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何为致良知，如何致良知

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思想，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阳明心学的学术宗旨，王阳明自认良知学说出自百死千难，是学问头脑，故而对此极为珍视。王阳明晚年在起征思田的军事旅程中，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时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此外，他还在诗中感慨道：“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从中可见良知学说在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地位。

何为“致良知”

“良知”一词始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将良知一词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本体层面上赋予了其多重的蕴涵，在阳明哲学体系里，良知的本体义表现为存在的根据，德性的本原，先天理性原则等多方面的统一。“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重点，“致良知”是他思想成熟后所大力提倡的工夫，这从明代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深入了解王阳明致良知的原本思想，我们有必要对致良知的基本涵义进行深度剖析。

王阳明是以至、极、尽之义来解释“致”字，也就是说，“致良知”就是扩充推行自己先天禀赋的、发见于日用之中的良知，使良知全体充拓得尽，得以充塞流行，“必致其知如何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因此，致良知的基本意义就是拓展自己的良知，将自己的良知扩充到底，把良知推广到日用生活当中去。这是致良知的至极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尽性，在《大学》里叫做致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的至极义就是从良知本体向良知发用的展开。

那么“良知”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所谓“良”，朱熹将“良”解释为“本然之善也”，也即是先天本然的东西。所谓“知”，王阳明解释为“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因此，王阳明“良知”的真正意思也就是他在天泉桥对弟子钱德洪和王汝中所说的“知善知恶是良知”。

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良知的基本含义，但是良知与致知有区别吗? 在王阳明先生看来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并且进一步举《大学》中例子来说明，他说：“‘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王阳明教导学生的最简易直接的方法。“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首先是一个扩充、恢复的过程。良知是不虑不知、不学而能的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凡人和圣人都一样，都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恻隐之心，但是有了善端，不一定能成为圣人。因为虽然人天生皆有良知，“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然而对一般人来说，不可能没有私欲迷惑，所以必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战胜私欲恢复天理。这样，人心的良知就再也无障碍，就能够充分显示，这就是致其知。

如果一念发动在好善上，就实实在在去好善；一念发动在憎恶恶上，就实实在在去憎恶恶。如果知道善，却不依循这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却不依循这个良知不去做，那么这个良知就是被蒙蔽了，这就不能致知。个体的良知既然不能扩充到底，即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去喜好，即使知道憎恶恶，也不能切实去憎恶，又怎么能使意诚呢? 所以致知是意诚的根本。又据孙应奎记载，王阳明在谈到《大学》的格物致知时说：“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之，斯实致之矣” 。这里可以看到“致良知”之“致”的第一层含义：到良知本身之中去，也就是说到事情本身之中去。

王阳明本身已将致良知阐释得极为清楚，同时为了避免误解，更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以进一步诠释致良知。这也就是致良知的第二层含义。“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王阳明举例加以说明，“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总之，王阳明是要人们时刻省察内心，不仅在行为已经发生时而且要在发生前就做好了内心的清理，将意念和行为都归于天理，使行为朝着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实际上是一种返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论，主张存心养性，追求一种当下自知自觉的良好状态。强调人们每时每刻都要做反省的工夫，惟有如此，才能达到圣人境界。

如何“致良知”

明白了致良知的基本涵义，接下来就必须明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致良知。王阳明是个具有理论修养又有教学实践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不把自己限制在仕途之路上，而是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活动。王阳明倡导在实践中，内以完成儒家要求的人格修养，外以建立经世济民的功业。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可以说是实践的良知学。

01

立志

要立志，即要心中常存天理。王阳明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他说：“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 。立志就如同树的种子，只管培养下去，自然会日夜滋长，生机日益完备，枝叶日益茂盛。树刚长出来时，就有繁枝，必须剪掉，然后树干才能长大。但是立志贵专一。所谓专一用王阳明的话说也就是主一，但如何才能主一呢? 梁日孚为此专门请教于王阳明。王阳明答道：“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 。

立志不是空言，而是立心，立心也不是悬空有一个想法，而是着于事务，即心事相合，即心之所之，专注于某一事物而不分心旁骛，儒家之立志当是在事事务务上专注于效仿圣贤，所谓“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其实也就是要有一个专心向学的心，有这个心立志就是主一，犹疑彷徨，反复不定或若即若离都是不能立志或志之不坚的表现，立志坚定就能一心而入，不再动摇倾斜。

在王阳明的修养工夫中，立志是他反复讨论的第一环节 ，王阳明从早年至晚岁反复教导学者的就是为学必须首先立志，这是为学的前提，因为这涉及到你要学什么的问题，立志又是为学的功夫，立志并守志就是修身之道，因为所谓的志，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人的灵明觉知，能开发它、持守它当然就是为学了，良知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它就是第一良知。

02

静坐省察

宋明儒者特别重视静坐功夫，静坐也是王阳明教导学生时的入手处，并且曾作为一项重要修养功夫让其弟子们普遍实践。这至少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初学者在朱子学的影响下，往往外求于物而寻理，常务训诂记诵之学，故通过教其静坐以减少朱子学的负面影响；二是初学者往往拘泥于个人名利得失，不专注于修养心性之学，教之静坐以实现对私欲的超越。

在《王阳明全集》中提到“静坐”这二个字大概有三十七处。最早可考的是在正德五年，这也和王阳明早年对佛道的深入研究有关。王阳明甚至让学生看佛教和道教典籍，与儒学相互参详。静坐是古人对宇宙和人生进行体悟所采取的方式，在先秦即有之。如颜回之“坐忘”，道家之“冥冥渺渺”，乃至后来佛教禅定。这种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深入到人的无意识之中的思维训练，产生一种特殊的与宇宙合一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使人体认自己的内心成为可能，因而有助于人们对于内心深处的体察和对道德的更深的理解。

王阳明提倡的静坐并不是一无所知，如佛道两家一心要去掉外面的影响，静坐能收一时之功，如果误而入于枯寂或流入玄妙中者，则不能致良知。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王阳明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静坐时必须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的功夫就是没有间断的时刻，如同除盗贼，要有彻底杜绝的决心。“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省察就是不管有事无事，都要自觉地自我反思、内省。省察的反思可以使自己始终处于先天道德法则的监督之下，通过道德自律使自己的意志、语言和行为与先天至善的良知始终保持一致。王阳明说：“良知愈思索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 。

03

事上磨练

实现致良知，还要有明的工夫，即要事上磨练。他认为良知天理如明镜，其本体全体是晶莹透彻的，但由于个体昏迷而没发现，因此必须时时勤拂拭。在致知过程中，他强调的是在事上磨练。所谓事上磨练，是指在道德实践中用功，也指在闲暇无事时的内心反思。一方面，他认为道德法则并不存在于道德行为所指的对象上，先验至善的本心本体才是道德法则的根源和基础。另一方面，王阳明主张打破“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强调“事”是“良知”自然发露的场所、载体，是体现其良知功夫用力所在。这里所说的“事”是多层面和随时随地的。除读书、习字外，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行为举止、事亲敬长的洒扫应对、事君教民的政治活动、修身养性的闲适活动、爱怜生物等不同层面，而贯穿其中的是良知发用下的道德实践。

“人须在事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王阳明反对终日只是光说不做，倡导应当在具体的问题上去发现天理。“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只有在事上磨练，不断克己，才能在任何时候都气定神闲，不乱方寸，稳步前进，方能到达天理。

例如，王阳明在回答一长期听其讲学的下属官员说他每天都要处理文件，没有时间做学问时说道：你既然要断案，就从断案的事上学习，如此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处理文件与诉讼，全是切实的学问，如果丢开事物去学，反而是不着边际。良知的实践性取向，为各项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此也无怪乎讲求内圣功夫的王阳明，在外王层面如此虔诚地推进，只是建功立业不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成了实现个人德性实践的场域。由此可知，注重在时时事事上去致良知，也是阳明心学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