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 姚霜｜语文学的未来

《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沈卫荣、姚霜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76页，128.00元

区域研究的兴起和语文学衰落

1958年3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方语言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教授、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先生十分罕见地给《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和《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这两个迄今为止依然是北美最重要的亚洲（东方）研究学术期刊投了一封公开信（薛爱华： 《公开信》[“Open Letter”]，载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58年第78辑第2期，第119—120页），信中不假掩饰地挑明了传统汉学所遭遇的困境，表达了对新兴的“区域研究”（Area Major）的强烈不满，提出汉学家们应当彻底放弃汉学和汉学家这样名重一时的专业和称号，为自己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语文学等专业学科中，重新选择一条学术出路，并按照那个学科通行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名可与所在学科同行们进行公平竞争的优秀学者。

众所周知，薛爱华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中古时期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的一位专家，他的名作《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研究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原版为：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r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汉译本见薛爱华著，吴玉贵译： 《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学界常有人将薛爱华的学术兴趣、方法和成就与伟大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博物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先生相提并论，他们都继承了传统欧洲汉学的优良传统，其博学深邃的学术品质令人肃然起敬。薛爱华取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时，却正好赶上了与战后冷战中的国际政治形势直接相关的美国大学“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急速兴起的时代，这对他所从事的以研究古代语言、文本和文化为主的传统汉学（语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影响，汉学在北美大学人文学术体制内失去了稳固的学术家园，它被更注重于现实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所取代。

薛爱华

在信中，薛先生谈到当汉学面对“区域研究”强势崛起和人文科学学科已有精细分工这双重挑战时，汉学和汉学家应该如何重新确定自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内的专业定位问题。他给出的让“汉学长大”的解决方案是效法“欧洲学”的先例，彻底抛弃传统汉学，以适应北美大学既定的人文社科学术分工体制。同时，他对新兴的“区域研究”这样的畸形怪物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在他看来，对一个地理区域的研究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缺乏严格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评判标准，“区域研究”无异于一个“半吊子的避难所和庸才的收容站”（asylums for dilettantes and refuges for mediocrities）。如果汉学也必须成为一个“半吊子”的“区域研究”类学科，那还不如让它从此消失。汉学家们与其成为“非鱼非鸟”“非驴非马”的怪物，不如立刻起身揖别，各奔前程，转型成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忘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江大湖之中。但是，薛先生自己则郑重声明他既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对“与物质文化相关的中古汉语文献特别关心的语文学家”。换言之，作为一名传统的汉学家，他依然要守住传统汉学这块在北美大学建制中已经无家可归的学术阵地。

这封公开信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今日读来，却依然觉得胜义纷披，意味深长。它不但是我们了解1950年代北美大学中汉学向“中国研究”转变这一段学术史的宝贵资料，而且也对我们理解今天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以及“汉学”（国学）和“中国研究”（区域研究）的不同学术取径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当然，若要充分领悟这封信的微言大义，恐怕还需要我们下一点语文学的功夫，对它作一番语境化和历史化的处理，解释清楚汉学、语文学和“区域研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了解“区域研究”的兴起何以会对汉学的生存带来如此严重的挑战。

前述我们提到了西方学科中“-logy”的定义，明晰了很多以“logy”结尾，是表示对“某物的研究”的词汇，而在人文学科中，大部分实则都是语文学研究，或者说是以语文学为基本学术方法的某一种很专门的学问。特别是那些与东方某个地区、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相关的人文科学学科（humanities），例如汉学（Sinology）、印度学（Indology）、藏学（Tibetology）、突厥学（Turkology）、亚述学（Assyriology）、埃及学（Egyptology）和佛教学（Buddhology）等等，它们无一例外都属于语文学研究范畴。这些学科通常也都被归属于广义的东方学（Orientalistics）研究领域之内，从其学术特点来看，大部分又都属于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或者东方文本语文学（Oriental Textual Philology）的分支学科。尽管萨义德确实把西方的东方学，特别是它的狭义形式，即西方对近东、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作为他所讨论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层面，但是作为学术的东方研究在西方通常被称为Orientalistics（德语Orientalistik），或者Oriental Studies（Orientwissenschaft东方科学），它与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思想方式或者意识形态的Orientalism（东方主义，Orientalismus）并不是同一回事。后殖民时代对东方主义思想及其后果的激烈批判，曾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和打击，当人们知道了由于东方主义，西方对东方的所有知识、研究和认知，无不都打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烙印，他们自然会问： 那么对古代的东方语言、文本和文化的学术研究于今天又究竟有何重要意义呢？

萨义德著《东方主义》1978年初版

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可归属于西方之东方学范畴的很多不同地域的研究学科，它们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以语文学为主导的欧洲现代人文科学学术蓬勃兴起同时，所以，从诞生之日起，它们就都是典型的语文学学科。它们要求其从业者们从学习这些地区、民族、国家和宗教的语言、文字开始，通过对它们遗存的文本的收集、整理、翻译、解读，来对它们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做出符合西方人文学术（语文学）规范的研究和构建。而汉学无疑是这类东方学分支学科中的典型，西方早期的汉学研究主要就是对古代汉语语言和文献的研究，是对大量汉语文文献的整理、翻译、解释和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探险家们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开展了很多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于西域文物考古领域掠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进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们相继发现和劫取了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等西域语文文献宝库，这给当时的世界汉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使这两个学科得以在西方东方学研究领域内异军突起，令举世瞩目。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先生于国际学术界脱颖而出，声誉卓著，被公认为世界汉学第一人，其学术地位至今不可动摇。伯希和那些不拘一格的学术著作，虽然经常缺乏明确主题、脚注长于正文，但汪洋恣肆、博大精深，是汉语语文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典范和登峰造极之作。在他那个时代，汉学是一门经典的语文学学问，汉学家必须是一名语文学家。

伯希和

不幸的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语文学于西方，特别是北美的人文科学学术领域内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衰退时期。随着人文科学研究逐渐被明确地划分成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学科，语文学虽然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学术方法或依然隐性地存活于上列各个分支学科之中，但它在北美大学的学术建制中已经接近于无家可归了。只有在美国的一些老牌大学中或还保留有古典研究系（Depart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给语文学的某些特别专门的学科，如古希腊语文、拉丁文和梵文研究等，保留有一席之地，但仅仅起着一种拾遗补阙的作用。只有像梵文研究和与它关联极深的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还能够在欧洲和日本的人文学术界继续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成为今日世界语文学研究的典范。

与此同时，大部分本来属于语文学范畴的东方学分支学科于北美大学的学术建制中纷纷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随着现代人文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分野越来越细致和明确，像汉学、印度学这样从语文入手对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进行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与现代人文学科的学术分类明显相矛盾，故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于是，这些曾享有崇高学术威望的语文学学科迅速被肢解，融入了文学、历史和哲学（宗教）研究等不同的分支学科之中。此外，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冷战愈演愈烈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和福特、洛克菲勒等许多民间财团和基金会的联合推动和支持下，北美各大学中纷纷建立起了名目繁多的“区域研究”项目，开始将“区域研究”作为一个主修学科，整合进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之中。

所谓“区域研究”，简单说来就是对一个地理的、民族的、国家的和文化的特定区域，进行结合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它涵盖语言、历史、地理、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战略和国际关系等所有学科的研究，尤其重视对这些地区之现实政治和经济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明显偏重政治导向和理论阐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前述那些属于东方学范畴的分支学科则纷纷被改变成为一种“区域研究”，如汉学和印度学被分别改变成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和“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像汉学这样传统以语言、文献和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国家的语文学研究，在北美大学中通常会被整合进入东亚语言文学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成为对东亚地区之“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研究

事实上，当汉学被“中国研究”取代时，曾经辉煌的汉学时代到此就已宣告结束了。语文学从来不是“中国研究”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用像诸如“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看起来完全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预测其将来的发展趋势，所以，人们似乎完全不必再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了。当然，将众多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被称为“中国研究”的跨学科的区域研究项目，这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取得成功的。如何在不同学科之间，就对学术主题的设定和分配、不同学术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和不同学术标准的确定和统一等等，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合，这是十分棘手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前述北美“区域研究”的崛起和传统汉〔语文〕学的衰落就是薛爱华写作这封公开信的时代历史背景。“区域研究”的兴起和文史哲等学科的明确划分，这二者促成了使曾经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汉学和汉学家们失去其学术家园的尴尬局面。而将研究同一个地域范围的语言、历史、金石文献、文艺批评、经院哲学、政治进程、社会动态、财务形势，甚至花岗岩石的学者们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区域研究”主修学科，这在薛爱华看来十分荒唐可笑。“区域研究”既没有统一的学科性质，也没有严格的学术方法，何以能够成为一个主修学科？不甘平庸的薛先生自然不乐意与从事“区域研究”的庸才和半吊子们为伍，也不愿意做一名非驴非马的汉学家，坐视曾经德隆望尊的汉学蜕变为众多不伦不类的“区域研究”项目中的一个——“中国研究”。

正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形势下，薛爱华不得不承认汉学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汉学不能再那么天真、幼稚了，是它“该长大的时候了”，于是，他向自己的学术同行们建言，干脆彻底抛弃曾经给他们带来过荣耀的汉学和汉学家的身份认同。与其像曾经的非鱼非鸟的“欧洲学家”一样，做一名非驴非马的“汉学家”，和一伙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中国学家”们为伍，倒不如自觉地投身和融入语言、历史、文学和哲学研究等人文学术的分支学科之中，成为可与这些学术领域的同行们在普遍流行的学术标准下公平竞争的专家学者。早在“区域研究”兴起以前，幸运的欧洲学家们就已经卸下了“欧洲学家”的包袱，成为分别研究欧洲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专家学者，得以免受因“区域研究”的兴起而给汉学家们带来的冲击和羞辱，所以，汉学家们只要抛弃汉学和汉学家这个名头，转而在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和政治学等专业领域中寻找自己的学术出路，他们就能摆脱困境，涅槃重生。

当然，薛爱华先生自己则不想“拥有自大的‘历史学家’或者自负的‘语言学家’这样的名头”，而要继续做一名“对与物质文化相关的中古汉语文献特别关心的语文学家”。他认为语文学家或可以是二流的，但语文学并不是一个二流的学科，不能让某些二流的语文学家破坏了语文学这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一流学科，语文学家绝非天生就是二流的学者。虽然薛先生研究中古汉语文献，但汉学可以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故他不以汉学家或者中国研究的同行们为学术上的竞争对手，他的目标是要做一位可以与世界上研究比鲁尼、阿格里克拉和乔叟的优秀学者们并驾齐驱的一流语文学家。

值得强调的是，薛先生在公开信的一个注释中还专门给出了他给语文学下的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

我使用“语文学”这个词并不是，如先前一样，作为那个我们现在称之为“语言学”的一个同义词，而大约是如《韦氏新国际字典》（第二版）中开篇所说的那个意思，即“对主要是在其语言、文献和宗教中表现出来的文明人的文化的研究……”我更倾向我自己的定义：“〔语文学〕是对文本遗存的分析与阐释，利用如金石学、古文字学、训诂（解经）、低等和高等批评等学术手段，引向对作为文化复杂性和思想微妙性的一种直接表现的文献/文学的研究。”语文学，像整体的人文科学一样，目的在于〔获取〕比较而言抽象水准较低的知识，例如与社会学相比较，尽管其技术可能是高度抽象的。终究，语文学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的、直接的、具象的、表现的知识，故而与传记、图像、象征与神话等相关。语文学之家，正如历史之家，拥有众多宅邸。我想，在我的定义中，风格批评、民俗学家、词典编纂学者和许多其他别的人都各有其位置。

薛爱华的公开信

这样的一个语文学定义当然首先是薛先生对他自己的学术实践的一个总结，但它也是对传统汉学，或者说汉语语文学研究及其方法所作的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和总结。

正是由于对语文学的坚持，薛爱华最终成为一位名满天下的优秀汉学家。但是，他于这封公开信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份对“区域研究”的愤愤不平之情和要拯救汉学的良苦用心，显然都未能阻挡住汉〔语文〕学受“区域研究”冲击而彻底走向衰落的进程。那些在“区域研究”的学科框架下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自然不都是一些非鱼非禽（非驴非马）的“庸才”和“半吊子”（票友），他们当于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内学有专精，术有专攻，各有各的优秀和卓越。严格说来，“区域研究”始终不是一个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它更像是一块汇聚各路英雄的金字招牌，美国的大部分中国研究专家，正如薛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因抛弃了汉学家的名分，而得以成为能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和经济等学科内各领风骚的专家学者。当然，不得不说的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内，从此再难见到像薛爱华这样毕生以语文学为职业的具有经典性意义的优秀汉学家。这或亦一如薛先生之所愿，汉学和汉学家于北美学界业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语文学 Vs 超语文学

20世纪中叶以后，语文学于西方学界的境遇和影响力每况愈下，逐渐走下了学术神坛。语文学开始被人认为是一种机械、守旧的学问，不但枯燥乏味，事倍功半，而且对于人生也毫无价值和意义可言。导致语文学于世界范围内衰落的原因，细究起来有很多，除了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外，新理论范式、新思想的流行，特别是以解构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的兴盛，无疑也给语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十分致命的打击。语文学家们不管有多么的优秀，也都难以摆脱时代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任何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客观的意义阐释或也终难抵达语文学实践之究竟，完美地揭示文本的真实意义。所以，语文学的魅力和权威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登场而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终于成为明日黄花（aging lady philology），不再辉煌。

可是，当红丽人般的后现代文艺理论（Lady Theory）如火如荼地发展着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界却开始频频有人发出“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呼吁，让语文学这个在当代社会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重新回到了人文思想界的视野之中。从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以语言和文本为研究对象的语文学的最直接的传人。语文学是一门带着人文和历史关怀来研究人类语言和文献的准科学，它既有科学理性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推测的维度。进入20世纪之后，语文学开始裂变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两大各自独立的学科，前者向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而后者则越来越朝着人文和历史研究的方向进步。随着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语文学便渐渐在学术体制内消失了。可是，语言学不断增长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使它渐渐失去了学科的人文性质。而文学研究则因过分强调阐释的力量，不再给文本以应有的地位，逐渐沦为一门没有学术聚焦点的、无所不包的人文学科，且日渐远离科学理性，与精准、严密的文本语文学形成强烈的对照。这大概就是为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常会有文学界的大佬们，如保罗·德曼和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等，站出来呼吁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重要原因。

萨义德

“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之父萨义德先生在去世前不久所作的一次题为《回归语文学》演讲中开宗明义：“语文学于二十一世纪之初差不多是与人文科学相关的所有学术分支中最不时髦、最不性感、最不现代的，同时也是最不可能在有关人文科学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的讨论中出现的。”（见本书中爱德华·萨义德： 《回归语文学》，第328—346页）可是，他又认为当下的文学研究学科已经失去了明确的主题和发展方向，文学批评中充满了不着边际的大话或者行话，很多不过是作者们“职业性的自我迷恋”（professional self-absorption）和“轻率的政治性的装腔作势”（facile political posturing），讨论的又都是诸如“广大的权力结构”（vast structure of power）一类的宏大叙事。而导致文学研究失去其焦点的主要原因是职业训练中语文学的衰落和缺失。而没有了语文学的文学批评，则无异于一种披着职业外衣的避苦趋乐的本能行为〔或曰“快乐原则的职业形式”（the professional form of the pleasure principle）〕，只有悔罪式地回归语文学，作为学术的文学研究方可获得新的整合，以重归正道。

保罗·德曼

保罗·德曼是早于萨义德的一位北美著名文艺理论家、耶鲁解构学派的灵魂人物，他曾针对当时美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界对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流行文学理论的激烈批评做出了的回应，率先发表了题为《回归语文学》的文章，提出了“在实践中转向理论即出现为对语文学的回归”（见本书中保罗·德曼： 《回归语文学》，第322—327页；关于保罗·德曼倡导的“回归语文学”或“对理论的抵抗”等一系列结构主义理论讨论亦见沈卫荣： 《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评保罗德曼的〈重回语文学〉》，《回归语文学》第一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鲜明地倡导一种全新的、升华的语文学形式。德曼和萨义德对“回归语文学”的呼吁，促使许多几乎没有在意过语文学的人开始关注语文学。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大家汉斯·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也发表了一部题为《语文学的力量： 文本学术的活力》的著作（汉斯·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 《语文学的力量： 文本学术的活力》[The Powers of Philology： Dynamics of Textual Scholarship]，乌尔巴纳与芝加哥：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3年），不但呼吁人文学术，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而且还对语文学的学术方法做了简要的介绍。这几位著名文学研究大家对回归语文学的呼吁或给人以这样的错觉，即正当结构主义理论为标志的文艺批评甚嚣尘上之时，北美文学研究领域依然对语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一种较之过去不同的理解。

前述已经提到，早在1988年，当时还很年轻的哈佛大学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助理教授茨奥科夫斯基先生受德曼《回归语文学》一文的感召，在哈佛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发起组织了一次题为“何谓语文学”的学术讨论会。逾二百余人参与了这次会议，会后出版了《论语文学》一书，汇集了十二位发言人及其回应者对语文学及其与古典研究、文学研究、文艺理论、女性研究等学科的关系的看法，篇幅虽然短小，但寓意深远。在《论语文学》一书的导言中，茨奥科夫斯基说明组织这次会议的初衷是想让在不同科系中的教师们来检验自身对语文学的认知，并以语文学的方式去分析语文学，从而试图寻找语文学的真相，包括不同学科对“语文学”这一词汇的最早和后续的应用、语文学和阐释学在圣典研究中的不同、语文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以及语文学在文学批评中的位置等（参见本书收录的《论语文学》一书的导言： 扬·茨奥科夫斯基： 《何谓语文学？——导论》，第46—56页）。茨奥科夫斯基意图从语文学的历史中去打破人们对这一学问的刻板印象，他与多位古典学家一起，强调语文学之于当代任何一个涉及文本、文献的人文学科的基础作用。然而，从会议的成果来看，此次讨论似乎是语文学与理论二者在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权力”较量的战场。对此，茨奥科夫斯基感到十分疑惑，认为我们不能将自身的专业割裂为两个层面，一层完全专注于概念上的问题，一层完全投入文本与技术工作，希望在某些理论的解构意图和语文学普遍的重构工程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遗憾的是，在此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内，这样的一条中间道路显然并没有被找见。

2005年，已经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的茨奥科夫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语文学》的长篇书评（“Metaphilology”，载于《英语与日耳曼语文学集刊》[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2005年第104期第2辑，第239—272页），同时对贡布莱希特的《语文学的力量： 文本学术的活力》和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大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文理学院院长塞思·雷厄（Seth Lerer）的《错误与学术自我：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Error and the Academic Self： The Scholarly Imagination, Medieval to Modern，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这两部著作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茨奥科夫斯基毫不顾惜这二位学术同行的情面，对这两本语文学著作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甚至不屑；他不厌其烦地在书中挑各种错漏，对作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水准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从这篇书评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茨奥科夫斯基先生自己对语文学的执着和坚守，而且也能看出他对当下学术因背离语文学传统而有失水准的痛心。

汉斯·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语文学的力量： 文本学术的活力》

首先，茨奥科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批评贡布莱希特的《语文学的力量》一书或是“有关语文学的著作中最不语文学的一种”，它的范围和做派或可以“超语文学”“泛语文学”“假语文学”和“伪语文学”等等名称来界定，但绝不是正宗的语文学（此书的导言部分被收录于本书，见贡布莱希特： 《何谓语文学的力量？》，第57—62页）。它更像是一种“philo-blogging”，即“热爱—写博客”的网文类作品。尽管这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语文学的核心实践，即如何收集、整理（编辑）、评注、历史化和教学文本等，但尽是些泛泛之论，浅尝辄止，没有提供足够的实例可以引导读者去深入了解语文学的具体做法。而书中对所诠概念定义的模糊和不一致、写作手法的随意和不规范、援引资料的片面和不准确等等，无一不都正好走向了语文学的对立面。为了说明这本书在语文学意义上的不学术和不严肃性，茨奥科夫斯基列举了书中由于不严谨而造成的种种错误，指出在结集出版中亦未对原已发表的文章中出现的明显错误进行修改等等不专业、不认真的学术态度。

茨奥科夫斯基觉得，贡布莱希特虽然著作等身，但更像是一名公知，本没有能力和资格写作一部有关语文学的著作，更没有必要出版这样一本已经重复发表多次的小书，他完全不应该“趁热点”而写作这样一本以“语文学”标题的著作来误导读者对语文学的认知。因此，贡布莱希特和德曼一样，他们在意的不是语文学，而是一种似龙而非龙的“超语文学”。茨奥科夫斯基在他的这篇书评中，即以挑拣语文学错误的方式——一种传统语文学的实践——指出贡布莱希特这本著作的非语文学性质。

塞思·雷厄：《错误与学术自我：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

茨奥科夫斯基评论的第二部作品雷厄的《错误与学术自我：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探讨的是文学研究的职业化与界定错误之间的共生关系，讨论了强调批判和正确的学术写作风格是如何和为何如此发展起来的，并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中，特别是在错误中去寻找。在导论开篇，雷厄说道：

我不认为我已经出版的任何东西中有哪一种是没有一个错误的。各种打字错误悄悄地混杂在里面，逃过了校对。错误的引文和错误的翻译拒绝接受改正；有时事实和判断看起来差不多是故意地要与实际的证据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相违背。所以，去找出这样的错误看来是读者们的责任。为出版者〔服务〕的评审者们，和他们之后的图书评论人等，经常带着善意开始得很好，但赞扬很快散落为〔一地鸡毛〕，成为对学问的卖弄，最终的报告和评阅书常常就是对〔书中〕错乱的句子和短语的罗列。

显然，这段带着几分自嘲的开场白本来是雷厄用来抵御批评的新战略，可是，它不但没有堵住茨奥科夫斯基的大嘴巴，反而引来了异常猛烈的批判。

在这个号称“作者已死”的后结构主义时代，每本著作都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体，意义有自己的意志，对错也有自己的逻辑，人文科学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能否再生或重现；但是，茨奥科夫斯基坚持认为避免错误和找出错误依然是作者，而不是读者的责任，学术著作常以别人的著作为依据，所以在恰当的地方作者必须准确地标明其观点的依据和出处，以便读者能够验证这些说法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关于“作者已死”对传统语文学文本研究的影响参见李婵娜： 《从被遗忘的卡尔·拉赫曼谈起： 我们为什么必须回归语文学》，载于《文汇报》2019年8月2日第W12版，“文汇学人·书评”，第1—5页）。作者不应该将读者的赞扬释为“善意”，将批评斥为“卖弄学问”。茨奥科夫斯基对《错误与学术自我》中随处可见的打字错误、引文错误、翻译错误，以及各种与实际的证据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相违背的事实与判断等等，都挑选出典型的例子，对它们做了细致，乃至琐碎的说明和纠正，指出雷厄的书中出现了足够多有意的、无意的，严重的和次要的错误，足以令人对他书中表述的那些最引人注目的观点的可靠性产生十分严重的怀疑。

不论是对德曼“新语文学”的批评，还是对继承发扬这一理念的贡布莱希特和想跳跃出基础语文学的雷厄的揭穿，孜孜不倦于拉丁语文学实践的茨奥科夫斯基对挂着语文学的羊头、却卖着文艺理论的狗肉，企图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再拾文艺理论之往日辉煌的这些理论家们，难抑心中的怒火。他慧眼独具，看出隐藏在这一波“超语文学”浪潮背后的一个事实是： 语言文学在与电影、音乐等相应的人文学专业的对比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相较于社会科学和工科专业，人文学科又在整体地急速衰退。因此，语言文学的教授们感到被边缘化了，不像从前一样受到尊重了。于是，这些文学理论家们开始将“语文学”这一身份作为一根救命的稻草，大声疾呼“回归语文学”其实更像是一场后现代的表演，而非对作为人文科学基石的语文学对于当下学术和教育之发展和进步的意义有深切的理解。

茨奥科夫斯基：《超语文学》

从《超语文学》这篇精彩的书评中可以看出，茨奥科夫斯基擅长的主要是通过分析语言的形式、结构、语法来讨索其词义，以达到正确理解文本意义的狭义语文学研究工作。当然，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绝对不是没有思想、不懂哲学，只会故弄玄虚、卖弄学问的书呆子，读过《超语文学》这篇书评的人，大概没有人会把茨奥科夫斯基当作是雷厄笔下那种注定会遭受作者〔和读者们〕嫌弃的“pedantry”（卖弄学问的书呆子）。相反，语文学家身上散发出的博学、精致、执着和脱俗的气质，则正是“学术魅力”（academic charisma）之所在。而贡布莱希特出版于2003年的《语文学的力量》，是极少数标题中直接使用“语文学”这一名称的学术著作，在当时各种后现代理论于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内甚嚣尘上，各种天马行空式的文本解释法和各种高深莫测、不知所云的学术行话层出不穷，令人目眩神迷、无所适从之时，贡布莱希特对语文学的公开倡导，对收集、编辑、评注和历史化及教学文本等语文学的核心实践的解释，至少使差不多已被人遗忘了的语文学重新回到了大众学界的视野之中。

人们常常将语文学的衰落归诸语文学家无法将语文学哲学化，没有能力将他们所做学问的意义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故以文艺理论家称闻于世的贡布莱希特给语文学正名，给一门被世人看扁了的古董式学问从哲学的高度赋予其当代的学术和思想意义，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部可以用来训练自己语文学技能的书。然而，正如茨奥科夫斯基所示，《语文学的力量》在很多方面直接与语文学背道而驰，这对他所倡导的语文学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今，我们习惯于将语文学与哲学、语文学与理论绝对地对立起来，但是，一种哲学或者一种理论，如果完全经不起语文学的实证检验，那么，它怎能值得人们相信？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早在19世纪早期，德国著名哲学家、语文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就曾经这样说过：“语文学家应该像语文学家一样做哲学的研究，而哲学家应该把哲学也应用于语文学。”（Der Philolog soll 〔als solcher〕 philosophiren, der Philosoph soll Philosophie auch auf die Philologie anwenden）（转引自伊恩·巴福尔（Ian Balfour）： 《语文学的哲学与阅读的危机》，载于《语文学及其历史》，肖恩·古尔德（Sean Gurd）编：“古典记忆/现代身份系列”丛书，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2—212页）语文学与哲学本应当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或者排斥。

施莱格尔

茨奥科夫斯基指出《错误与学术自我》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语文学的错误，这自然不是有意要吹毛求疵，同样也不是为了要全盘否定雷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和价值。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意义是为了让学术变得更好，所以有必要告诉读者做好学术是多么的不易。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鲁迅： 《故事新编： 序言》，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36年，第1页）小说尚且如此，更何况学术呢？语文学研究，要做到十分的彻底和究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需要一代代的学者们前赴后继的努力。

茨奥科夫斯基于《超语文学》的最后说：

在一个节骨眼上，当许多学术出版机构无法遵循过去的常规，为书稿的初审和后期编辑做很多的时候，不管我们将我们自己称为语文学家、比较学家、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文化史家、中世纪研究学者，还是任何其他什么东西，且不说是对语文学的回归，只要我们能够承诺将开始重新小心谨慎地对待学术，那么，一切都还会不错。也许别人会觉得我还有这样的信念是过时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但是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 只有对言语、事实和观念等同样地显示出我们的关心，方才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学问的分类和我们表述的思想，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得起文学。假如我们必须“重新语文学化”语言和文学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开始做。不管我们正在做语文学还是超语文学，让我们热爱语文（let us love the logos）。

诚哉斯言！“热爱语文”是语文学的本质，也是人文科学实践的核心。

未来语文学和世界语文学

尽管说清“语文学”本身在西方学术史和概念史中的定义和意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任何学术实践要完全符合语文学于其长期的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学术规范和达到它所期待的学术水准，实在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热爱语文”的精神与其衍生出来的学术实践根植于世界每一个文明及其学术的历史中。近年来，又有一批受过很好的语文学训练，然而对学术史、思想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专业语文学学者，携手一些对语文学于近代人文学术研究历史中的意义和价值有过深入探讨的思想史、哲学史家们，开始高调重提回归和复兴语文学这个话题，探索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和学科、学术背境中的不同的语文学传统，试图构建出一幅“世界语文学”的历史全景图。他们分门别类地讨论当代人文学术研究各个学科与语文学的关系，并再次将语文学提升到人文科学研究之最基本的学术形式的高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即是近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的论文集——《世界语文学》（本书中收录翻译其中关于欧洲人文主义、梵语语文、伊斯兰《古兰经》语文与文学诗歌研究的四篇文章）。

这部论文集的主编之一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南亚、印度学教授谢尔顿·波洛克先生，他是当今国际学界对语文学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推手。在《世界语文学》的导言中，波洛克先生强调今天的语文学学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类文明将首次进入一个没有语文学的时代。“语文学已经在如今‘学术大产业链’中被置于最末端”，当诸多附属学科——文学史、文学批评、比较文学、语言学——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语文学时，学科之间的界限，不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思维上，都被僵化了。尽管语文学的历史本身展示它曾经是一门多么综合的学问，但是，在目前高校教育与人文学术中，语文学的综合性已被肢解，而且它被刻板印象化为一种与理论对立的东西。因此，不论是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来探索，还是从世界不同文明现象中去打破术语困境，“世界语文学”的提议则是试图通过多样性的展示来把语文学塑造为一个统一的全球知识领域（a unitary global field of knowledge）（见谢尔顿·波洛克等编： 《世界语文学·导言》，第22页）。

谢尔顿·波洛克、本杰明·艾尔曼、张谷铭编： 《世界语文学》

诚然，通过对不同文化中的语文学现象和实践的对比发现，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传统中发展而来的语文学的定义并非能够适用和囊括世界其他文明中的各具特色的文本传统，例如阿拉伯文化中的“ inā at al-adab”（文学艺术）、中国晚清时期的“考证学”、日本近代早期的“kokugaku”（国故、国学）等等；然而，这些非西方文化传统中表现出来处理文本的方式，其中有关注语法问题的、有处理写本历史和印刷本来源的，还有对比校正不同读本和思考阐释问题的等等，均应该是我们理解的语文学的组成部分。“世界语文学”的构想无疑想通过对世界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在当下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为作为一门独立和完整的学科的语文学，构建其成立的理论基础。

虽然，“世界语文学”与世界学术史上的语文学息息相关，但不得不说，对“世界语文学”的建构和设计更多是为创造一种推动“未来语文学”发展的新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