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独家｜孙凯解密：张大千与家父情同兄弟，曾分三次将粉本传给父亲

“兄老态渐深，一生心血托付无人，故有望于吾弟也。”

这是张大千先生对其门徒、大风堂掌门人孙云生先生所寄信函中的话语。只三句话，便道出孙云生在张大千心中的地位。

张大千寄给孙云生的信

此前，红星新闻专访到孙云生之子、成都张大千艺术博物馆永久名誉馆长孙凯，了解到该博物馆在成都的八德园建成后，将展出全球数量最多的张大千粉本。

张大千与孙云生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张大千为何会将一生最重要的粉本留给孙云生？

带着网友的疑问，红星新闻记者再次联系上孙凯，揭开其父与张大千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孙凯向记者展示父亲和张大千的合影

拜师

孙凯拿出一张照片：张大千坐于书桌前，孙云生站在其后，仿若父子。照片左上角写道：“云生贤弟留念 爰（张大千之名）。”孙凯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父亲留下了很多与张大千有关的书信、照片等，很多都留有张大千题字，“太老师（张大千）对父亲很偏爱，或许源于父亲拜师时的认定”。

孙云生，字家瑞，河北省宁河县人，其父善书法。从小受父亲启迪，修临王羲之、欧阳修、苏轼等名家书法，后师从少逸轩、王雪涛、秦仲文、胡佩衡学习山水、花鸟画。1935年，张大千在北京办画展，有厚实绘画根基的孙云生一看到张大千的画作，可谓大开眼界，心中立下宏愿，一定要拜师不可。回家后，他将此事告知父亲，出于对儿子的疼爱，父亲托人推进此事。

张大千收门徒时，第一件事便是看对方的两幅画作，看完后再行定夺。1936年元宵节后，孙云生为了两幅算是入门考试的作品，特别用心作画。所幸有名家教学绘画的根基以及绘画天分，一个星期后，孙云生将山水、花鸟两幅画向张大千送过去。没想到，张大千看了画之后连声称赞，直说这个门生收定了。孙云生，也成为了张大千的关门弟子。

其实，张大千并不在意如何拜师，但孙云生的父亲坚持要隆重举办。一来是对张大千的尊敬，二来是让作为徒弟的孙云生，借由隆重的拜师礼，对自己所选择的志趣有所敬重。拜师礼设在当时北京最有名的西餐馆“撷英楼”，宴开五桌，并坚持行三跪九叩大礼。

自此以后，孙云生在张大千身边共长达47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孙云生曾两次受张大千的召随，一次是到四川，一次是到巴西的八德园。直到1983年，张大千仙逝，孙云生作为大风堂掌门，是唯一穿着孝服的门徒，与张大千的家人含泪跪送恩师遗骨归葬于摩耶精舍的“梅丘”。

张心印、孙凯、张心声于梅丘前（孙凯供图）

追随

孙凯回忆起一件事，两年前与张大千之子张心印碰面时，张心印说：“我爸爸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句就是用四川话说，‘云生在哪里呀？’”

1954年2月，张大千移居巴西，修建八德园后，便立即于3月29日修书力邀孙云生举家赴巴西与他一起为艺术事业努力。那时，张大千已经56岁，一身如寄，漂泊异乡，还患有糖尿病和因辛劳过度引发的肝脏疾病。不过，他泼墨画风已自成一格。但大泼墨的画幅并非传统国画尺寸所能约制，所以一个身高不高的老头，非要一个高头大马的助手来辅助才行。

而孙云生，个子高，体力足，一心向上，个性质朴，正是张大千苦苦寻觅之人。

孙云生（右一）与张大千合影

1955年，孙凯时年6岁。和父母乘坐轮船在海上辗转了一个多月后，终于达到了巴西的八德园。孙云生曾在回忆录中提到：“现在看来当时带出去的东西，如热水瓶、天然原木桌面，有些匪夷所思，但那时候的巴西的确没有这些东西，而中国人所使用的热水瓶也的确是一项很好用的生活用品，对于去国的大千先生来说，的确太重要了，趁此机会买个半打，足可在巴西用个数十年了。”

也就是从1955年到1958年，孙云生与张大千形影不离。“太老师在实验泼墨泼彩画法时，喜欢父亲在身边作为他的咨询对象。这三年，正是太老师练习泼墨泼彩最重要的时期，父亲也因此学习到这一傲视绝学。”孙凯说，住在八德园里，孙云生主要替张大千整理画作以及多年来所收集的资料和他的著作。

张大千起居相当规律，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洗漱完毕便去花园散步，然后用早餐，再睡回笼觉。用完午餐后，休息一下便用四川话四处喊道：“画画咯！”许多人便从四处跑到画室，磨墨、备纸，摆水、排颜料，七手八脚地准备妥当后，张大千便会清退掉闲杂人员，留下孙云生或一两位学画者，开始作画或赏画。

张大千偶尔也会半夜突然起来，喊道：“画画咯！”大家也必须起来，笔墨纸砚准备好。孙凯回忆道，那时他主要为张大千磨墨，而磨墨需要特别专注地垂直磨，所以他常会听到张大千说：“毛江（孙凯小名为毛毛，张大千称其为毛江），你那个墨千万不要磨斜了。”

孙凯（第二排中）与儿时伙伴在巴西八德园

孙凯（前排左一）与张大千等人合影

粉本

“太老师的画作只是完成他意象的表现，是为外在而作。而他的粉本，则纪录了创作的过程。太老师认为我父亲敦厚朴实，所以先后分三次将粉本给我父亲。“孙凯说，那些无价之宝的粉本交给孙云生，是希望中华儿女在研究中华文化时，应该从基本功做起，和张大千一样，学习古人的章法和内心世界的精神，先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

张大千确实分了三次，将上千幅粉本交给孙云生。

1946年，张大千到北京，拿出敦煌的临摹粉本交与孙云生，并特别嘱咐道，“以前交汝之粉本，汝均得妥为收藏，这些对汝将来绘画进境很有用。目前这一批粉本交汝保存，都是我历年来精华部分。”

从巴西返回中国台湾后，张大千的所有事情仍然交给孙云生打理，那一时期他作画时所作的粉本及勾本，也交给孙云生收藏。张大千常说，“云生呀，每一次画作完成后，看了满意，便懒得再打理，因为作品在创作之际才属于自己，完成后便属于别人了。至于粉本或勾本，永远属于自己，我这一辈子画画，最重要的财产还是这些粉本。以后要交给你，你应该好好收藏。”足见张大千对粉本的重视程度。

1982年初秋，也就是张大千开始构想《庐山图》时。有一天傍晚，只有孙云生陪伴在侧，帮忙调墨作画，张大千忽然又拿出一沓粉本，交给孙云生，说：“云生贤弟，转瞬间，我已年近古稀咯，八十几喽，来日无多。半生以来汝一直忠心地跟着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心中盘算，究竟我有没有留给你什么，有形无形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惟大风堂的续延问题，一直是为兄心中的一块巨石，到今天从头到尾能得吾法者，除了汝以外，实在也算不出来有谁，弟真乃兄精神之所托。这是最近整理的粉本，其实这些粉本比那些真迹还要珍贵，万望弟能珍惜，大风堂的将来还望弟能有所着力……”看着日渐瘦小的恩师，孙云生强忍泪意，回答：“以前您给我的那些粉本，我都有妥为收藏，并随时拿来临摹，您放一百个心啦！”

张大千将粉本悉数留给孙云生，很早之前就有迹可循。张大千曾告诉孙云生，凡是他交给的片纸只字，都要为他收藏好，尤其是画稿、笔记之类的。所以有关张大千的片言只字，孙云生都视为珍宝。而张大千一段时间后会特别嘱咐，粉本，需要谨慎保留起来。

当时的孙云生没有任何想法，只是遵照吩咐收藏起来，在张大千过世后，才逐渐领悟到张大千的苦心。其实张大千一直将孙云生视为大风堂的重要传人，不止一次表示，“弟乃兄精神之所托，故梦寐萦之；弟为大风堂最有前途也”。

后来，在孙云生晚年，才一一将粉本交予孙凯。那些粉本仍旧被封在印有大风堂的袋子里，共有七、八个袋子。孙凯在将粉本捐赠给成都时，连同具有纪念意义的袋子，也一并捐出。

粉本的袋子（孙凯供图）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成都张大千艺术博物馆内，设有专门的捐赠厅，孙凯也有抛砖引玉之意，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张大千的画作，以张大千艺术博物馆为场所，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讲究

“现在市面上流传的太老师的泼墨、泼彩画，我只要一看，就知道真假。”孙凯特别自信地说，张大千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艺术上都很讲究，其中，笔墨纸砚更有研究。“太老师的泼彩画，其实除了中国的石青、石绿外，他还使用了一种特别的颜料，那是请纽约专门制作颜料的公司帮他特制的颜料。”孙凯回忆道，张大千创作泼彩画，一般都会请太师母在房间里面将那一特制的颜料调配好，再拿出来使用，而其他人都不知晓那个颜料是什么。“所以，无论字或画仿得再相似，我只要一看颜料，就知真假。”孙凯说完，又故作神秘地说，“这是个秘密哟。”

张大千对纸张的要求，也很严苛。无论是印有“大风堂”浮水印的仿宋罗纹纸，还是购买康熙、乾隆年间的纸张，他都很舍得在纸上花钱。绢本水墨画《庐山图》是张大千人生中最后一幅画，其中的绢便是张大千专门在日本定做的。“第一次，绢送来时，发现上面没有上矾，是生纸。而泼墨画需要熟纸，所以，他让人将这长10.8米、宽1.8米的绢，抱回日本重新上矾。”

对于笔，张大千不讲究牌子，他认为只要用起来顺手，便是好笔。不过，因笔的耗费量大，张大千对秃废之笔也有感情，于是他采取集中埋葬的方式，在巴西八德园和美国环荜庵两处居所的园林里，设置“笔冢”。这源自于张大千最崇敬的文豪苏东坡所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

为了传承张大千用功做事、勤于创造、感恩敬物，孙凯在成都张大千艺术博物馆内，也设置了“笔冢”，以示后人。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

摄影记者｜ 王欢

编辑｜ 李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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