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懂《诗经》真的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在《论语·季氏》中，记载了一个被称为“过庭语”的故事，也称“庭训”：
说有一天，孔子在庭院里小立，他的儿子孔鲤见状，迈着小碎步快速地穿庭而过。孔子叫住他，问道：“学《诗》了没有？”孔鲤恭敬地回答：“还未学。”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于是，孔鲤退而学《诗》。
同样的场景在不久之后再次上演，但这一次孔子改问其是否学《礼》？孔鲤回答未学，孔子又说：“不学《礼》，无以立。”于是孔鲤便退而学《礼》。
儒家将“礼”作为立身的根本不难理解，但为何孔子会认为，不学《诗》竟然有“无以言”的后果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先秦时代里《诗经》的两种社会功用了，即“赋”和“引”。
“赋诗”：礼聘会盟时，体面委婉的外交辞令
所谓“赋诗”，并不是“写诗”、“作诗”，其主要的功用在于主客双方在礼聘会盟等正式场合里，通过赋诵《诗经》中的某些诗篇，来传递自己的愿望、敬意以及回馈。
在《国语·晋语》里，就记载了晋文公重耳流亡至秦国时，用《诗》与秦穆公的一次交锋，其事迹在《左传》、《史记》中均有提及。
重耳因为晋国宗室内部的迫害，为了保命只能流亡列国寻求庇护和帮助，最终答应帮重耳执掌晋国的就是秦穆公。当然，双方谈判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这一番会晤，秦穆公最初便开设了国宴，且规格极高，待公子重耳以国君之礼。
根据礼仪规定，秦穆公一方作为主人，需要设置“傧”和“相”来接待客人重耳等一行人，前者负责迎接，后者负责礼赞。但秦国却并没有为重耳等人安排傧相人员，以至于重耳一行人到了宴会地点，却无法进入。重耳的追随者无奈之下，只能自己扮演“傧相”的角色，算是勉强做完了礼仪流程。
这样的行为可谓有“善始”却无“善终”，是作为主人的秦国失礼在先，重耳等人的举措让秦穆公大失颜面，处于“理亏”一方，自然不可能接着谈下去了。
于是第二天，秦穆公又宴请重耳等人，双方的谈话终于进入了正题。
秦穆公先是赋诵了《诗经·小雅》中的《采菽》一诗。
这首诗讲述的是诸侯朝觐周天子，周天子给予各诸侯以赏赐的事情。重耳来到秦国之后，秦穆公也赠予了其一些车马。考虑到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诸侯往往并不去周天子处，而是对一些强大的诸侯国进行朝觐。
那么秦穆公的意图就非常明显了，此时的《采菽》一诗实际上就是为宾主双方定下尊卑地位的，也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基础条件，即想要获得秦国的帮助，那么重耳执掌的晋国必须继续臣服于秦国。
重耳以及一众随臣们听懂了弦外之音，便借着诸侯应该崇敬周天子的理由，下庭拜谢。话不用说透，但却表达了臣服的姿态。
于是重耳也赋诵了一首《诗经·小雅》中的《黍苗》作为回答。
正所谓“芃芃黍苗，阴雨膏之”，重耳以这首诗歌表达他对于秦穆公出兵相助的渴望，将自己比作久旱待雨的黍苗，而秦国就是滋润、救助他的甘霖。
但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于利益，更确切地说是在于秦国帮助重耳能得到什么好处。《黍苗》只是表达了重耳一方迫切的心情及表面的立场，那么秦穆公自然还得听听实质性的好处。
于是，重耳一方表态，如果秦穆公能支持自己复国，那么就会得到两个好处：
第一，“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说穿了就是晋国不再封锁秦国东出之路，阻碍其“挟天子以令诸侯”。
第二，“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既表明臣服秦国的立场，也表露可以助其称霸天下。
秦穆公听懂了重耳等人的意思，却“谦虚”地表达出不敢居功的态度，这些都是重耳等人自己的能力，他只不过是帮了个小忙罢了。
那么，秦国以什么理由帮忙呢？秦穆公便赋诵《鸠飞》，是《小雅·小宛》的首章：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这首诗歌可以说非常应景，重耳的父亲晋献公正是秦穆公的岳父，重耳的姐姐就是秦穆公的亡妻穆姬。而《小宛》正是表达思念故去的父母，劝诫兄弟避祸的诗歌。
秦穆公为自己帮助重耳找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即重耳是自己的兄弟，为了岳父和亡妻，他也一定要帮助重耳复国。
重耳也非常识趣，立刻赋诵《河水》，也就是《诗经·小雅》中的《沔水》一诗：
“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重耳的回答也很贴切，为自己回国找到了理由，即对父母身处忧乱之中感到难过，所以要立刻回国予以援助。虽然说当时晋献公等早已逝世十余年，但此时此刻也就无关紧要了。
秦穆公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答之后，便准允了双方的合作，于是赋诵《小雅·六月》，借歌颂尹吉甫北伐玁狁一事，确定了助重耳复国的约定。
从这次交锋来说，秦穆公先后赋诵了《采菽》、《小宛》、《六月》，而重耳回答以《黍苗》、《沔水》，双方的很多诉求都是通过赋诵《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来表达的。
实际上，先秦时期的贵族群体如果对《诗》不熟悉，不能用符合双方身份和当时氛围的作品来进行交流，出现“无以言”的尴尬境地就显而易见了，严重者甚至会挑起诸侯国之间的战争。
“引诗”：为自己的论述找到依据，往往别有会心
所谓“引诗”，其用途要比“赋诗”更为广泛，主要指的是在各类言语、话术中引用《诗经》里的章节、段落、诗句，来增强自己话语的感染力和可信度。
关于《诗经》中作品的来源，一般有两种较有信服力的说法，即“采诗说”和“献诗说”。
“采诗说”就是很多读者所接触到的最为广泛的说法之一，认为《诗经》里的作品，尤其是风诗，是由王朝下派的采诗人深入民间，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并呈递给统治者阅读的文本，以便于其了解治下风俗。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符合先秦时代的文化环境，秦汉两朝乐府的成立就有依循古制的意味。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诗经》中的风诗虽然在文本的表达上是经过了“采诗人”的整理，但内在的精神实质还是民歌，其所代表的依旧为当时的社会风貌。
所以，在表达自身观点的时候如果能以《诗经》中的诗歌作为理论依据，也就意味着其有了社会现实的基础，自然就增加了可信度。
但是，“采诗说”并非《诗经》来源的唯一解读，只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推断，除此之外还有“献诗说”。
所谓“献诗”，就是指周王朝要求臣下献诗的制度。这在先秦典籍中也能找到依据，比如《国语·周语》里记载：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这种制度的目的很明确，从天子的角度来说是为了解其治下的情况，从献诗者的角度来说是“讽谏”的一种途径。
那么，《诗经》里所收录的风诗作品必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以它来作为言论的依据，也就同样具有了现实基础。
至于“雅”、“颂”两个部分，皆为贵族之间的共识，自然是被众人所接纳的，以此为言论依据当然具有无可争议的说服力。
据统计，《左传》当中曾引用的《诗经》内容超过八十处，其中大部分都出自当下通行版的《诗经》，可见此种交流的方式在先秦时代是比较常见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引用的《诗经》内容，尤其是将某一首诗歌中截取出一部分来单独应用，所要表达的含义有可能与诗歌本意不同。
这种现象通常来讲属于有意为之地“断章取义”，也即所谓的“别有会心”。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话语的感染力，而不是对诗歌进行解释。
由此可见，《诗经》在社会生活里具有极为重要的“赋”和“引”的功用，无论在礼聘会盟等重要场合，还是在交流沟通的日常生活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确实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转自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