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自己”这条路上，女性忍受多少打压才能赢得尊重？

1986年4月14日下午4点，距离萨特逝世周年纪念日还有8小时，西蒙娜·德·波伏瓦去世。在她的讣告中，萨特占了绝大多数篇幅。

而六年前萨特去世时，波伏瓦要么被略去不谈，要么就是这位世人眼中伟大哲学家的附属品：“萨特的情妇”、“萨特主义的信徒”、“萨特背后的女人”。

在传记《成为波伏瓦》一书中，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的一系列发现试图打破波伏瓦上述符号化的被动角色。

亨利·柏格森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静止的物，而是一个进程，一种有活力的行动，一个充满变化的“成为”过程，至死方休。那么“成为波伏瓦”，即意味着要从她不同的生命阶段、她致力解决的哲学问题、她思想的变化来理解她，让她成为自己，而非经由外界赋予其意义。

与其说《成为波伏瓦》这本传记是为还原波伏娃的一生，不如说是为了替她正名：识破强加在她身上的偏见与不公，认清她杰出的感知力、判断力和预见能力，是如何因社会环境的压迫成了一种罪；以及从她身上，看见一个女性在成为自己的路途中，是如何层层受阻、需不懈抗争才能取得基本的尊重。

藏在光环背后的人：

是什么，让才华横溢的波伏瓦变得谦卑？

1929年初，巴黎卢森堡公园的美第奇喷泉旁，波伏瓦终于下定决心和萨特分享自己酝酿了很久的哲学灵感——多元的道德。萨特对她的这个想法嗤之以鼻。

这让波伏瓦开始怀疑自己真正的能力。彼时，21岁的波伏瓦是有史以来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最年轻的考生，是哲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日后波伏瓦始终坚称，他们两人中，萨特才是哲学家。尽管在她的一生中，她曾多次协助萨特完善他的哲学观点，修改他的新书手稿。正是这些哲学观点和书籍，最终让萨特斩获声名。

早在1927年，18岁的波伏瓦就曾在日记中将自己的存在一分为二：为自己的（从内向外对自我的审视），与为他人的（从外向内对自我的观察）。

1943年，让萨特名声大噪的《存在与虚无》中，他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分类即“自为的存在”（being for itself）与“为他的存在”（being for others）。

这或许是波伏瓦带给萨特的哲学启迪，或许只是两位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哲学家见识上的不谋而合。那些将波伏瓦视作萨特附属的人，实则忽略了波伏瓦对萨特哲学的影响与批判。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提出了“自欺”的概念（其实是波伏瓦和萨特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探讨出来的）。所谓自欺，即一个人对自身“真实处境”（facticity）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认识出现脱节时，产生的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

萨特举了侍者的例子加以说明：假如一位侍者认定自己只能做侍者，侍者这一“真实处境”决定了自己的存在，而不去自由地选择其他出路，即是一种“自欺”；而假如他完全不顾自己“真实处境”的局限，想成为一名首席执行官，那就是过度认同“超越性”，而陷入了另一种“自欺”。

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无论其境况如何，都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

对此，波伏瓦反问：“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

认清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西方的先哲们自古便在探讨生而为人的要义。而波伏瓦想问的是：身为一名女性，如果不被允许做自己，该怎么办？如果成为自己同时意味着，在本该成为的角色上变成了失败者，比如失败的女人、失败的爱人、失败的母亲，她又该怎么办？如果成为自己，就要承受外界的嘲讽、怨恨、羞辱，女性又应当认同何种真实？如何实现超越？

“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要做你自己”：

身为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波伏瓦并非是凭空提出这些问题的。

从11岁开始，家人对波伏瓦的期待便让她困惑不已。她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鼓励她阅读的父母，如今却要求她停止思考，放弃阅读，不再提问？

实际上，波伏瓦的父亲乔治一直希望女儿能通过读书和学习，培养智慧和聪敏的品质，以便日后能在社交圈中钓到金龟婿。但他并不喜欢女性成为知识分子，更遑论她们为自己争取权利。

这是一个注定要陷入两难的悖论：女性要想成功，必须接受良好教育；但同时受教育程度又不能太高，不能太有成就。简言之就是，当时的法国社会期待女性适度聪明，可以在社交场上成为男性交谈的对象和陪衬，但同时又不能太有自我意识，不能触及男性主导的社会阶层和政治权力。

从她11岁到41岁的这30年间，乃至整整一生当中，波伏瓦时常都能体会到外在的社会期待与内在的自我期待之间、男性主宰的世界和女性生存的境况之间的严重割裂。其中自有社会长久的惯习所造就的、凭个人之力无法改变的，但当这些撕裂和挣扎真真正正落在她身上，变成切身的体验，便是极为具体、现实的矛盾了。

比如同样是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在高校获得教职，对于萨特而言是理所当然的。而当波伏瓦站在教室的台阶上，“我幸福得都眩晕了”。她难掩激动地写道：“在我看来，我没有默默承受自己的命运，而是选择了我自己想走的路。在萨特看来阻碍他自由的职业，对我来说却是解放。”

要知道，就在波伏瓦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法国大学里的女性占比仅为24%，不到学校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从1946年到1949年这四年间，因为有母亲帮忙料理家务、有秘书分担杂务，萨特完成并出版了40部作品。而波伏瓦因为要帮衬家人，没有经济余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更不要说雇用私人助理了。

事实是，在1965年以前，法国已婚女性在未经丈夫许可的情况下，既没有合法工作的渠道，也无权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

即便后来波伏瓦在文学和哲学上有所成就，仍免不了因私生活而遭受人身攻击，被骂成“淫妇”，甚至被指责她的《第二性》“败坏法国男人的名誉”（加缪语）。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后，读者们坚持认为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出版商和书店不顾波伏瓦本人的反对，至今都将这本书当做自传体小说售卖。

在成为自己的路上，波伏瓦看似潇洒不羁，实则一直困难重重。而她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从她19岁的一段日记里便能粗略感受其中的痛苦：“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对我有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这样就可以了。”

“女性气质”的陷阱：

如果身为女性还不是成为女人的充分条件，女人又是什么？

在她的开创性社会学著作《第二性》中，波伏瓦提出了一个所有女性都需面对的现实挑战。她把它称之为“被分裂的主体”：女性作为爱人和作为母亲的自我，同她们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期待成为的自我之间，存在着撕裂和挣扎。

在这本书中，波伏瓦批判了女性气质的谬论，认为女性气质不是一种天性或本质，而是“由整个文明和文化用几个特定的心理标签建构出来的境况”，是男性对女性的恐惧的投射和幻想。

在男性的定义中，女性是“他者”，是“第二性”。即便她们在生理性别上已然是女性了，却仍被指责为“不够女人”、“缺乏女性气质”（类似于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没有女人味”）。女性气质的陷阱在于，它赋予女性的价值是男性凝视下的价值，是男性欲望的客体。男性在职业上的成功从来不会损害其男性气质，而女性在这件事上却面临着道德上的指责。她们为了追求个人的自我成就，就必须放弃对男性的吸引力；为了获得家庭的幸福，就必须牺牲自己“不够女人”的个性。

波伏瓦思考的是：如果身为女性还不是成为女人的充分条件，女人又是什么？

奇怪的是，整个社会蔑视女性，却尊重母亲。波伏瓦不无愤慨地写道：“整个社会不让女性参与所有的公共活动，不让她们从事男性的职业，声称女性在所有领域都没有能力，但是社会却把最复杂最重要的任务——养育人类——托付给女性，这简直是一种充满罪恶的悖论。”

人们一边歌颂母亲伟大，一边让母亲承担繁重且无偿的“隐形工作”，宣扬女人没有孩子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指责那些不够称职的母亲，连带着还要谴责她们成为女人或人的权利。

20世纪50年代，《第二性》成为少数几本女性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可以参照和求助的书籍之一。仅1969年一年，平装版《第二性》就卖出了75万册。到1970年，它在大洋彼岸的北美获得了“经典”地位。这本书出版12年后，波伏瓦仍会收到读者的感谢信，感谢她写了《第二性》，帮助女性们克服几乎压垮她们的谬论。

波伏瓦和其中一些读者保持了长达十年以上的通信。她鼓励她们“把自己作为观看的眼睛”，获得“一种主体，一种意识，一种自由”。

作家的职责：

揭示世界的可能性，呼吁读者行使为正义而努力的自由

只有理论是不够的。60岁那年，波伏瓦知道，自己想要的是能改变女性真实境遇的立法。1967年，法国已将避孕合法化，但堕胎仍是非法的。1971年，波伏瓦同意借用自己的力量，推进希望堕胎合法化的《343宣言》。次年，她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一些女人和男人的回应”的文章，为女性争取选择孕产、避孕或堕胎的自由。1975年1月，法国女性堕胎合法化。除此之外，波伏瓦还积极推进反性别歧视法律和离婚改革。

在反对者一片恶毒的攻击声浪中，波伏瓦一直没有停下脚步。她要行动，要实现身为作家的职责：“揭示世界的可能性，呼吁读者行使为正义而努力的自由。”

众所周知，波伏瓦和萨特初识时，定下了开放式关系的契约。萨特对波伏瓦说：“我们之间的是本质的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爱。”的确在两人其后的一生中，都陆续有过其他的情人，但没有一段关系，能让他们彼此体会到这种深层的、无法言传的、智识上的深厚联结。

大家津津乐道于这段非同一般的关系，却无法理解它何以能实现。

20世纪70年代，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爱上了彼此的直觉、想象力、创造力、观念，并最终有一段时间也爱上了彼此的身体……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海狸（波伏瓦的昵称）的批准，我永远不会允许我的任何作品发表，甚至公开给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