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的最后一堂课｜阅读《家猫名唤穆尔西》

7月1日，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结束了在四川大学的课程，准备举家返回美国。何伟的好友、自由译者何雨珈记录下他的最后一课，并回顾他最近两年的生活与创作。

Morsi the Cat（《家猫名唤穆尔西》） 正是何伟在最后一堂“新闻与纪实文学导论课”上引用的阅读材料，跟随着穆尔西的到来与消失，何伟讲了古埃及人对于时间的概念，并在最后给学生留下几句话“时间记得，故事未完，生活循环往复”。Morsi the Cat 这篇何伟的旧作，恰经译者何雨珈数年前应某杂志邀约翻译过，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今天，在获得何雨珈授权后，将作者不久前在自己公号发布的《家猫名唤穆尔西》转载至此。

似是：“时间记得，故事未完，生活循环往复。”

家猫名唤穆尔西 Morsi the Cat

原文载于2018年5月7日《纽约客》杂志，本译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文|何伟 译|何雨珈

埃及举行了第一次民主总统大选，

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

我们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娜塔莎和阿里尔，第一个被某种啮齿类动物咬伤的是娜塔莎。估计是在睡觉时被咬的，但她年纪太小，问也问不出来。娜塔莎和阿里尔一样，小时候说的大多是英语单词。但在表达特定事物时，俩人说的是埃及阿拉伯语：比如颜色、动物、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等。面包，她们会说“Aish”；水，她们会说“maya”。我抱起其中一个打转，她会哈哈大笑，大叫着说，“Tani!”意思是“再来！”于是另一个人也就学会了这个词。双胞胎就是这样，一个做什么，另一个也必然跟着做什么。Tani,tani,tani。她们还没满两岁呢。

我给娜塔莎换衣服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牙印。就在她的肚脐眼右边，有两对难看的红色刺孔：门牙咬下的印记。那只动物可能就一直趴在她纸尿裤上四处嗅闻窥探。就算娜塔莎当时哭了，我和我的太太彤禾也都没听到。

2011年10月，“阿拉伯之春”的头一年，我们来到开罗，住在一个叫扎马莱克的地方，位于尼罗河上一个狭长的岛屿，是开罗中上层阶级的聚居地。我们租的公寓在一栋老房子的底楼，老房子和街上的很多建筑一样，很美，但也越来越呈现破败的颓势。房子正面的墙上有美丽的装饰，但前面挡着铁栅栏，横七竖八，像蜘蛛网一样。

“蜘蛛网”样的图形，布满了整栋楼。我家前门上的装饰是小小的黑色网状花纹。阳台和门廊也有交织的网状栏杆。穿过蜘蛛网一般的铁门，才能搭上电梯。在黑漆漆的开放式井道中上上下下的，是老式电梯厢，用沉甸甸的雕花木头做成，很像拜占庭的石棺。蛛网铁门上的缝隙足有一个人头那么大，电梯经过时，可以伸手进去摸到里面。我们搬进来没多久，楼上就有个孩子把腿卡在电梯里了，骨折很严重，只能被送去欧洲治疗。

在开罗的老街老巷，安全从来不是什么要务；但革命期间，一切比原来还要松懈。停电是家常便饭，时不时地还会断水一整天。公寓楼旁边的垃圾堆引来了大大小小的老鼠。我在两个女儿房间的窗户下面，亲眼见过几只黄鼠狼匆忙溜进楼基上一个小洞里。

诊所的医生检查了娜塔莎肚子上的牙印后，说：“虫子咬的。”

我对这个判断表示怀疑，“哪能是虫子咬的啊？”

“可能是跳蚤，”她又说。

我给一个朋友寄了照片去，她在美国一家皮肤科诊所上班，她的回复让我深深怀念美国人那种无论什么情况都能说得欢快乐观的能力：嗨！我们今天在案例研讨会上讨论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是蛇或啮齿动物的尖牙咬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愿两个孩子都好。拥抱你们，苏西。

我跟彤禾打了辆车，来到尼罗河西岸。一家叫“瓦克西拉”的疫苗中心卖给我们一支狂犬疫苗。之后我们又重新找了个儿科医生。我还买了一打粘鼠板。

晚上，我在婴儿床下面架设好粘鼠板。有时候，我会被孩子们的喊声惊醒，她们在喊“爸爸，老鼠！爸爸，老鼠！”有一次，她们过家家的小厨房里有什么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打开那个小小的冰箱门，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鬼东西到底是怎么进去的？我成功粘到的老鼠好像都没有大到能留下那种牙印的地步。但老鼠一只又一只地来，tani, tani, tani。我一只又一只地把它们淹死在水桶里。

到阿里尔被咬的时候，牙印不在她肚子上，而是在背上。除此之外，和娜塔莎那个一模一样：四个门牙印。我们又打了辆车去“瓦克西拉”。

我不想再弄粘鼠板了。彤禾跟我去见了一个外国人，他正准备把家里一公一母的两只猫送出去。决定选哪只猫很容易：公的那只体型大一些，面相很凶猛，身形柔软，在家具之间自如地穿梭来去。他的前额上有“M”形状的虎纹，恰是“埃及猫”血统的证明。

我们给他取名“穆尔西”。埃及刚刚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总统选举，当选的正是穆罕默德·穆尔西，“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名领袖。公猫穆尔西来我们家后不久，就咬了彤禾的胳膊，咬得不轻，留下了他自己的一排牙印。Tani，“瓦克西拉”，我们又来了。在开罗生活了一年，家里只剩下我还没打狂犬疫苗了。

我与彤禾在北京相识，那时我们两人都是记者。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她出生在纽约，父母都是中国移民；而我成长在密苏里州中部。但某种相似的不安分促使我们都出了国，先去了欧洲，再到亚洲。直到2007年离开中国之前，我们两人成年以后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

之后，我们定了个计划：搬去科罗拉多州的郊区，暂时远离城市生活；我们还想生个孩子。再之后，我们就到中东长居。想到能观察、描写一个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语言的地方，我们觉得不错，也希望这里能成为我们建立家庭后的第一次共同经历。

孩子，国家，其实这一切都是抽象的。我们可能去埃及，也可能去叙利亚。可能生个男孩，也可能生个女孩。有什么区别呢？纽约一位编辑警告我说，和中国比起来，被胡斯尼·穆巴拉克独裁统治了近三十年的埃及，可能太萧条太落后了。“开罗是一成不变的，”他说。但我感觉这听起来不错。我期盼着能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国家学习阿拉伯语。

我们的计划首次被打乱，是一个孩子变成了两个。2010年5月，早产儿阿里尔和娜塔莎出生了，我们想在搬家之前给她们十二个月的时间长一长。时间表不是问题。和一成不变的开罗相比，新生儿的一年转眼就过去了。然而，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爆发时，我们的两个女儿才八个月；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时，她们才八个月零十八天。

我们推迟计划，反复思量，但最终还是决定要去。我们申请了人寿保险，公司给我们做了医疗筛查，但接着就拒了，理由是我们“经常四处旅行”。我们去找了律师，写好遗嘱；从租的房子里搬出来；把财物存放妥当；把车送了人。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寄去埃及，带上飞机的，就是在那里的全部家当。

离开的前一天，我们结了婚。我与彤禾一直没有费心走形式，我俩都不想办婚礼。但我们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如果一对夫妻的姓氏不同，埃及当局可能会在你们申请同居签证时有诸多为难。于是，我们把两个孩子留给保姆，开车去了乌雷县法院。副书记官刚要开始仪式，彤禾问道，负责处理交通违章的部门什么时候下班。

“四点，”书记官说。

彤禾看了看表，“麻烦您等一下好吗？”

她跑到楼上，把最后一个超速罚单的钱给交了。结婚证上写着，我们在下午4:08:44“缔结了神圣的婚姻契约”。我把结婚证塞进行李。第二天，我们带着十七个月大的双胞胎上了飞机。在这之前，我俩都从未去过埃及。

穆尔西来了以后，老鼠就没了影儿。他吃掉了两只鼠头，剩下了身子，别的老鼠就再也没来过。埃及猫身上的斑纹和古墓墙壁上那些猫很像；就连这个品种的名字（Egyptian Mau）也很古老：法老时代，“mau”的意思就是“猫”。埃及猫灵活机敏，一块小肚腩从侧腹延伸到后腿，让它的身体有了更大的延展空间。有人做过测验，这些猫最快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8公里。

咱们家那两个蹒跚学步的小家伙，也和老鼠一样，学会了和穆尔西保持安全距离。孩子们对着他牙牙学语，扯他的尾巴，但它可没什么耐心，狠狠的把她们都挠出了血。它的效率很高：一攻阿里尔；二攻娜塔莎。我跟彤禾想过给穆尔西去爪，不过要真是这么做了，他对阵这一片儿的啮齿动物与流浪猫时，就威风不再了。

要让他乖乖待在家里是不可能的。他力气够大，纱窗和门都能打开；而且还会躲在公寓正门附近，瞅准机会就箭一样地冲出去。经常在它出逃几分钟后，我就会听到猫的尖叫声。我们有个小花园，是流浪动物们中意的聚集地，但穆尔西拒绝收留他们。我多次目睹它把某种毛发蓬乱的动物从蛛网栏杆的缝隙中赶了出去。

赛义德是我们这片儿收垃圾的清洁工，他警告我说，小心有人把穆尔西掳走。“这猫很漂亮，”赛义德说。“Qot beladi。”很多人看到穆尔西和他身上的花纹，都会说这么一句，意思是“国猫”。据说，历史上率先对猫进行饲养繁育的，就是埃及人。他们热爱这种动物，还在3700多年前禁止了猫的出口。过去，他们还把腓尼基人称为“偷猫贼”，因为腓尼基船员会抢走他们的船。

我们的四楼住着一位老太太，她自封了个“猫倌”，时常会把一碗碗吃的摆在门外，随猫儿们来填饱肚子。我推着双胞胎婴儿车，带孩子们出去散步遇到她，她总是面带微笑跟我打招呼。埃及人特别喜欢小孩子，甚至超越了对猫的热爱。我们在扎马莱克是很引人注目的。常出现的几张脸又反过来吸引了我的眼球：独眼门卫，断了鼻梁的送茶人，喜欢跟双胞胎说阿拉伯语的店老板。

等孩子们大了些，她们要是发现彼此的行头不一样，就会耍脾气。我和彤禾倒不想把她们打扮得一模一样。但适应埃及生活实在让我们焦头烂额，所以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投降了。我们什么东西都买一对，两个孩子并排坐在双胞胎推车里，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感觉像在进行某种表演。

有时候会有外国人问我见没见过“扎马莱克的另一对双胞胎”。他们是当地传奇：上了年纪的埃及双胞胎兄弟，一起在岛上四处走动。他们总是穿得一模一样：体面的外套，前排扣的衬衫。有几次遇到他们，我都想搭个讪聊个天，但这两人根本不睬我。他们也很少瞅一眼我的女儿们。年长的双胞胎与年幼的双胞胎；走路的双胞胎与推车上的双胞胎：每当和这两兄弟擦肩而过，我都会想，我这两个孩子，在尼罗河畔度过了如此不一般的童年，最后会长成什么样。

扎马莱克的地理位置与这里富贵世家的居民都带着某种特质，展现着与生俱来的埃及式“孤僻”。这个岛位于开罗城中心，但尼罗河却为其制造了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就算城里正热火朝天地举行重大示威，岛上的人们也会轻易忘记解放广场不过就在两三公里之外。我经常看到扎马莱克的居民收看电视上关于革命的报道，那种感觉就仿佛是从某片遥远土地上传来的影像。

大多数人都不想跟革命有什么瓜葛。赛义德对我讲了几个人的故事，很有警醒作用。比如那个独眼门卫。在一次示威中，门卫走到解放广场附近的街头，想在天桥上观望。这是个错误决定：埃及警察驱散示威人群时，总是朝天鸣枪。从天而降的子弹就这么射中了门卫，他丢了只眼睛，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去“参加”抗议。

“你们兄弟会的猫啊，总统做得太烂了，”赛义德经常这么说。这片儿的兽医和埃及全国大概百分之十的人口一样，是一名科普特人（*科普特人，是对埃及信仰基督教人口的称呼。文中所有带*文字均为译者注）。彤禾第一次抱着穆尔西去找他，他就佯装愠怒。“我讨厌这个名字，”兽医说着把猫一把拽过去。每次被这个科普特人剪指甲，穆尔西就会激烈地抗争。

很快，双胞胎就懂得区别“好穆尔西”和“坏穆尔西”了。这话是保姆阿提娅教她们的，她也是科普特人。阿提娅的敌意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多年前穆尔西就宣布过，不允许女人或基督徒成为埃及领袖；而现在国家在他领导的政府下，一塌糊涂。2013年初，穆尔西当选总统半年后，孩子们的托儿所给我们发了一条通知：

由于目前扎马莱克有强烈的催泪瓦斯气味，为确保安全，我们认为孩子们今日不要来校为好……仓促通知实在抱歉。但事情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

我开始在公寓各处都藏上大量的现金。要是真爆发了什么暴力冲突，我也想好了紧急撤离的计划：该收拾什么带走，该怎么去机场。那时，抗议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在进行，住的地方每天能停好几次电。政府宣布了调暗机场灯光的政策，几乎见不到什么游客。每当我外出乘机归来，一落地就会进入穆尔西时代的“暮光地带”：幽暗的走廊，一动不动的电梯。事情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

一天上午，我到解放广场旁边的莫加马（Mogamma）政府大楼续签证。我挑的这个日子没有任何抗议活动，但那一片还是弥漫着催泪瓦斯的臭气。感觉这东西似乎已经完全浸入了地上的石板，现在石板又在炎热之下把它挥发出来。我把申请交给一个工作人员。

“你的结婚证呢？”他说。

都这时候了，还关心这种事情啊？更荒唐的是，我竟然觉得很高兴：我们是结了婚的！我回了扎马莱克一趟，取了乌雷县发的结婚证。那个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我一样高兴；续签成功，畅通无阻。

2013年7月，政变终于来了，那时候我的一切计划都无关紧要了。时任国防部长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发表声明，要求穆尔西在48小时内，对抗议者的要求作出回应。穆尔西是出了名的固执，要他让步谈判，应该不可能。

那天，人人都知道是穆尔西在总统宝座上的最后一天，阿提娅来我们家的时候，指甲都涂成了埃及国旗的颜色。她拿出一些红色、黑色和黄色的蜡笔，指挥两个孩子画出一面面小小的国旗。我这两个三岁的小女儿应该提前庆祝一场军事政变吗？但我正忙着别的事情，也没心思顾及；我需要立刻走出家门，去报道当天的重大事件。

我和彤禾设想过种种情况：万一今晚根本回不了家，或者用不了手机了呢？万一事态严重，暴力加剧了呢？我们想好了，如果遇到开火，公寓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内室的走廊。计划如下：门都关好，趴在地上。

总是有计划的。老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但新计划也很容易制定。我与彤禾经常进行类似上述的谈话。一次，托儿所宣布停课，因为警察在距离一个街区的地方发现了恐怖分子放的假炸弹。还有一次，一个ISIS（*伊斯兰国）的附属组织在开罗市郊绑架了一名外国人，砍了那人的头。

搬来埃及之前，我想象过，我们应该会建立一套清晰的流程：如果X发生了，我们就做Y来应对。大使馆就是这么行动的。政变的那个夏天，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疏散了所有非骨干人员。但一旦生活在这座城里，和任何机构组织都没有联系，我才发现，遇到事情，我们的反应会更像开罗本地人，灵活又理性。大家讲起种种大事，都很冷静，而且总是保持着一种疏离感：事情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他们会讲笑话。他们专注去做那些能控制的小事。就算是初来乍到的人，也会渐渐学会以平常心去看待几乎任何情况。那是个假炸弹，又不是真炸弹。那个被绑架的外国人是个石油工人，又不是记者。这种事情只发生了一次。等到再出事，我们再来担心好了。

况且，光是应付日常生活的艰难，就够人们焦头烂额的了。大小状况不断，很多时候都跟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的阿拉伯语老师因为医疗条件差而猝然离世。喜欢和两个孩子聊天的店老板在自家附近被枪杀，据说是因为想劝架。政变后不久的一天，四楼那位“猫倌”老太放了些吃的在门外，喊着楼下一只猫的名字，但猫儿没来。于是她从蛛网门的缝隙伸出头去，想从电梯井里往下看看。在她楼上某一层，那个“拜占庭石棺”一动不动。

此时此刻，一楼有人按了电梯按钮。

出事之后，警察讯问了门卫，之后门卫要么辞了职，要么被炒了鱿鱼。在我看来，他是没什么错的，但找他当替罪羊很省事。房东太太在蛛网门后面又安了一道铁丝网门。四楼那位老太太的家人放了好几个月《古兰经》诵经的录音，为她安魂超度。我和彤禾告诉阿提娅和别的保姆，千万不要让两个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自己跑到楼梯间去。现在报纸上到处登的都是暴力冲突的消息，而我最害怕担心的，却是自家门外的电梯。

一个冬日，穆尔西出了门就再也没回来。他消失的第二天早上，五只难看的流浪猫跑到我家阳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我心想穆尔西是不是终于打架打输了，然后开始往那些流浪猫身上洒水，直到把它们赶走。但穆尔西还是没回来。我突然想起赛义德曾经的警告：有人会偷猫。

孩子们很难过。她们已经长大了些，穆尔西也能和她们和平相处了；甚至偶尔还表现出些许关爱。好几个晚上，我在街上边走便喊，“穆尔西！穆尔西！穆尔西！”大家都看怪物似的盯着我。我正逐渐变成扎马莱克的另一个怪人，夜晚在这岛上四处逡巡游荡的老外，召唤着已经下台的总统。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和彤禾发现不应该在两个孩子面前讨论政治了。有一次，我们回美国去探访家人，有个叔叔问阿里尔，她的宠物怎么样了。“还有另一个穆尔西，他是人，不是猫，”阿里尔说。“他以前是总统。”

叔叔问，那穆尔西现在去哪儿了呢。

“他坐牢啦。”

“为什么呀？”

“他派一些人去杀了一些人，”阿里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说道。“现在换了个总统。我也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只知道他名字叫塞西。”

穆尔西，塞西——我总结出个理论，如果埃及领袖的名字听着像宠物的名字，那就不是好兆头。埃及学家托比·威尔金森（Toby Wilkinson）指出，修建金字塔的伟大时代过去之后，公元前二十五世纪那些继任的法老们，都有一个听起来很“幼稚”的名字。在中央权威日渐衰落的这段岁月中，很多国王的名字都适合拿来给猫取名：佩皮（Pepi）、特提（Teti）、尼比（Nebi）、伊兹（Izi）、伊尼（Ini）、伊蒂（Iti）。伊比修了个很袖珍的金字塔，大概才十八米高，但他连封顶石都没放。佩皮二世统治时期，整个国家都被搞垮了。一支南下的探险队报告说发现了一名俾格米矮人，这位昏君眼前一亮，兴致盎然地回复说:“朕想见此俾格米矮人的急切之心，甚于见到西奈与蓬特的贡品！”

我想，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将把我们这个时代看做另一个领袖名字像猫而政治崩坏的例子；粗鲁残暴，警醒后世。曾经，穆尔西是掌权者，接着，塞西像赶花园里的流浪猫一样赶走了他。接着，一千多名抗议者在一场野蛮残暴的镇压中被屠杀。接着，穆尔西被关押在牢笼中出庭受审，被判谋杀罪、叛国罪。有谁能去责怪一个孩子，分不清这些政治人物和畜生的区别呢？

穆尔西消失的第五天，我听到它微弱的“喵喵”声。我站在花园里抬头看，发现它被困在楼上某一户人家的阳台了。他是顺着一棵树爬上去的。

彤禾上楼去找那户人家，但住在里面的那位女士拒绝开门。她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内，彤禾就在门外作自我介绍。最后，这位女士终于开口了：她威胁说要报警。

“她不喜欢见人，”门卫告诉我。他说那个女人说不定害怕那只猫。他做了个很有埃及特色的动作，拍拍头，翻翻白眼，吹着口哨说：疯子。

房东太太也没兴趣帮我们搞定这个孤僻的女人。“这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她说。我跟彤禾与房东太太、她女儿以及两个门卫激烈地谈判了一小时；最终，我们一行六人一起站在了这位孤女的门外，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那女人半开了门。

她指着我，“你进来吧，”她说。然后又指着彤禾，怒目圆睁，“你不能进来！”

她的家比我想象的要干净。她长得很好看，穿着一件精致的睡袍，让我想起郝薇香小姐（*MissHavisham, 郝薇香小姐，查尔斯·狄更斯长篇小说《远大前程》中一个悲剧人物。）。我打开阳台的门，穆尔西飞跑过整个房间，扑进彤禾的怀里。我感谢了这位女士，但她没理我，还是满腔怒火地盯着彤禾，然后摔上了门。

“你知道怎么回事儿吗？”我问。

“不知道，”彤禾说。

穆尔西回家后的三天，基本都是睡过去的。有时它会走到水槽边，吸吸水龙头。“孤女”雇了几个工人，把自家阳台前远的近的每根树枝都砍掉了。他们还把散碎的树枝撒在了我们的花园，权当赠品。

我们买了辆新的本田轿车。本来约好了去开罗东边见安联保险公司的中介，但马上要见面了，中介却打电话说他来不了了，因为他的车报废了。于是另一个中介抢了这单生意。她一边处理我们的申请，一边说她本人是没法申请安联车险了，因为她连续三年每年都有多起事故。她递给我们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埃及购买的车辆中，十辆有六辆会被撞毁、损坏或盗窃。”

我付了车险的钱。他们的销售策略比科罗拉多那些办人寿保险的人高明多了。

我们开车去了红海、地中海和上埃及。第一次去南部上埃及遗址时，两个孩子像是经历了一次洗礼。她们对奥克亨那坦（Akhenaten）和奈菲尔提蒂（Nefertiti），这对公元前十四世纪统治埃及的法老和王后着了迷。产生这么强烈的感觉，和两位古人的名字有点关系：奥克亨那坦和阿里尔的名字都是“A”开头；奈菲尔提蒂和娜塔莎的名字都是“N”开头。不过最吸引她们的，应该还是两人成双成对的肖像。奥克亨那坦与奈菲尔提蒂共同统治国家，地位上的平等性非同一般，两人总是一起出现在塑像中。

这样的 “成双成对”贯穿了整个古埃及的艺术、神学和政治：地狱判官奥熬西里斯与丰饶女神伊希斯，太阳神荷鲁斯与混乱之神塞特，国王与王后，男人与女人，上埃及与下埃及，生与死，安东尼与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以及他们的双胞胎后代）。芝加哥大学卢克索研究中心的埃及学家雷·约翰逊（Ray Johnson）告诉我，他认为这种配对最初的灵感来自一分为二的景观特色：丰饶繁茂的尼罗河谷紧邻寸草不生的荒凉沙漠。不管来历如何，这种配对都能深深激发人类的想象力。两个双胞胎女儿第一次访古归来后，突然就非要穿不一样的衣服了。阿里尔要像奥克亨那坦一样穿裤子；娜塔莎穿裙子。我们再也没有为给孩子搭配一样的衣服操过心；古埃及的第十八王朝，以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方式，说服了两个孩子。

一路长途驱车，就和我在埃及做的所有事情一样轻松自在。一出开罗，政治就不存在了；大部分地方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没遭遇什么暴乱。很多旅游景点都门庭冷落，无人照管。有一年，我们一路开到苏丹与埃及边界附近的阿布辛贝，警察要求我们最后一程要紧跟一个武装护卫队。但十分钟以后，护卫车就以一百六十公里的时速绝尘而去。可能警官们也觉得无聊了，反正这些偏远的地方也不可能真有什么危险。

我们在沙漠里孤独地开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车。东边能看到小片的蓝色湖泊闪着鲜亮的水光，我猜应该是纳赛尔湖的入口。但接着我才意识到，那些湖泊都是海市蜃楼：我从未见过如此真实的自然幻象。有些湖泊的中央还有岩石冒出头来，像湖心岛。

到了阿布辛贝，我们是那里唯一的游客。孩子们奔向那些巨大的拉美西斯法老雕像，在晦暗的庙宇大殿中玩耍。她们已经五岁了，我在埃及各地的古迹名胜都给她们拍了照。几乎所有照片里，都只有她们俩。我知道，以后这些影像也会如同幻象：双胞胎在阿比多斯，双胞胎在埃斯那，双胞胎在帝王谷。平原上两个粉色的小点，抬头凝视着巨大的门农石像。

对应古埃及人的“双生”世界观，“时间”也有两个单词：neheh和djet。一些学者告诉我，现代人大概不能充分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已经对线性的时间习以为常，一件事发生，另一件事随后：革命爆发，接着来场政变。这些事件与重要人物做出的行为一一累积，写就了历史。

但古埃及人从未按照我们的定义来书写历史。事件（kheperut）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打乱了自然秩序。相反，古埃及人生活在“周期时间（neheh）”当中。Neheh关乎的是日升日落、季节更替与尼罗河每年的涨落，总是循环往复，更替接续。而Djet呢，则是静止恒定的时间。法老驾崩，便进入djet，进入诸神、寺庙与金字塔中的时间。把尸体做成木乃伊，就是人类对djet的体现，艺术也是。在djet时间中，有些东西已经完成，但不会过去；永恒地存在于当下。

我在埃及的那些年，感觉是人生中最漫长的时光。家门外的开罗城，政府上台下台，不断更替；家门之内，我的孩子们再也不复初来开罗时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童模样。她们慢慢长大，我也逐渐发现，小孩子所生活的时间，一定最接近古人。各种事情像neheh一样循环往复：游戏、话语、睡前惯例。Tani，tani, tani。还有djet，永恒的当下。我的女儿们对来埃及之前的生活毫无概念，也不会想到当下的生活会有结束的一天。她们从不质疑我们是否属于此地。我总因为想保护她们而倍感压力，但她们把当下的生活视为常态，淡然处之，这也令人安心。在娜塔莎一年级写的日记里，“黑灯瞎火”不过是neheh的一部分：

2015年12月15日：我正在看书，停电了。

2015年12月20日：我去了金字塔，我们进去了，里面是黑的。

2015年12月27日：我吃完早饭，灯灭了。

两个孩子总是告诉别人，她们是埃及人。她们的肢体语言也和开罗的小孩儿一样：要强调“不”的时候，她们会说“la’a”，并迅速地摇一下头，挥一下手。可以说所有埃及人都害怕寒冷、雨水和沉默，她们也一样。她们总在说个不停；天气再热她们也不觉得。有一次，有个朋友从德国来看我们，见这两个中美混血儿一直说“我们爱开罗！”不禁捧腹。然而，在两个孩子眼里，埃及就是um al-duniya，世界之母。

在埃及的最后一年，我们去了耶路撒冷，游览了哭墙的地下区域。在一些古老的蓄水池旁边，导游问孩子们，“这些水从哪儿来的呀？”

“尼罗河，”娜塔莎说。导游努力引导她们说出正确答案，但她们只是茫然地看着他。托比·威尔金森提到过，在整个古埃及文学的语料库中，“云”这个字只出现过两次。

2016年夏天，我们离开了开罗。我们在那里住了五年，现在，又逢埃及大选之年，似乎正是回美国的时候。经历了穆尔西和塞西之后，我强烈期盼能生活在总统有责任有作为的国家。

最后一个月里，孩子们真是每天都在哭。要跟阿提娅告别，要离开学校，不能再住现在的卧室了，这些都值得一哭。她们担心要被暂留此地的猫。她们觉得，离开埃及，是迄今为止彤禾与我所做的最对不起她们的事情。

回到科罗拉多的里奇维，我们租了一辆双倍加宽的房车，位于高山上一片雪松林中。随着夜晚渐凉，会有田鼠鱼贯钻入房间。我又开始买粘鼠板了。

那年秋天，里奇维小学给二年级的孩子布置了作文，让每个学生给自己取个新名字。阿里尔写道，“我希望我叫‘奥克那特恩’，因为这是个古代‘老法’（*原文中阿里尔把“法老”这单词写错了）的名字，让我想起埃及。”一次家长聚会上，有位带着乡村口音的爸爸问我是从哪里搬家来的。我一回答他就笑起来。“那啥，我孩子跟我说，班里有两个埃及女孩儿，”他说，“我还以为他在撒谎呢。”

2016年11月13日凌晨2:30，穆尔西被从埃及共和国遣送来美，登上了汉莎航空581次航班。上飞机之前，他被注射了三毫克的安定，放进便携猫箱。兽医预计他会昏睡十个小时。猫箱的产品说明中有这样几个字：“结构坚固”。

我们一家离开埃及的时候，在英国转机，那里的机场对运输动物有很严格的规定。所以穆尔西就一直寄养在开罗一个朋友家，等彤禾再去做调查研究后再带回来。那位朋友会定期向我们汇报情况。第一次他写道，“我发现它是越狱高手，所以也在改装我的公寓。”接下来是：“就算加了带滑锁的纱窗纱门，他都能打开家里的窗户和阳台的门。”最后，朋友说，“他偶尔会和一些打了疫苗的成年猫一起玩，但我得警告你，他好像并不喜欢这样。穆尔西对别的猫都挺凶的。”

给猫注射了安定之后，彤禾叫了辆出租车。还没到开罗机场，穆尔西就醒了。过安检倒是没出什么岔子，但他在猫箱里又动又叫的。

飞机准点起飞，彤禾把猫箱放在座位下面后就睡着了。大概凌晨三点左右，她被惊醒了，有人在大喊，“抓猫啊！来人哪，抓住那只猫！”不知道还有多少乘客被吵醒了，但当时醒着的乘客们都看到一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人，追着一只身形庞大的埃及猫，嘴里喊着一个已经入狱三年多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名字。

彤禾在卫生间附近抓住了穆尔西。一名德国空姐很生气，生气的原因也很有德国特色：“万一有人对猫过敏怎么办？”她不停质问说。但彤禾更关心猫箱的问题。穆尔西把那东西毁了个稀巴烂。

彤禾回到座位上，猫在她大腿上不安分地扭动着。到这趟飞机降落，她还要等上七个半小时，再飞十小时二十分钟，再等六个半小时，再飞一小时五分钟，然后再转面包车回家。

邻座的男乘客喜欢猫，他帮忙抱了一会儿穆尔西。后来他还给我们发邮件，想要穆尔西的照片给他的孩子们看。

彤禾在法兰克福机场抱着猫转了几圈，终于找到一家店有硬壳猫箱卖。上最后一趟飞机前，又得再买个软皮猫箱。总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