶晶的鱼子酱，满桌像流淌着奶和蜜的丰饶之巢。紧接着，热菜一道道上来，迅速换了一桌子山菌野菇，淋上黄油，像大大小小的钱币摞遍一桌，随后登场的鱼虾蟹，竭力保持着海洋馆里活生生的形象，鲟鱼瞪着大眼，肚中塞进了肉桂、百里香、薄荷、姜黄，蘸上名为纳沙热巴的酸挞石榴汁。我吃到这里已目瞪口呆，捧着肚子跟法拉儿惊叹道，你们阿塞拜疆人还真是不知节俭，就这么往桌上撒钱。以瑟琳为首的“欧洲女孩后备军”伴娘团热力四射跳进舞池，贡献了一段超A的女团舞。音乐轰鸣中，法拉儿凑到我耳边道：“她人生的所有功课都是如何离开阿塞拜疆！”
烤鸡这时上来了，连同不知名的珍禽，天上飞的都齐齐飞到了这几十桌婚席上。山鸡张着小嘴，像邪恶的小神，鸡肚子里同样被填满了山核桃、炸洋葱、干李子。新娘和新郎表演了一出唱跳兼备的情景小剧，我猜他们一定苦练了很久。口哨雷动过后，婚宴正式进入到硬菜阶段，先是一轮烤串，各种牛筋、牛背、牛丸前赴后继，把牛全身吃一遍，再换羊登场，羊头、羊脸、羊肚，再换一桌鹿肉，配着扎啤、红酒、白干、威士忌。客人们这时已撑不住矜持，他们痛饮、放声大笑，桌子中央娇羞的花骨朵都滚进了油渍渍的盘中。从傍晚六点钟持续到下半夜，时间才刚刚开始。没有人再刻苦维系肢体和神经的腼腆。身旁肘边，贪妇痴汉捧着肚子涌入舞池；餐盘迎撤，客人们一拨拨起身狂舞又汗渍淋漓的回到桌前，把头闷进热腾腾的餐盘。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狂欢。隔桌的两百斤的胖子踩着鼓点，一次次把自己重磅的身体摔向地板，他简直是在杀自己，没办法，他太快乐了。新娘新郎这会儿也灌了太多迷魂汤，放肆起来，全然忘了他们为婚礼高价聘请的舞蹈教练和精心练习的舞步。阿塞拜疆的婚礼现场一定是全世界最吵闹的地方，连上帝都要塞上耳机，对他们不闻不问了，就让他们快活去吧。我算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不远万里不辞劳苦地赶来，妮诺说得没错，人一辈子一定要见识一次阿塞拜疆的巨型婚礼。
半醉的男男女女大汗淋漓的从舞池归来，一头栽进了一口口汤锅，山珍野味连同酸奶一齐炖煮的绿色或粉色的汤，带着麻药的功力，空气中散发着浓醇的享乐气息，杂着体味，给筋疲力尽的疯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每个人都疲惫全消、魅力四射，一直吃喝一直跳舞，仿佛可以快乐到地球毁灭、心脏骤停的那一刻。
压抑与狂欢的配比，恰如背叛与希望的周期，维系着这个奇特的国度。
妮诺受不了吵闹已经提前回家，临走时叮嘱我不醉不许归。起码有十分之九的人留了下来，法拉儿教我拿刀叉戳破当地一种比脑袋还大的面包，米粒和奶油咕噜噜全冒了出来，她一面大笑一面帮我拍摄并上传了脸书，而我已迅速沦陷在下一道藏红花手抓饭里。小山丘般的蛋糕被推上来，几个伦敦投行的小伙儿一屁股坐进了蛋糕里，像在阳光沙滩上把自己埋进了白沙，全然顾不得高级定制的西装。人们舔着手指上、胳臂上蹭满的奶油，此刻每个人都是甜蜜的新娘，贪婪的新郎。
甜点好像让我恢复了知觉。九个小时下来，每个人都吃掉了一圈动物，一园子植物，外加一车的奶和酒。现在，硕大的土耳其奥斯曼风格瓷器大碗里填满了各种风味的冰淇淋，人们用大勺舀进嘴里，为疲惫至极的胃和肌肉镇痛。一派狼藉中，土耳其瓷盘中央影影绰绰地现出了乾隆青花……
音乐一刻不停，从特色民谣到爵士到交响再到摇滚电音，零点过后，高潮才刚刚来临，彩纸礼花喷得没皮没脸，上百号宾客手拉手串成长龙，把新娘新郎堵在中心，形成一座小小的解放之岛。人们海浪般载歌载舞，好似所有人永远也不分离……直至晨光熹微，各自归家散去，那些彩带还固执地粘在头发上。太多的真诚和热烈，让散场比狂欢显得更荒谬，更不可置信。
一场婚宴下来，大概率头痛三天。
“你怎么可以还这么清醒！”妮诺大半夜给我开门时，简直感觉我不可救药。她期待中的故事没有发生。
“我大概也就是灌了二十杯橙汁吧！”
她皱着眉头讪笑，然后邀我陪她再喝一杯真正的威士忌。“你知道，在阿塞拜疆有一个著名段子——半数婚宴的压轴大戏都是报警或送医。要么酒后滋事，要么从餐桌上直接进医院。”我们大笑，我当下决心回北京就开始辟谷。我们象征性地喝了一杯，心知从明天起，时间又会转回原先的速率。压抑烦恼的生活将再次归位，但无论如何，这一夜的狂欢，少说可以维持半年的身心健康。妮诺收拾起酒杯，背过身忽而念起阿拉伯中世纪抒情诗人的句子：“罪恶和黑暗并非永久，可善良呢，唉，也如白驹过隙。”
阿塞拜疆国家地毯博物馆中的展品
最后一天，我抱着新购的花样繁复的地毯去管理局盖章，阿塞拜疆这几年开始严格限制手工地毯出口，想要将这些姑娘们花费青春织就的“尤物”带出国门，得先拿到“地毯签证”许可。车子经过里海畔，水下新修的石油管道错综连接着新的世界秩序。阿塞拜疆人相信，只要头顶上有星空，脚底下就有石油。栈道旁立着巨大的棋局，几个下棋的男人围着半人高的石头棋子，在刻于地面的棋盘上焦躁地走来走去，好像随时要推倒棋局，吃下所有的筹码。这个时尚的“东方小迪拜”，像妖艳的人首蛇身的海妖，她早已不满足于做西方的石油“血库”，而希望成为“文明世界”的棋手。然而，总有另一部分身体，闪烁着蛇鳞，不可遏制地承受古老的诱惑，用极具杀伤力的方式，抗拒着成为现代社会的渴求。频繁的抗议和擦枪走火，提醒着阿塞拜疆人，他们贩卖的多元主义，也许只不过是疲乏过后的休战期。不安的天空下有一个声音，始终召唤着伺机而动的不祥幽灵。
我离开后不久，阿塞拜疆边境爆发了对亚美尼亚的战争。我急急给妮诺打去电话，她倒很淡定，仍在拆解古早的诗歌咒符，晚上还继续吃喝跳舞。遥远的“火的国度”，再次陷入战火和迷狂，也定将在交锋中捕捉到新的惊险平衡，在赤焰中再度免疫。
戴潍娜，诗人、青年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