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荣：“周氏兄弟的反目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隐痛”

薛林荣在新书《鲁迅的饭局》中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以饭局为支点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史之外，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丰满的文人形象。本文即从一顿兄弟间的晚餐说起，这竟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团圆饭？鲁迅和周作人如何交恶？兄弟失和又对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打击？（本文转载自“凤凰网读书”）

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

——周氏三兄弟最后的晚餐

文 | 薛林荣

时间：1923年5月10日

地点：北京八道湾周宅

与席：周氏三兄弟及周府家人、孙伏园

1923年5月10日，鲁迅日记云：“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

这一天不逢年不逢节，也不是纪念日，是北京八道湾周宅中一顿普通的晚饭，唯一的客人孙伏园与周氏兄弟十分熟悉，唯一的由头是周家老三周建人到北京探亲后，将返上海。其时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如果说有特殊之处的话，那就是，这顿小型家宴是周氏三弟兄“最后的晚餐”。确切地讲，是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之前，三兄弟最后一次在周宅吃团圆饭。

鲁迅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耀眼的双子星，前者以唐·吉诃德式的征战成为新文学的斗士，后者以哈姆雷特式的坚忍成为新文学的思想者。周氏兄弟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几乎可视作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左为周作人，右为鲁迅

曾几何时，他们患难与共——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曾经一起在墙角捉蟋蟀的兄弟二人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不得不去上被当时人看不起的“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同到日本留学，携手介绍欧洲文学，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共同投入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时代猎猎作响的两面旗帜。

曾几何时，他们唱和有加——“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鲁迅《别诸弟》）兄弟天各一方便酬唱以诗，挂怀不已，此情此景，用鲁迅唱和周作人诗跋中的话讲，可谓“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曾几何时，他们手足怡怡——鲁迅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兄弟见面后，常“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同时，周氏兄弟书信往返极繁，特别是1921年竟达17个来回。

曾几何时，他们形影不离——自1919年11月21日移入八道湾后，周氏兄弟常相偕出游、购书、饮茗、赴宴，即使是在失和的当月上旬，他们还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又至山本照相馆，足见情笃。

…………

但是，这两棵血脉相连、同根而生的大树在1923年7月份的某一天突然划地而治，永不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在不同的向度各自寂寞地展开，结出了两颗迥然有别的文化果实，形成了两颗“同宗而异形的文化灵魂”（李劼语）。

北京赵登禹路8号，北京第三十五中学高中部内保留的“周氏兄弟旧居”

周氏兄弟的反目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隐痛，由于鲁迅、周作人之于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它超越了周氏家族的个人恩怨纠葛，而成为现代文学自身的一次痛苦的变故。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两兄弟失和之前，感情是非常融洽的。兄弟二人经济合并，共同奉养全家。按理说这个有着天伦之乐的诗书之家将以常态的方式继续自己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命运为周氏家庭安排了一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作为八道湾的实际当家人，羽太信子是一个极度挥霍的女人，家里使唤着六七个男女仆人，看病要请日本医生，日用品也要买日货，这使得鲁迅的经济负担极重。据增田涉说，鲁迅给周作人孩子买的糖果，羽太信子都让孩子抛弃。鲁迅也对三弟周建人说过，他偶然听到羽太信子对孩子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是兄弟失和的前奏，由于它使八道湾日常生活起了变化，故“此可记也”。

在周府，分灶吃饭是大事，相当于分家。查周作人日记，却无一字记录此事，但此后的记录若有若无地透露了一点“消息”。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第424页）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算是把话说开了，全文是：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根据日记，这一天，周作人亲自手持一封外书“鲁迅先生”的信，并称“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鲁迅想问个究竟，周作人避而不见。有研究者推测，是鲁迅偷看了弟妇沐浴才导致了兄弟失和，但海婴先生对此说予以怀疑，因为据其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的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何况按日本的风俗，家庭沐浴男女并不回避。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已是文学之外的一桩无头公案了。

鲁迅、许广平与儿子周海婴

下午，北京下了一场雨，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30日，“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至8月2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

周氏兄弟之间，此后便是难堪的沉默，这一情形延续了十个月。如果说这十个月时间周府的家丑还控制在内部的话，那么，十个月之后，风暴终于爆发了。

1924年6月11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是鲁迅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周作人。从此以后，鲁迅永远离开了八道湾。有关此次兄弟间的正面交锋，鲁迅母亲曾对周建人补充说，其时，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简直难以置信。

不仅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注意到，兄弟失和事件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周作人说：“我昨日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可见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并且连给对方解释、质问的机会都没有。情绪积攒十个月后，便鬼使神差到了相骂以至殴打的境地。

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周氏兄弟都不说话。鲁迅本人生前没有就此发表一个字。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于是，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语）

无论如何，客观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幡式人物周氏兄弟彻底撕破了脸皮，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从同一个血脉原点出发的两条线，再也没能回到相同的终点。

兄弟失和后，鲁迅在精神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从此之后，那些曾表达着鲁迅生命话语的小说创作，被表达着鲁迅意志话语的杂文所取代，一个感性的鲁迅让位于另一个客观的鲁迅。从1923至1927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失和一事的苦痛和愤怒。这可以从有关材料上看出来：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

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

周作人这边又是什么情况呢？1924年7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1923年7月25日，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说：“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

但值得注意的是，互相不原谅的同时，周氏兄弟在失和后，还通过作品隐秘地表达着对胞兄胞弟的一种珍重之情。1925年10月，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罗马诗人喀都路斯悼其兄弟的一首诗，题目叫《伤逝》，并附有一幅原书插图，画着一位男子伸出右臂挥手道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译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借古罗马诗人的诗句，周作人向兄长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传递他与鲁迅兄弟间如生死情绝、永不相见、各自珍重的信息。《京报副刊》是鲁迅经常发表文章的报纸，这首诗鲁迅自然很快就看到了。20天后，鲁迅写了同名小说《伤逝》，完成后并未发表，而是收在1926年8月出版的《彷徨》集中。鲁迅回忆了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及请医生诊治的事实，并借小说中的人物把他和周作人比喻为一种生活在水边却困处在高原而飞鸣求助的小鸟：脊令。《诗经》有言：“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这个小说向周作人发出了兄长的信号，表示只要周作人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给予救助。周氏兄弟失和40多年后的1963年，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周作人旧照

鲁迅对周作人唯一不好的评价是一个字：昏。他对三弟周建人说，启孟真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作人颇昏，不知外事。更多的时候，那不能泯灭的手足之情处处让鲁迅挂念着周作人。当《语丝》在北京被查禁，北新书局被封门时，鲁迅焦急万分，在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说：“他（周作人）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鲁迅晚年为文艺斗争所苦，但当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受到攻击时，他的神志却异常清醒，甚至异常灵敏，一旦事涉胞弟，鲁迅就挺身而出——其时，也独有鲁迅在给曹聚仁等人的信中能够主持公道，替周作人辩解。周作人晚年著《知堂回想录》，多次提到此事，可见对鲁迅的胸无芥蒂也自是服膺在心，而兄弟二人的息息相通亦于此可见。据李钰先生撰文称，鲁迅临终前最常翻看的是周作人的文章，而周作人临终前，也在阅读鲁迅的书籍。他们彼此还是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在沉默中寻找失和的另一半，这值得玩味。

陈漱渝先生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陈先生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的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鲁迅在《别诸弟》跋中说：“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就这样，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失和永远成了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难以释怀的一处隐痛，提示着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悲怆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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