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的”是现代汉语中最高频的词，说话就要用到，好像稀松平常。但是，从跨语言视角来看，“的”字结构却非常独特。

汉语一个“的”字定语的功能，在其他语言中通常分别由领属语、关系小句、同位语小句、定语小句，甚至形容词来表达。汉语“的”字定语在中心语前，可是在绝大多数动词位于宾语之前的语言中，定语都在中心语后。更何况，“的”可以用在从词到短语，再到句子、篇章的各个层次上，勾连了汉语的组词和造句。

这样的特点，使得对“的”和“的”字结构的句法语义性质的探索，有可能深入汉语语法体系的核心，能够揭示汉语语法体系真正的特点。

印欧语眼光中的“的”。从明清欧洲传教士编写汉语语法书，到《马氏文通》全面引进“泰西葛朗玛”，在建立汉语语法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印欧语眼光，习惯于把固有的印欧语言研究的术语体系，转手套用到汉语现象之上。

印欧语眼光最直接的表现，是贴标签。看到汉语里有“我的（书）”，就给“的”贴上领格标记的标签；看到“好的（书）”，又给贴上一个形容词词尾标签。而印欧语眼光最根本的症结，是动词中心说，认为汉语的句子结构，同样也是以动词为核心、以论元结构为主干，并且在此基础上，汉语也有一套围绕动词产生的高度语法化的语法范畴。所以，有人给“我昨天到的北京”中的“的”又贴上一个时体标记的标签。真可谓：“印欧眼光何时了，标签知多少？”

以往关于“的”的句法语义研究留下了很多疑案，一大原因就是受限于印欧语眼光。因而，“的”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破除印欧语眼光的主战场。

“形容词词尾”。有一个现在早已被抛弃的观点，把“好的”“好看的”“要紧的”中的“的”视为“形容词词尾”。代表学者是法国汉学家戴遂良。他们甚至根据印欧语中“的”的对应说法区分出十余种不同的“的”。然而这正是印欧语眼光的结果。从母语者最朴素的语感出发，这些显然都是同一个“的”。高名凯很早就指出，这是“用西洋的语法来解释中国的语法”，是“以外国文翻译时所用的外国语法范畴来说明中国语法”，“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明知道各语言的语法是不同的”。

新中国成立前，还有很多人试图在文字上区分“的”是形容词词尾，而“底”是领格词尾。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却常常是一笔糊涂账。这不是因为没有用对，而是因为无法分清。而且，把“底”仅用于领格意义也不符合历史语料的情况。最终，几十年的失败实践说明，在汉语中所谓形容词词尾和领格词尾是分不清的。在汉语母语者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区分这两个范畴。试图“有意的学习西洋语法”以“增加汉语的科学性”，反而给汉语使用造成了麻烦。为了比附西洋语法而臆造出汉语中并不存在的范畴，这才是真正的不科学。

有了这段历史的教训，我们更应该警惕印欧语眼光带来的羁绊。

“关系小句标记”。这是一个历史同样悠久的标签。印欧语以动词为中心造句，‘I wrote the book.’（我写了书）可以使用一个关系代词that，转变成后置关系小句修饰的名词短语‘the book that I wrote’（我写的书）。这个过程，叫作关系化。乍看起来，“的”倒好像是大致对应着that，就被贴上了关系小句标记的标签。但是，以英语为标准衡量汉语，这正是典型的印欧语眼光。

正视汉语的同类现象，可以发现，“的”的使用范围远大于关系从句。很多动词短语构成的“的”字定语，没法儿关系化回去，找不到对应的句子。比如，“蚊子叮的包”不能变换成“蚊子叮包”。因为“蚊子叮的”对象是“胳膊”，我们只能说“蚊子叮胳膊”；而“包”是“叮”后产生的结果，并没有“蚊子叮包”这回事儿。再比如，“两个人合住一块儿的客房”“灯光开得最亮的演员”“停车方便的超市”“叶子有毒的草”“集体去旅游的计划”，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都难以做出关系化分析。然而，汉语母语者丝毫不会觉得，这其中的“的”有什么不一样，理所当然把它们归入同一个范畴。而且，如果还是以动词为中心造句的话，上面这些例子可以有多种类型的变换式，按照印欧语眼光，又得分别贴上多种标签。汉语难道那么繁杂吗？显然不是。繁杂的是印欧语眼光，而不是汉语。立足汉语看汉语，以上所有例子都有同一个简单的变换式，“是”字判断句：书是我写的，包是蚊子叮的，等等。这就印证了语感，这些“的”具有“语言单位的同一性”。

关系化分析的另一个困难是，如果坚持“关系小句”说，甚至会导致汉语成为所有语言中绝无仅有的特例。语言类型学经过多次大规模的调查，得出一条跨语言的蕴涵共性：动宾词序的语言，关系小句一律位于它所修饰的中心名词之后。但是，汉语相反，“我写的书”是小句在中心名词前。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的”并非“关系小句标记”，那么汉语也就不是特例了。

以上说明，无论是立足汉语看汉语，还是把汉语放在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做一视同仁的类型学考察，都是破除印欧语眼光的究竟法门。

“时体标记”。“的”还可以用在句子层面。“我昨天到的（北京）”中的“的”，也是印欧语眼光的受害者。看到“的”黏附在动词“到”后的人把它当成动词词尾，看到“昨天”的人把它当成过去时助词，总之，差不多相当于英语动词后的‘-ed’。也有人看到了这个“的”和‘-ed’的不同，发现用过去时来概括它的语法意义并不准确，于是又比附上了英语的‘have done’，称之为完成体标记。还有合二为一，称之为“时体标记”的。这些观点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不过是盲人摸象、按图索骥的印欧语眼光而已。

驳斥这一类观点最有力的工具，还是“语言单位的同一性”。试看，“他是会对你好一辈子的”中有“会”，“我早晚是要找他算账的”中有“要”，都指向将来，而不是过去。所以，如果不能证明这些句子里的“的”和所谓“时体标记”的“的”有根本差异，那么，“时体标记”说就自然无效。

这个“的”不可能分析为时体标记，这是有着深刻的话语动因的。还是立足汉语看汉语，“我昨天到的（北京）”同样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变换式，“是”字判断句：“我是昨天到的（北京）”。“的”在这儿的作用是要确认一种活动，而不是报道一个事件，那么当然，这样的句子里就不需要报道事件所使用的时体手段。这个论断还有一个形式依据，这些句子的否定形式只能用非事件的否定词“不（是）”，而不能用事件性的否定词“没”：我不是昨天到的（北京）。

除了以上这些，印欧语眼光给“的”的句法语义研究还带来“准定语”“向心结构难题”等麻烦，限于篇幅，不再详述。总的来说，都是“主题先行”，觉得印欧语中有个什么东西，汉语也就该有个对应物，然后就拿着放大镜找，非得比附出个什么来不罢休。

提高指别度。前文先澄清“关系小句标记”，再证伪“时体标记”，方法上都使用了“是”字判断句的变换式。这恰恰说明了“的”和“是”背后的关联之深。根本上讲，汉语造句不是以动词的论元结构为中心，而是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主观判断为基干。因为是主观判断，所以汉语句子无论主语谓语都具有指称性，用“是”；因为着眼于对方，所以时时需要调动对方的注意力，用“的”。“的”的本质，正在于此。

无论“我的书”“好的书”“昨天买的书”“书昨天买的”，其中的“的”都具有“语言单位的同一性”；其前所附单位，都具有名词性。这是朱德熙先生早就论证了的。可是，朱先生的遗憾在于，他最后的手稿在“关于同位性偏正结构”这部分付诸阙如。沿着朱先生的道路往前走，可以发现，承认这些“的”都是名词性后附成分，除了“名词化标记”这个来自于印欧语的选项外，还有另一条通途——提高它前面所附着的语言单位的指别度。

提高指别度，并不等于名词化。“的”并没有改变此前词汇的词性，只不过“X的”整体上在认知语用层面聚焦了注意力，使之具有充当参照体或者用于判断句的能力。提高指别度，可以是对于没有指别度的词而言，比如“好好*（的）书”；也可以是对于较低指别度的词而言，比如“纸的书”；也可以是针对词汇意义中本来指别度就较高的词，比如“我的书”。跳出印欧语眼光的藩篱，可以获得概括度更高的结论。

建设平视世界的中国语言学。破除印欧语眼光，并不是排斥西方语言学理论，而是只有在坚持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应用各种语言学理论，才能讲好语言学的中国故事。

“的”的研究史告诉我们，印欧语眼光的破除终将带来语法理论的更新。朱德熙先生正视汉语自身特点，才能够恰当运用西来的结构主义方法，建立自指和转指、同位性偏正结构等根植于汉语的独特的语法理论。沈家煊先生在引入认知语言学等理论方法的同时，也是坚持摆脱印欧语眼光的束缚，才能质疑“名词化”的观点，建立了汉语词类名动包含学说，为发现“的”的真面目提供根本的理论依据。

在“的”和“的”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中大力破除印欧语眼光，根本目的是要抛弃一种僵化的研究倾向，即以在其他语言的研究中建立的语法概念体系为唯一标准；相反，我们提倡要在尊重汉语事实、探究汉语本来面目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真正属于汉语自己的术语体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有如此，才能建设平视世界的中国语言学，才能为世界语言学奉献出汉语独到的发现。

（作者系国家社科后期资助基金项目“‘的’的性质与功能”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