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创始人、中国恐龙研究泰斗杨钟健的七部游记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创始人、中国恐龙研究泰斗杨钟健的七部游记，记录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学习、考察和科研经历。既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古脊椎动物学的学科发展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杨钟健（1897—1979）

游记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体裁，特殊人物在特殊时期的游记，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侧面。杨钟健先生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恐龙研究专家，被业内尊为“中国恐龙之父”。除专业研究之外，他涉猎丰富，不仅精通英语、德语，还熟悉拉丁文和希腊文，热爱诗词和散文写作，在长期的野外考察过程中，非常重视记录自己的所行、所见、所思所想。他一生所作七部游记，分别为《去国的悲哀》（一九二九）、《西北的剖面》（一九三二）、《剖面的剖面》（一九三七年完稿）、《抗战中看河山》（一九四四）、《新眼界》（一九四七）、《国外印象记》（一九四八）、《访苏两月记》（一九五七）。这些记录的“剖面”，此中含义一为实际观察到的地层剖面，反映其地质构造和科学内涵；另一则为人生的剖面。我们此次将其合并为三本出版，以飨读者。

《去国的悲哀》是杨老第一部游记，记述了一九二三年去德国留学以及归来的经历。旅途从故乡陕西华县出发，经北京、上海，以海路赴欧，在船上途经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到达欧洲之后，在慕尼黑、巴黎、柏林、伦敦、瑞士游历博物馆以及做地质考察，后从慕尼黑取陆路经维也纳、华沙和莫斯科，再由西伯利亚入东三省而归国。前后历时近五年。年轻时的杨钟健，求学之余参观欧洲的博物馆、著名大学等，对于欧洲科学人文的发达、人民的外貌和精神状态，都感到新奇。而国外国内云泥之别的境况，也令他备受刺激。诚如他所言，此次旅程充满了“欣喜和悲戚”，并不能完全融入求学旅途的欢乐，也不能完全畅怀。杨老一方面对于国内情势终抱乐观态度，但同时也对胜利的一日何时到来充满未知感。他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大力发展科研、科普宣传的必要，但同时又以自己不过得一博士“虚衔”自卑，时常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慨。这种心情为此书带来一种时代的沉重感，的确与书名中“悲哀”二字紧紧相扣。

在明兴南郊绿林依莎尔河畔（一九二四）

本书于一九二九年初版时，得到了杨老诸多朋友的支持。包括封面的绘图者姬德邻先生，以及为本书作序并画插画、题写了卷首诗的王德崇先生（一九○○至一九八四，字子休，陕西省高陵县人），他于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与杨钟健相识于“共进社”，任《共进》刊物主编，一起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痛斥军阀。一九三九年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回国，在农业经济学术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著有《农场管理学》等。他自幼聪敏好学，是一位进步青年，且颇有胆识勇气。杨钟健先生与之交情甚笃，视其为“相知”。《去国的悲哀》前面几部分即是以写给王德崇的信件的形式呈献给读者的。字里行间可见二人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默契。

《去国的悲哀》初版封面

此外，书中提及与作者有交谊的人物，皆为一时之秀，在此举一人为例。孙云铸先生为我国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留学于德国哈勒大学，一九二七年，与杨老在哈尔茨地质旅行途中相会，二人计划成立中国古生物学会。此实为我国古生物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杨老写完《去国的悲哀》，将稿件交于北平平社编辑出版，就又出发了。他受翁文灏先生嘱托，去往山西西部、陕西北部一带旅行调查三个月，又去东三省不到一月，然后参加中美考察团前往内蒙古二连浩特东部一带，最后是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由张家口出发一直向西到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杨老将这四次旅行的经过和感受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取名“西北的剖面”，由翁文灏作序，于一九三二年出版。杨老称“几乎上自天时，下至地理，乃至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等等”，无一不“或深或浅地切剖一下”。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考察团和中法科考团这两次中外合作考察项目，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杨老作为亲身经历者记录的详情，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中法考察团的履带式野外汽车（一九三一）

《剖面的剖面》记录了杨钟健先生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两广等地所进行的地质、古生物考察和调查活动。杨老照以前一样，将旅途中所观察、感悟的记述下来，成为一部游记。何为剖面？正如翁文灏在序中所说，“就是把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解剖开来”。关于此游记的内容，杨老概括有三：第一记地质知识，第二记沿途风景，第三记民俗风物。特别强调，旧时有的游记，有着很美的文字，也是不朽之佳作，然而描写并不合乎事实，如言山必定壁立千仞，说月无非玉兔嫦娥；更有甚者，游龙门必提夏禹，过吐鲁番必称火焰山。因而新式游记则须给人以准确的知识，对每一地的地质背景、地理状况和人情风物，均予以正确的记载。这种写作意图在《抗战中看河山》中更为突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被自己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沦陷，杨老带着悲痛的心情于当年十一月离开北平，经湖南、云南、四川、陕西，再游新疆，到回到北平，前后历时六年。此次野外旅行是在国土沦丧、时局艰难中进行的，杨老尤感我国山河之美、物产之丰，用“锦绣山河”“地大物博”并不足以说清楚，而应该以实际的描写和科学的解释予以记录。更重要的是杨老看到外国人对于我国的自然地理均有详实考察记录，而我国边疆地区丧失多年从不见有相似书籍出现，不免惊心，深感地质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必要。

这两部书的出版都颇为不易，《剖面的剖面》尤其充满波折。此书完稿于一九三七年，交付禹贡学会的顾颉刚，拟送商务印书馆加入“禹贡丛书”出版。是年恰逢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商务无法印行，原稿也不知所踪，直到一九五〇年方才找回。一九七三年，杨老高龄，仍念念不忘此稿出版，曾求助于同人，甚至称“用纸可以次一些，印的份数可否压缩到三百份或四百份，插图和图版加价太昂可以去掉”等等，言辞卑微恳切，令人闻之心酸。即便如此，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仍未能如愿。直到二〇〇八年该书才首次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今次随另外六种游记一同再版，真有回归之感，令人不胜唏嘘。而《抗战中看河山》虽然写完即交由独立出版社出版，但也非常不易。按照杨老原来的计划，会在书中加入路线图和风景照片若干，也因战时艰难未能如愿，而翁文灏先生忙于政务，也未能拨冗赐序，颇为遗憾。但杨老仍然对慷慨帮助过的卢逮曾先生表示了诚恳的谢意，意识到“目下此等困难情形下，印刷这个似乎不重要的书籍，是不容易的”，显示出学者的豁达。

“国外篇”三种，分别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欧美、五十年代在苏联的游记。《新眼界》作于“二战”后期，他从重庆出发，飞往美国加利福尼亚，游历了迈阿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参观各地质和古生物研究所、高校地质系以及当地博物馆，还去了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之后返回美国，获悉太平洋战争结束，然后到英国，参观伦敦、剑桥等地的地质古生物科研机构。后又从美国返回中国，此时中国已取得胜利，他十分欢欣，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这一趟欧美之行，除了自己的行程路线、饮食起居等，杨老对国外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的情况，有相当篇幅的介绍；此外对目之所及的外国经济、文化的发达也进行了记述，并时常有“我们何日可以达到”的慨叹。他在美国闻听“二战”胜利的消息，和美国人民分享了喜悦，回到中国之后，又看到国内惨胜局面，自然对国民经济的恢复特别是学科建设有了一番新的憧憬。本书初版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四七年出版，章鸿钊题写封面。一九八六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这本书纳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再版。而关于此次欧美之行学术方面的专业问题，杨老在《国外印象记》中有详细的记述。此书最早的版本是在一九四八年由文通书局出版的。按照杨老自己的话说，是将游历过程中印象“最深刻者，用综合方式，列为专题，一一记述”。其中对美国的地质机构、博物馆，学科发展、学人简事，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等，有比较系统的介绍；进一步与我国的学科状况进行了对比，指出其中哪些为我们可以取长者，而哪些为不值得学习者。杨老一手构建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目前频出的很多新成果仍然要感谢杨老当时对学科的规划和运筹，近年来有学者命名了“杨氏钟健龙”，以此表达饮水思源之情。

与巴伯（E. H. Barbour）、舒尔茨（C. B. Schultz）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博物馆参观（一九四四）

一九五六年八至十月，杨钟健先生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同事周明镇、赵金科以及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斯行健一同，应邀访问苏联。归来写成《访苏两月记》，于一九五七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记录了杨老在苏联的见闻，特别是与苏联古生物学家的交流，以及在各地进行野外考察和参观的情景。通过文字，我们得以一窥苏联当时的国家面貌和科研实力，了解苏联的古生物学家，并体味当时中苏真诚的友谊。

杨钟健一行人穿过莫斯科红场

中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翁文灏先生说，“我们学地质学的人是最有游历机会的，背了一个布袋，拿了一把锥子，根究地下的富藏，追寻远古的历史，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除了敲石头之外，所经地方的山川形势人情物产种种都有研究的价值，而且往往与我们的石头有关”，“这些游记正是杨钟健先生科学观察而通俗写作的结晶，也是许多读者借此窥见科学意义的极好门径”。希望杨老的游历，可以让我们遥望那个年代，从而在今天获得知识和情怀的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