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出土玉石钺探析

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出土玉石钺探析

高青山

（山西省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山西 侯马 043000）

摘 要：陶寺文化早期的王级大墓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玉石钺，这些玉石钺类型多样，形制特征颇具特色，是史前时期十分难得的一种玉器种类。早期大墓玉石钺并不是体现墓主身份的主要标志物。陶寺早期大墓出土的玉石钺，凸显了军权与王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礼制的初步形成。陶寺把玉石钺装饰的作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陶寺文化早期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装饰的礼仪性引领了陶寺文化时期的整体特征，从而不同于红山、良渚文化等鲜明的宗教神权属性。

关键词：陶寺遗址；早期大墓；玉石器

陶寺是十分著名的中国史前时期的遗址。1978年至1985年，陶寺遗址共发掘墓葬1309座，墓葬面积大小、随葬物品多少已呈鲜明的等级分化。一般来说，墓葬面积越大，随葬品数量越多、种类越丰富，且各类随葬品常以组合形式出现，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面积较小者，宽度甚至不及墓长的1/4，仅可容身，无随葬品。据此，发掘者将陶寺文化墓葬分为六大类，又概括为大型墓、中型墓、小型墓。其中陶寺文化早期大墓，即M3002、M3015、M3016、M3072、M3073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玉石钺，是研究史前时期玉石器十分难得的资料。本文拟从出土玉石钺的形制、功用、来源等方面做一综合性探讨。

一、陶寺文化早期大墓

陶寺早期大墓与其他墓葬集中分布于陶寺遗址东南部，早期大墓墓圹一般长3米、宽2米多，存深0.7～2.1米，均叠压在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层下，因历代整修梯田、截坡取土，原来墓的深度已不可知。从已发掘的大体相同规格而等级略低的一类乙型墓M2001墓葬埋藏情况来看，墓室原应有考究的木棺和殓衾，现已不复存在。墓主尸骨及葬具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M3072、M3073、M3016内已不见葬具和墓主尸骨痕迹，无法判定墓主性别、年龄；M3002尚存死者髌骨以下部位，经测定为22～24岁的成年男性；M3015残存墓主盆骨、股骨、肋骨等部位，经测定为年龄40岁上下的中年男性。需要提及的是，五座大墓排列规整（图1），靠西北端的M3072与M3073近乎并列布置，M3015旁并列一座中型墓M3085，M3016两侧对称分布M3017、M3018，M3002两侧并列分布M3009、M3084，且五座大墓的葬式和头向同整个墓地一致，可见大墓的穴位经人为事先规划而成，墓主为当时社会的最高统治阶层。

图1 陶寺文化早期大墓分布图

关于M3015大型墓墓主身份，学者们已有所论述，多认为是“王”者。墓葬简报发表后不久，发掘者高炜等据随葬品，尤其是鼍鼓、特磬及彩绘蟠龙陶盘，结合有关文献分析认为，M3015类大墓墓主身份非同寻常，起码应是部落首领一类的人物，但同时又认为陶寺早期很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国家或国家雏形已经产生。随后，高先生撰文较明确地提出此类大墓墓主是具有“王”者地位的首领人物。严文明也认同此种看法，认为墓主身份为最初的国王。可见，M3015等早期大墓墓主为“王”者，大家多为一致意见。

早期大型墓随葬品中的玉石钺、众多的石镞、骨镞等兵器类器物很可能是墓主拥有军事权的体现。而彩绘陶器、木器、鼍鼓、特磬等礼器类很可能被用于祭祀，这又表明墓主应拥有一定的神权。墓葬本身在该家族墓地中是规格最高的，反映墓主又拥有最高的族权。所以，此类墓墓主似乎同时拥有了军权、神权和族权。而此三种权力正是王权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此类墓墓主为国王应无疑问。

需要注意的是，五座规格最高的甲种大型墓集中一区，按时序自西北向东南安排穴位，下葬先后顺序是M3072M3073M3016M3015M3002，有早晚之分，却无打破关系，并在M3015、M3016和M3002三座大墓的两侧出现了似属陪葬墓性质的中小型墓。甲种大墓区域的布局和结构，似乎有着“王者”或“王族”单独成葬区的情形，具有“早期王陵区”或“王陵区雏形”的性质。对墓葬出土遗物尤其是玉石器的分析离不开上述对墓葬所处时代社会和文化大背景的考察。

二、陶寺早期大墓出土玉石钺分析

陶寺早期大墓M3002出土玉石钺3件，M3015出土玉石钺5件，M3072出土玉石钺1件。在陶寺文化早期墓地中玉石钺较多出现在大、中型墓中。陶寺墓葬中出土的钺，除部分已残无法统计外，其他大部分有红彩、木柄使用痕迹。早期大墓出土的玉石钺多置于头端墓壁下，不同于其他墓葬多置于股骨间或两侧、胸、膝等身体部位，可看作特殊的随葬礼仪。大墓中的玉石钺较一般墓葬中同类器器形较大且规整些，尤其是软玉类玉钺制作更为精美（图2）。

此外，关于玉石钺值得注意的还有三点：第一，玉石钺随葬很可能男女有别，大中型墓男性墓葬随葬玉石钺比较常见，然而女性墓葬中却罕见随葬玉石钺，常见玉石组合头饰或骨簪等随葬。目前发掘的上千座墓葬中，随葬有玉石钺的明确为女性墓葬者却仅有三座，即M1352、M2384、M3160。从这个角度推测，早期五座大墓虽然只有M3002和M3015能够判断墓主为男性，其他三座M3072、M3073和M3016中M3073出土1件玉石钺，M3073因墓室被严重毁扰，这件玉石钺斜立于未被扰动的墓壁，应该是保留下来的1件，墓主人推测应为男性。其他两座大墓M3072与M3016同样因被严重毁墓的原因而不见玉石钺，墓主很可能也为男性。第二，大墓随葬玉石钺在数量和精美程度上普遍略高，但中型墓中也常见，并没有依据墓葬等级形成严格的规制或固定配置。出土玉石钺的88座墓葬中，除了3座大墓外，还有77座中型墓。甚至加工最为精细者并不是只出土于大墓中，中型墓如M3168等玉石钺也不乏精品。第三，墓葬随葬的玉石钺从早期到晚期在形制上有一定的变化。出土玉石钺的88座墓葬，很多墓葬因无陶器随葬，难以判断早晚期别，能够判断年代的仅有陶寺文化早晚两期的27座墓。早期的玉石钺形制类型较多，如平面正视为梯形、长方形、长条形等，尤其大墓中各类形制共存。但至陶寺文化晚期时，玉石钺的形制似乎较为统一，多见窄长条形的器类，少见早期的其他形制同类器，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流行形态和自己的特征。

三、陶寺玉石钺的社会属性

玉石钺一般被认为是军权或王权的象征物。陶寺大墓随葬一定数量的玉石钺，而且前文已言这些玉石钺相对而言制作比较精美，且大多带有彩绘木柄，基本为男性墓主所独有，显然是一种武力与军事权力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墓中玉石钺一般出现在墓主人头部左侧墓壁下，与石斧、石锛其他石器陈设位置有意区分开来，虽然同为石器一类质地，却在观念上认为功用不同。可见此类钺不同于一般的其他石器，也体现了它军权武力的社会性质。

但是，我们发现玉石钺在中型墓葬中也常见随葬，且形式多样，比较混乱。同属于陶寺文化的下靳墓地由两次发掘推测，墓地原来面积约6000平方米，墓葬总数1500座以上，也是一处较大规模的墓地。与陶寺墓地墓葬相比，下靳大型墓大致可与陶寺墓地中型墓相当，未发现类似陶寺墓地的那类大型墓葬。这表明墓葬等级也存在着地域的差别，规模小、规格低的聚落其墓葬等级和规格也较低，最高等级的大型墓仅存在于陶寺遗址，这与陶寺遗址为陶寺文化都邑的中心地位是一致的。下靳墓地也出土一定数量的玉石钺，出土玉石钺的墓葬不仅有相当于陶寺的中型墓，甚至一些规模较小的墓葬中如第一次发掘的M6和第二次发掘的M47等也出土了玉石钺。此外，至陶寺文化中期时，从M22看大墓开始崇尚玉器，多为玉钺，罕见石钺。

图2 M3002∶4

图3 M3168∶9

图4 M3153∶3

因此，陶寺文化早期大墓玉石钺似乎反映了一种相互矛盾性的社会属性，玉石钺既是军权的表征，又比较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可见，玉石钺并不是早期大墓体现墓主高等身份的主要标志物。但这并不妨碍玉石钺在陶寺文化早期被视为以军权为重要表征的王权。

此外，陶寺玉石钺多孔，在主孔之外，多见有副孔，个别者在副孔嵌补玉片或松绿石圆片以装饰者（图3），而且有些玉石钺在主副孔之外还散布一两个散孔却是创新（图4）。这些散孔很可能为系挂璎珞一类以显华丽庄重，增强仪式感，重礼仪，讲礼制。

四、陶寺早期大墓玉石钺的来源

陶寺至今并未发现制作玉器的作坊类遗迹，玉器在种类、数量、材质方面也远不及出土数量较多、大量使用软玉的石峁、良渚文化、薛家岗等遗址，玉器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用玉习俗较为单一，似乎也未形成一种明确的用玉制度。玉器就形制与工艺而言，含有较多的周边与四方其他同期或早期考古学文化因素。

陶寺玉器应划归为华西玉器系统，同属于华西玉器系统的还有石峁一类文化、齐家文化等。就陶寺文化早期而言，不排除存在华西系内部文化互动交流，只是互动中的角色和变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华西系与华东系的文化交流早已存在，两系交流明显影响到陶寺文化，不排除陶寺文化的玉器的种类、形制特征以及用玉作风是这种不同体系交流的结果。

陶寺玉石钺主孔与副孔以及其他散孔相配使用很有特点，尤其散孔多为装饰玉石钺所置。此外顶端不平，缺角与带缺口凹槽的一类玉石钺也很有特色。包括玉石钺在内的陶寺玉器并没有之前年代的明显的传统和传承。临汾下靳墓地也出土大体同类、形制相近的钺、璧、刀、环、璜、腕饰等，属于陶寺文化遗存。只是下靳墓地多单孔，少见双孔或散孔。晋南中条山南麓的清凉寺墓地也出土数量较多的大体同时期的玉器，在器类与形制上与陶寺遗址墓地出土玉石器有诸多相同之处。因此，陶寺、下靳、清凉寺地域同处晋南，玉器显然也属于同一个体系，它们之间尤其陶寺与清凉寺似乎很难判断用玉习俗或制度是否存在源流，或孰是源孰是流的关系，只能暂作一个玉器体系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清凉寺墓地出土数量不少的玉石钺在形制特征上与陶寺玉石钺有诸多相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甚至都见有缺口凹槽的特色，只是清凉寺墓地缺口凹槽者更多见盛行，不排除陶寺此类玉石钺来源于清凉寺的可能性。但二者也有一些不同特点，清凉寺玉石钺同样罕见双孔，仅见M79与M82两例，罕见长条形的石钺。更有意思的是，陶寺玉石钺主要出土于男性墓葬，而清凉寺玉石钺男女均常随葬。墓地的第二至四期测年数据在BC2300～BC1800年之间。大体与陶寺文化年代相当，第二期约与陶寺早期相当。

宋建忠先生集中论述了下靳墓地出土的玉石钺，并与海岱地区大汶口出土的玉石钺进行了型式比较，认为二者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推测下靳玉石钺可以上推到大汶口文化。栾丰实先生认为晋南地区的玉钺与海岱地区更为接近，但是否就是来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还难以断定。我们注意到，不仅海岱地区与晋南地区在玉石钺器形上比较接近，钻孔和装饰风格也有些相近，如二者玉石钺都有双孔的作风，主孔以外还见有副孔，而副孔既有与主孔上下对应规整者，也有副孔游离一侧不对应者。

总之，陶寺文化早期王级大墓出土的玉石钺形制特征颇具特色，虽然并不是体现墓主身份的主要标志物，但却凸显了军权与王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礼制的初步形成。陶寺把玉石钺装饰的作风功用发展到一定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装饰的礼仪性引领了陶寺文化时期的整体特征。此外，陶寺玉石钺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简介】高青山（1964—），男，山西侯马人，现任职于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问：文物与博物馆。

原载《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