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生的苦难，都与性和性别有关

萧红

本文为杨联芬教授在纪念萧红诞辰110周年暨《萧红大传》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

萧红一生的苦难

都与性和性别有关

杨联芬

三位老师都是我的前辈。在读本科时，赵园老师和季红真老师的文章，我最喜欢，受益匪浅。受他们那代学者的启蒙和影响而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是我们这代很多人共同的经验。今天能够跟他们在一起面对面请教和切磋，倍感荣幸。

我接着孙郁老师的话讲，萧红在文坛的崛起，借助了左翼文学的力量，但她的创作在左翼文学当中确实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整体的现代文学史上，她的贡献也是唯一的。她的创作犹如天籁，其处女作《跋涉》是和萧军创作的合集。翻开《跋涉》，两位作家的才华，高下立判。萧军的自我感觉一直不错，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文学梦，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前几年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我们从中看到他这个心迹，他真诚地追求文学的永恒性，执着地梦想写出传世的作品。但从读者的感受看，萧军在文学上的自我期许有点过高。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和文学的感觉，完全不能跟萧红比。萧红的才华，具有某种天然性，如刚才孙郁老师所讲，她一个初中生，没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却写出妙不可言的文字。这种天才是没办法学习，也不可模仿的。由于她在左翼文化背景下成长，又执着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因而她的创作跟整个左翼风气有差异，而后期她与左翼主流的疏离，使其独特性得以保持和发展。

萧军和萧红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初版封面

季红真老师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她细致梳理了萧红后期在创作和个人生活上的细节与过程，给我不少启发。萧红在抗战以后的创作，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评估和研究是不够的。她的《马伯乐》，季红真老师把它放在中国讽刺文学典范的位置上，这个评价我认为一点都不高。《马伯乐》是萧红在重庆动笔，在香港完成的，这个长篇尽管没写完，但已显示出萧红在叙事和人物刻画上的从容与成熟。《呼兰河传》与《马伯乐》，成就高于《生死场》。有人说《马伯乐》不像萧红的文笔，其实不然，小说第一句话就很萧红——“马伯乐在战前就很胆小”，口语化，娓娓道来，展现这个很“二”却又不坏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令人忍俊不禁。《马伯乐》的叙述尽管不像《呼兰河传》那么富于诗意和音乐性，但语言风格是一致的，自然、率真、幽默。《马伯乐》写战争、写难民、写文人南下等，写出了那个时期真实的也是平庸混乱的日常景象，这跟当时左翼要求的“抗战文学”的宣传性和战斗性，有些不吻合，她没有刻意让文学成为观念的传声筒，而是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这倒成全了她作品的传世性。

季老师这本书在初版时我就读过，当时觉得终于有一本对萧红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传记出来了，这次再版，我仍然要表达这样一种感激。我对萧红生平的理解，说起来非常惭愧，很多年都囿于八十年代的那些传记作品，如葛浩文的《萧红传》，聂绀弩的《在西安》等。那些文字建构了我心目中的萧红，因此对萧红有很多偏颇甚至错误的认识。比如萧红的第一次婚姻，即她最早的那个包办婚姻，她跟汪恩甲的关系，过去把这两个人都当做理性的人看待，汪恩甲就是一个恶少。季老师把这段历史细节还原出来，使我看到，汪和萧红一样，都不过十几二十岁的青春期少年，既叛逆，经济又不独立，还有很强的依赖心理，两个人的行为，都有青春期少年的匪夷所思，这一点我倒觉得电影《黄金时代》对这层关系的还原比过去真实。汪对萧红不是有意玩弄而后抛弃，而是跟萧红一样得过且过，做事不靠谱。萧红少年时期的任性，因其女性身份所遭遇的苦难，使我们容易建构其受害者形象，并将批判的眼光局限在直接导致其怀孕的男子身上。过去我们易从成熟的成年人关系，去理解萧红的行为及历史，去理解跟她有关系的那些男性，有些判断就会失去客观性。

正如赵园老师所言，季老师此书对萧红与萧军及端木蕻良婚姻的梳理，对矫正一些流行的偏见，有独特意义。关于端木蕻良跟萧红的关系，过去我们读到的回忆录或传记，多出自左翼作家群，他们有一个共性，对端木蕻良抱有偏见。聂绀弩先生那篇《在西安》，暗示端木蕻良是一个怯懦自私的人；在萧军等嘴里，端木就更不堪。

1938年摄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左起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后排是丁玲

萧红一生的苦难，都与性和性别有关，怀孕、生产带给她的痛苦与屈辱，不仅是身体的，而且是精神的，具有终生的创伤性。过去人们将萧红的受难，多归咎于几个“渣男”。而季红真老师的传记，写出了萧红的责任。这一点令人敬佩。萧红是一个有童年创伤的作家，这跟张爱玲相似；然而与张爱玲的委曲求全不同，萧红叛逆，从与表兄私奔开始，包括对汪家“骗婚”尔后状告汪兄“代弟休妻”等，做出的多是“出格”的事情，她对自由的追求，始终以一种不顾后果的青春期叛逆形式进行，由此招致许多痛苦和屈辱，导致心理问题。不止一个作家在回忆萧红的时候，都描述过她“神经质”的笑声等等。这方面，季老师并没有为尊者讳，而是客观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端木蕻良“小人”形象的塑造，除了来自左翼同仁的偏见，还有萧红自身的责任。香港沦陷后，她怀疑端木蕻良会抛弃她（这也是一种病态心理吧），端木蕻良要找机票，要找医院，还要找钱。他把萧红交给骆宾基照看，离开几天不回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萧红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如果我跟萧军说需要他，萧军一定会回来等等；她对初来乍到的小同乡骆宾基，交浅言深，托付终身，而端木蕻良一回医院，便不由分说又是接小便，又是刷痰盂，一副任劳任怨的丈夫形象。端木本非圣人，但从他一向的表现，判断他的基本品格并不难——当初在武汉，他不顾周边的非议和蔑视，坚持与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举行婚礼，是一种郑重和尊重的态度。还有，端木蕻良一生未对萧红有任何非议，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从不辩护。年轻气盛者大抵轻率认为这是端木心虚，其实，君子不发恶声，这至少体现了一种涵养。季老师这本传记，还原了不少真实的细节，而所依托的，是大量来源不同的回忆录和史料。亲属的回忆，尤其是端木蕻良在文坛被大家贬斥情况下，以辩护姿态写成的传记，很可引起怀疑。但季老师的这本传记采用了亲属传记而让我们感到可信，在于她并不是单采信某一种说法，而是把所有香港沦陷后端木蕻良与萧红这一段历史的相关材料，做了一种竭泽而渔的搜集与对照，让我们看到曹革成（端木蕻良的侄子），以及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叙述的一些事实，其实是可信的。

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当我们以传统的维护萧红立场来看待萧红生命中这两个男性的时候，无意中还是在犯一个错误——潜意识中认为优秀的作家，道德应该更好一些。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都不是完人。

季老师这本《萧红大传》，最可贵的是还原历史细节的努力。尽管其中一些细节，看得出季老师还是站在萧红的立场来处理的，这也就是赵园老师给它定性文学传记的缘由；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本书仍然是萧红研究中最全的一本参考资料。这不是说季老师有多少发明，而是她把现有的有关萧红的史料，基本上做到了竭泽而渔，综合研究。这本传记给我们理解萧红及其周边人，理解她的作品和时代，提供了非常详尽的也是很客观的背景和材料，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