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行其所知、守之以道

7月10日午间12点30分，著名思想家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2017年，由梁培宽编注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该书辑录了梁漱溟先生七十余年来的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是迄今最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这些鱼雁音书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堪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

“那年梁培宽先生已经92岁了。他同许多书信作者都相识，并亲历了书信中提到的许多事件。不仅对书信做了分类和整理，还配以注释说明，为我们揭开了历史背面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副总编辑何晓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彼时他是这部书信集的策划编辑和责编。

2015年，梁培宽接受央视新闻采访，谈及父亲留下的家教，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自爱爱人”

自2006年起，因为维护、出版梁漱溟著述的关系，何晓涛同梁培宽一家走动颇近，“每年到北大承泽园梁先生府上，至少也要有个七八趟。梁老身体一直不错，精神健旺。只是从去年开始记忆力明显衰退，刚给你交代过的事情，没过两天又来电话叮嘱。”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何晓涛介绍说之前曾有别家出版社出过《梁漱溟书信集》，“2014年时，我们先是再版了《梁漱溟日记》。近些年来从不同渠道，又收集到梁漱溟先生的不少书信，我们都觉得‘有来有往’会比较好，一起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推出了这套《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何晓涛回忆说，改革开放后梁漱溟的不少著述都是由上海出版界推出的。“1984年，梁漱溟‘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本书《人心与人生》，便是交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等主要著述也都曾纳入‘世纪文库’，由世纪出版集团推出。有这层关系，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同梁培宽先生一道维护、再版梁漱溟先生的著作。”《梁漱溟书信集》中收集了七百多封信，“其中最多的是梁先生同自己学生间的通信，这部分保留的最为完整，而且言谈间也最为真挚、坦荡。”

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梁漱溟特别重视师友间互助的关系。他曾说过，“如果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在他看来，“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何晓涛介绍说，从书信中不难看出梁漱溟的“长情”，“他同很多学生的交往都超过了半个世纪，包括在‘文革’期间也有书信往来。这套书一大特色是除了书信，也收录了他同学生一起出游，比如在北海、颐和园游船的照片。在广大读者心目中，梁漱溟是‘中国的脊梁’，但我们去看他和学生间的书信交流，养生、修身，记录静坐方法的笔记，照应生活困难的学生，关心侄辈的婚事无所不包，展现出他非常生活化的一面。人前他是那么硬气，宁折不弯，面对学生也会感慨人生迟暮，‘脑力体力俱衰矣’。”

“文化大革命”期间，梁漱溟因拒绝参与“批林批孔”运动而遭受批斗，留下一段掷地有声的名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著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何晓涛回忆说，《梁漱溟书信集》里收录了他在1975年3月间同学生周植曾的一封书信，“信里他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这封信非常有名，当时海外很多他的朋友、学生也都在关心老师的态度和处境。梁漱溟实际上是用这封信剖白心迹，可见其士林风骨。”

“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1948年，梁漱溟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信中如此写道。短短几句文字，不仅体现了梁家良好的教育理念，更表现出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梁先生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编辑部主任位置上退休后，便一直从事父亲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看老人家，他还在做《勉仁斋读书录》的修订工作。”在何晓涛看来，同父亲的狷介孤傲相较，梁培宽更显温柔敦厚，“认识他十几年了，从来没见他说过一句重话，没见过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有时候聊到他不认可甚至深恶痛绝的事情，也只是一句‘嗯，不大同意。’摇摇头作罢。”

由于自己的专业偏在理工（1950年夏，梁培宽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梁培宽在整理父亲的著述时秉持的原则便是“有闻必录，不增不删”，“他非常低调谦逊，把整理梁漱溟的书稿当作重新理解父亲精神世界的进路。原书原稿的书名、标题、结构，他都是尽可能保留原来的样子。”在何晓涛看来，近几十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有一种乱象，“很多文化名人的书放在书商那里，一弄就起个‘鸡汤’书名，什么‘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什么‘你若淡定，便是从容’……特别等而下之。类似的情况就我所知梁先生也遇到过，书商找来许以重金想做改编，梁先生从来不会答应，客气两句礼送出门。”

“正，非常正，梁先生的家风绝不是一般人家能达到的。他就住在承泽园的老房子里，两居室里陈设还是80年代的风貌。梁漱溟当年从重庆来北京前，就把收藏的字画捐赠给了当地的图书馆、博物馆，而且他觉得书写就是个工具，不爱附庸风雅。从梁培宽府上也看不到什么书画作品，唯独客厅里挂了八个字，“行其所知、守之以道”。那是父亲手书，据说当时写完不满意随手丢弃了，梁培宽先生又捡了回来。”何晓涛说，梁培宽对世纪文景非常信任，“从来没提过稿费的事情，合同拿过去，他看一眼也就签字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兄弟（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间还有个约定，出版、再版父亲著述的稿费不得用于后人的家庭生活开销。稿费用途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同梁漱溟著述出版相关；二是用于修缮故居和坟茔；三是梁漱溟先生有一部分学生，晚年过得并不如意，梁漱溟生前就接济过这些人，现在这个事情依旧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