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斗争的武器？一段鲜为人知的中国演说史｜文化纵横

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

陈平原 | 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原载《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

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

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章、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梁启超认定中国“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此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

那些广场上的演说，以及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学术、文化活动，也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将集中讨论以下问题：一、作为“声音”的演说；二、“演说学”之传入；三、演说的定义与溯源；四、分类、技术及姿态；五、无边的“国事”及“有声的文学”。

▍作为“声音”的演说

我曾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四个角度，拓展“现代中国研究”。从声音入手，谈论晚清以降的启蒙事业，可做的事情很多。我之所以专注于“演说”，除梁启超的“传播文明三利器”，更受鲁迅《无声的中国》的影响——后者在提倡白话文时，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此乃“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接着梁启超、鲁迅的“话头”，我试图将“三利器”与“有声的中国”相勾连，阐述晚清以降的“演说”怎样深刻影响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演说可以是政治宣传，可以是社会动员，也可以是思想启蒙或学术普及——表面上只是演说内容的差异，实际上牵涉到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反应以及传播效果等。此前我曾主编“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并撰写了若干专业论文。这一回希望深入技术层面，考察晚清以降的“演说”，是如何被鼓动及训练出来的。

梁启超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第一号上，有“学生某”的《东京新感情》，其中“最得意二十一条”，包括“听朋侪演说，最得意”；“一动笔，一开口，觉新异议论、新异名词满肚，最得意”；“自由、民权等议论，倡言无碍，最得意”；“痛骂官场，最得意”等，很能显示那个时代的新风气。言论尺度有宽有窄，但关心国事的演说，戊戌后逐渐蔚然成风。从可以肆无忌惮谩骂清廷的日本东京，到天子脚下说话不能不多有禁忌的帝都北京，到处都留下了演说家矫健的身影。与此相适应，报章上也多有关于演说的报道，以及诸多成文的演说稿。

敏感的小说家自然不甘落后，晚清小说中多有关于演说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借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像：六十年后，中国人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同时在上海开大博览会，不只展览商务、工艺，而且演示学问、宗教。“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借助于演说，“西学”迅速“东渐”，“群治”得以“改良”，这点没有人怀疑，只是对当下国人的演说水平，小说家大都不敢恭维。若李伯元《文明小史》（商务印书馆，1906）第二十回“演说坛忽生争竞，热闹场且赋归来”、吴蒙《学究新谈》（商务印书馆，1908）第二十七回“言语科独标新义，捐助款具见热心”、吴趼人《上海游骖录》（群学社，1908）第十回“因米贵牵连谈立宪，急避祸匆促走东洋”等，都对作为都市新景观的“演说”抱热讽冷嘲的态度。

正面描写演说场中的“声音”，以及讲者与听众如何互动，还有由演说引出的时代风云和人生百态，当时的报章（包括画报），都曾做了很大努力。若想推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我选择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味莼园两番演说，长发栈一夕清谈”：

看官，须知这张园是宴游之地，人人可来，所以有许多冶游浪子与及马夫、妓女，都跑了进来，有些人还当是讲耶稣呢。笑言杂沓，那里还听得出来？只见一个扮外国装的，忽的一声，跳上台去，扬着手中的木杆儿，大声说道：“今日在这里是议事，不是谈笑！奉劝你们静点，不要在这个文明会场上，做出那野蛮举动出来。”说罢，忽的一声，又跳了下去。宝玉细认这个人时，却就是前回那黄黄脸儿的后生。见了他今天的装扮，方才知道他头回并非是在热丧里，是要留长了短头发，好剪那长头发的意思。以后又陆续有人上去说，可奈总听不清楚。宝玉不耐烦，正想走开，忽然听得一阵拍掌之声，连忙抬头看时，只见台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宝玉吃了一惊，暗想：“近来居然有这种女子，真是难得！”因侧着耳朵去听，只听他说道：“一个人，生在一个国里面，就同头发生在头上一般。一个人要办起一国的大事来，自然办不到。就如拿着一根头发，要提起一个人来，那里提得起呢。要是整把头发拿在手里，自然就可以把一个人提起来了。所以要办一国的大事，也必得要合了全国四百兆人同心办去，那里有办不来的事！”众人听了一齐拍手以后人声更加嘈杂，竟然听不出了。说了一会下去，忽然又走上一个和尚来。宝玉暗想：“这个和尚一定有点妙谛，要说的天花乱坠的了。”留心要听时，无奈那些人见上去了一个和尚，都在那里惊奇道怪，甚至有捧腹狂笑的，那里还听得出一个字来。那和尚说完了，合十打了个问讯，便下去了。以后忽然上去一人，吼声如雷的大喊起来。看他满脸怒容，一面说一面拍桌子，就和骂人一般。把桌上的一个茶碗，也拍翻了，几乎把那桌子也拍了下来。旁边走过两个人，一人一面把桌子扶住了。他益发拍的利害。这个人的声音大，应该听的清楚了，谁知他声音大时，底下吵的声音也跟着他大了，仍是听不出来。这个人喊嚷过了，便有一个人上去，举起一只手道：“演说已毕。”于是众人纷纷散去，也有许多围在那签名处的。

比起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提及张园演说，“也有讲得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演二三十分钟的，也有讲四五句便跑下来的”，相对来说，吴趼人的描写更精微——虽也略带讥讽，但笔下多有温情。这与他本人热心演说，但又感叹国人演说能力欠佳大有关系。1901年3月24日，吴趼人参加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张园举行的第二次反对“俄约”的集会并发表演说，演说稿刊两天后的《中外日报》；1905年7月，吴趼人辞汉口《楚报》之职归沪，又积极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并多次发表演说。关于后者，吴趼人曾借为周桂笙《新庵译屑·演说》撰写评语，表达观感：

乙巳六月以后，抵制美约事起，各社会之演说者无虚日。试往聆之，则今日之演说于此者，明日复演说于彼，屡易其地，而词无二致，如移置留声器然。

一句话，演说确实很重要，但国人还没掌握好此传播文明之利器。

1904年9月发行的《白话》杂志第一期上，刊有秋瑾的《演说的好处》，谈及为何成立演说练习会：

我国把演说看得很轻，以为口里说说，有什么大不了，何必是要去练习他；到了演说的地方，当作家常话，随便说说，无关正事，不足动人，这还可以算得演说么？然却怪不得，都因为从前不曾练习的缘故。

公众场合的演说，并非照搬家常聊天或友朋对话，而是包含某种特殊技巧，而这需要专门训练。据黄炎培追忆，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引领他们“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理由是“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

初刊1905年《新小说》，此文对演说家提出很高的道德及技术要求：“然在西国演说极难，非有新理想，新学术，必不足以餍听者之望。而其民之智识，又大都在普通以上，不若说书之可以随意欺人也。故演说之人，平日既有习练，临时尤有预备，而不敢轻于发言。”以有无“新理想”与“新学术”来衡量演说，这标准很高，需长期涵养，非一时三刻所能造就。但另一方面，演说包含某种表演成分，此等技术能力的习得，相对容易得多——晚清以降的“演说学”，基本上是在此层面上展开。

▍“演说学”之传入

“差不多与新世纪的曙光同步，各种新式学堂里，纷纷成立了演说会，开展演说方面的研究与训练。既有校长们的身体力行，也有学生们的自发组织，各方合力的结果，终于使得校园内外的演说水准，得以迅速提升。”演说在大学校园的蓬勃展开，我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中有专门论述，这里转而关注社会上各种演说训练——尤其是演说学书籍的刊行。

演说可以训练，训练需要教材，此等培养演说能力的书籍及课程，与其叫做“学”，不如称为“术”，只是照顾当年的习惯，不强做分辨。这里着重考察，到底是哪些演说学著作影响了晚清以降的演说风气。黄炎培提及蔡元培教南洋公学特班生演说时，曾“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但没说是哪几种。倒是蔡元培任主笔的《警钟日报》，1904年曾连续刊登广告，推荐钟观诰译日人冈野英太郎的《演说学》：“惟书中图画精致，绘声绘色，于学演说者俾【裨】益不鲜。”考虑到留日学生乃晚清鼓动及实践“演说”的主要力量，不妨就从这个地方入手。

封面署“米国演说学博士冈野英太郎著”的《演说学》，明治三十三年（1900）由东京三省堂刊行，除序言及目录，共178页；第133页后乃五篇作为参考资料的欧美演说。所谓“演说学”，包含学理与技术，但说实话，关键在技术，比如怎样处理声音与姿态。“声音的练习”比较抽象，而“姿态的练习”可落实到头/脸、眼睛、手腕、身体、脚步等，相对更好操作。对于晚清读书人来说，此书最让人喜爱的，不是那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而是“绘声绘色”的“姿态应用图解”【图1】。

图1

目前未见钟观诰译《演说学》的晚清刊本，我找到广州文明书局1923版、上海国光书局1925年第二版及1927年第三版，都是82页的小册子。书中关于演说起源及其如何在欧美世界盛行的描述，日后被各种演说书籍袭用：

演说者实一技术也，一学科也，导源于希腊罗马之古代，流溉于欧米诸邦。……谓演说为一学科，而欢迎于社会上，则自米国创行之。以彼自由之政治，故言论自由之学，在并世中为沃野美田。然则言论之自由，足以促演说学之发达。今也米国自小学至大学，殆无不设演说学科。呜呼可谓盛矣！

清华学校校长金邦正《序》称：“学术思想之最后目的在求真理，而辩论术即是研求真理的种种方法之一。”另一篇序出自主事者梁启超之手，显然更为精彩。梁文称，在印度及欧洲，雄辩乃公共娱乐之一，而“吾国之文化，他事或不后人，而独于此何寂寂也？”从孔门言语一科算起，历代均有能言善道者，可就是不如印欧辩者“堂堂焉建大将旗鼓者”。梁启超连同魏晋清谈、宋明讲学一起批，进而追究原因：“其为政者，则惟有所谓密勿启沃，端拱成化，其于舆人之诵，漠不关心，更无论矣。呜呼！我国之民众的政术学术艺术，所以阅千年不一见，而长滞于晻昧肤薄之域者，岂不以是耶？岂不以是耶？”梁文高屋建瓴，从政治体制角度，指责历代统治者之注重辅佐君王、扼杀民间舆论，是导致中国演说湮没、雄辩不兴的根本原因。

欧洲之行归来，梁启超希望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些具体工作，1920年4月，梁与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发起成立“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共学社，社会名流如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等也积极参与。共学社有四项主要事务——出版《改造》杂志；编译欧美新书；倡导图书馆事业；选派留学生。编译欧美新书交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其中就有此《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该书第一编“辩论术之实习”包括以下章节：题目、题目分析、证据、编要略、编辩词、覆辩、演述辩词；第二编“辩论术之学理”则有归纳论证、演绎论证、因果论证、类比论证、谬误、驳论等。原作者在序言中称，着眼于实际训练，故此书先实习，后学理。与此相对应，中译本附录了许多“辩论的题目”，含社会类27则（如印刷出版应享绝对的自由；国家应废除死刑；一夫多妻制应加禁止）、政治经济类28则（如中国应采行联省自治制；中国应行普通选举；中国总统任期应加多一年）、教育类52则（如全国国民学校教科书应由教育部规定一致；中学校应加授辩论术及实地练习；北京大学地址应移到圆明园；清华学校与其办成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不如办成一个完全大学）等。所有这些题目，都不是曲直对错黑白分明，而是可以展开充分辩论的。不管你选择正方还是反方，都必须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具体到如何立论与驳论，哪些技巧会被广泛运用，谁人在课堂及比赛中得胜，这些都在其次；关键在于此等训练可开阔学生视野，养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习惯。这是清华课业的特点，对青年学生的思维及表达影响至深，也是被梁启超寄予厚望的原因。

北大教育系讲师张孟休编述的《听众心理学》，依据的是何林华（H. L. Hollingworth）的近著The Psychology of the Audience。全书十一章，外加一个附录，每章后面都开列好几种英文参考文献。此书讨论的焦点是：“一个演说者要征服他的听众，应先从何处着手”？经由一番辨析，何林华认定，演说之征服听众，“与广告的任务很相似”：“一张完全的广告，负有五项任务：（一）取得注意，（二）保持兴趣，（三）引起印象，（四）说服听众，（五）支配行为。”于是，本书就此展开，讨论征服听众的五个步骤。最后一章“实用的结论”，更是提供了很具操作性的50条建议，不仅针对演说家，也包括舞台演出等所有需要“征服听众”的工作。

▍演说的定义与溯源

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首先须划定边界。福泽谕吉撰《劝学篇》，其中有一则《论提倡演说》，也像中国人那样，从“正名”入手：“演说一语，英文叫作‘Speech’，就是集合许多人讲话，即席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们听的一种方法。”在福泽看来，传统日本虽有寺院说法，但与西洋极为盛行的演说不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这点殊为不易。转移到中国语境，可以这么厘清：第一，公开地（而不是私下）谈论政治议题（而不是娱乐故事）；第二，面向公众发言（而不是献策或进谏）；第三，基于民间立场（不同于清代的宣讲《圣谕广训》）。

周桂笙在1905年的《新小说》上谈论“其状殆如吾国之说书”的“演说一道，最易动人”，特别提醒传统的“说书”与新起的“演说”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一则发表意见，就事论事，一则抱守陈腐，徒供笑谑，宗旨不同，智愚斯判。” 这里对说书的批评不太公允，但指出演说的内核是“发表意见”，无疑是准确的。只是演说者发表的“意见”，可牵涉军国大事，也可以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余楠秋《演说学概要》分演说的定义、范围、原素等九章，介绍演说的基本原则和若干常识，其中第一章：“我们晓得，演说的工具是声调，姿态，与辞句；但是它的目的，是要把思想由演说者的口中输入听众的脑海里，使他们不期然而然的悦服和感动，即时表现他们的同情。” 随着诸多国外演说学著作的译介，国人所撰相关书籍，一是书后开列大量参考书目，二是正文中不断引经据典。如尹德华《演讲术例话》为“演说下定义”，便引康奈尔大学惠南士教授、演讲大师卡耐基，以及郝理士特、威克尔等著名学者的说法，论证“演讲是私人谈话的扩张和发展”、“演讲是一种扩大和浓厚的谈话”、“演讲是说服听众的艺术”。

本来只是一种表达意见、说服听众的技术手段，因崛起于晚清，被认定为启发民众、改良群治的重要工具，地位因而迅速提升。晚清启蒙思想家宋恕虽承认“今海外民主政体及君主立宪政体之国，演说皆极发达，而皆特有演说之学以造就演说之人材”，但反对社会上将“演说”视为舶来品，理由是，此乃“唐以前之常语”，并非日本新名词。其实名词考辨不重要，关键是如何看待传统中国公开表达个人立场乃至政治见解的缺失。

杨炳乾1928年刊行《演说学大纲》，谈论为何演说在中国不成气候，将其归咎于：“吾国思想，在秦以前，千流万绪，各家争鸣，辩疑析理，讲道论学，自不能不利其语言。……逮秦尚刑名，汉崇儒学，灭绝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则竞辩不行；竞辩不行，则语言不进。”如此说来，“演说之所以盛于泰西，而衰于中国者”，关键在政治制度，而不是人性或文化差异。所谓“二千年来之国教，几以缄默少文为主旨，讹缪递传，牢不可破”，乃东方国家亟需打破的陋习。这点日本人加藤咄堂深有同感。只不过经由明治维新，人家已经提前走了好几步，现在轮到中国急起直追。晚清之提倡演说，不仅仅是引进一种说话的技巧，更是呼唤政治改革的风气。因为，在时人看来，“演说者，民治之骄子，自由之宠儿。自由兴而演说学与之俱兴，自由灭而演说学与之俱灭”。

原北大、辅仁教授缪金源（1898—1942）为刘奇译《演说学》作序，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自然也记载了许多人的说话。但他们只是‘谈话’（conversation），不是‘演说’（public speaking）；他们只是‘说’，不是‘公开的说’。战国时代也有纵横捭阖的游说家；六朝时代也有言论隽永的清谈家；但不曾产生出一个Cicero，一个Lincoln。”以西塞罗或林肯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没有优秀的演说家。在缪金源看来，不是修辞能力，而是以下四种因素决定的：第一、政治上的大一统；第二、学说上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三、言文分离；第四、戏剧上歌剧不如话剧表达自然。

承认“演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一个部门”，但说“中国人素来只讲究谈话，不讲究演说；只长于和少数人交谈，不长于在大庭广众中演说，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不曾产生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总是让人感觉很没面子。于是有了变通的说法：“演说学在中国历史上，总算是还有点成绩；不过国人没有把它深加研究，尽量的发挥，与文学一样的看待，所以时至今日，尚不得传。在昔春秋时代子产的雄才善辩，实足与美国之威伯司脱相抗衡；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尽可与希腊之德谟西立司（Demosthenes）并驾齐驱。” 即便早先有过百家争鸣的无限风光，但谁都承认，近代中国不见其流风遗韵。

为何到了晚清，中国人可以且必须一改旧俗，向西方学习演说？除了已成潮流的西学东渐，再就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吕策称其翻译加藤咄堂的《雄辩法》，就因为：“今秋，咨议局开幕，国人方试辩，而鲜雄于辩。予曰：辩其可无法邪？……西哲有言，天下多故，雄辩家出。然哉然哉。”咨议局里的争辩，毕竟是小众；更重要的是，向广大民众宣讲正确的思想、学说与主张。从社会改良，到战争动员，再到思想启蒙以及学术普及，可供驰骋的天地极为广阔。而要说实际效果，最明显的，莫过于五四运动中各类群众演说所发挥的作用：“直到近来‘新文化运动’出现之后，才有些人对于这个上面发生兴趣，把它提倡起来，研究起来，社会上也渐渐觉得它的重要的地位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一大部分归功于口头宣传的力量；新剧表演，也是演说学的变相。”

193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社会教育小丛书”，其中有吕海澜编著的《通俗演讲》。这是本小册子，薄薄84页，讨论通俗演讲与民众教育、通俗演讲的分类、通俗演讲机关的组织、通俗演讲员、通俗演讲的计划及场所等，不涉及个人修养，关注的是组织运营。书中最有价值的是第一章“我国通俗演讲的沿革”（1—19页），称中国“古代已有类似通俗演讲的事实”，比如从周代到清朝官府都得向民众宣讲政令；而晚清废科举开学堂，“对于利用演讲，启迪民智一点，尤为朝野所一致重视”。罗列过众多晚清提倡宣讲的资料，作者称：

民国成立以后，因为要宣传革命主义，政治主张，做除旧布新的工作，对于通俗演讲自更特别注意。民国元年一月三十日军政府致各省陷电通饬注重演讲，便可见其一斑。南北统一后，北京政府成立，蔡元培、范源濂先后长教育部，部中特设社会教育司，规定通俗演讲为该司执掌之一，对于通俗演讲提倡改进益见具体。北京夏期讲演会，即由教育部主办。通俗演讲稿由教育部通电征集，此为当时中央政府提倡民教，注重通俗演讲的一般情形。

作者虽赞赏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忧国忧民以及借演说影响公众，但认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通俗教育需重整旗鼓，如“对于演讲人员的甄选，演讲技术的训练，演讲方法的运用与改善，均极注意”。说白了，就是新时代的演说必须在政府掌控之内。因为，演说很有力量，但那是把双刃剑，各政党各阶层各学派都可利用；至于执政者是鼓励还是查禁演说，端看时代风云及当道襟怀。此书编者系公务员，好处是提供了不少史料，缺点则是立场保守与游移。

▍分类、技术与心态

目前所见国人最早的演说学著作，当属童益临、高师左编《演说学讲义》（1907）。此书乃新旧交替时代官方政策的产物——皇上为普及教育而设立“宣讲传习所”，而童、高二君乃宣讲所教授，于是“诸生集录其演说为演说学讲义一卷”。不算序言，全书共25页（双面），除“发凡”及“结论”，第一章“演说学之界说”（分辨演说学与教育学、论理学之关系），第二章“演说学之历史”（起源、成立、人物），第三章“演说学之分别”（公众辩论法、代表辩论法），第四章“演说学之法则”（声音、姿势、修词、台戒），第五章“演说学之参照”（问答、比喻、引证、反复等），第六章“演说学之利益”（个人、国家、对外之利益）。架子是搭起来了，可在具体论述时，作者明显缺乏现代演说学的知识及经验。

十年后，商务印书馆推出袁泽民著《演说》，才算步入正轨。此书1917年2月初版，1928年1月已刊第十一版，都是98页，内容没变化，只是封面改了。作者袁泽民（1881—1927）乃留日学生，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故认定演说大有功用：“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在作者看来，“演说学一科，与二十世纪所发明之各种科学，有莫大之关系”，故图示演说学包括——思想学、感情学、论理学、修辞学、文字学、语言学、声音学、动作学。至于“演说之修辞法”，作者的描述过于繁琐。谈及演说学之种类，则借鉴加藤咄堂的主智、主情、主意三分法，只是进一步细化——“主智的演说学”包括学术的演说、教育的演说、报告的演说、辩护的演说、判决的演说；“主情的演说学”包括宗教的演说、道德的演说、送迎的演说、吊贺的演说；“主意的演说学”包括政治的演说、法律的演说、谈判的演说。

对于演讲者来说，思想、立场、学养、修辞等，那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真正需要训练且可以训练的，主要是声音、表情与手势。据曾被孙中山聘为大元帅府顾问、总统府宣传局主任的刘成禺回忆，孙中山先生自述练习演说之法：一练姿势，二练语气，然后就是“聆名人演说，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

为何如此强调声调与姿态，那是因为演说本来就带有表演的成分。所谓“演说”或“演讲”：“演，一方面是演述，是把语言经过计划组织地表达；一方面是表演，是态度和姿势的表演。”这里所说的表演，包含舞台感，首先摒弃教师口吻，因听众不是你的下属，不喜欢你的“循循善诱”；其次讲究“场合和方式”，所谓“‘对什么人讲什么话’，这是一个必要的原则”。

1940年重庆生活书店刊行孟起著《怎样演讲》，与孙起孟《演讲初步》（上海生活书店，1945年初版，日后有1946、1947、1948年等重印本），其实是同一本书，开本及页数不同，但都包含引子、演讲的意义、演讲的训练、怎样“演”、怎样“讲”等五部分。作者很有演说经验，娓娓道来，要言不烦。谈及“演讲的意义”，作者称：“演讲这一定名是非常确当的，因为它指出了这一种说话的方式的必不可缺少的两部分——‘演’和‘讲’。” “关于‘演’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提出‘手势’、‘身势’两项来研究；关于‘讲’的这一部分，我们第一应该研究‘怎样处理讲的声音’”。这些都还是泛泛而谈，看不出什么特异之处。下面关于面部表情及手势的处理方式，方才显示作者的实力：

若是人数多了，场合大了，需要演讲这一方式的时候，那便不能单靠面部表情，而大大有赖于身势、手势。为什么呢？假定演讲者朝对几百人、几千人的听众，作一些面部表情，试问：听众是否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楚呢？

这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在没有摄像机及现场大屏幕的时代，稍为大型的演讲，演说家的手势，远比面部表情重要。这也是很多演说学著作所配插图，多重在手势的缘故。

其实，影响演说效果的，除了声音、姿势，还有心态。你到底是讲给谁听，演说者须心中有数——听众是国务院总理还是青年大学生，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是假的。诸子时代的百家争鸣与游说诸侯获取功名，说话口气肯定不一样；汉唐草创、宋代开始制度化的经筵日讲，与清代地方官每月两次举行公开集会，给百姓宣讲圣谕，也都立场迥异。采取仰视、俯视还是平视的演说心态，不仅涉及内容设计，也包括声调与手势。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很微妙，只能自己体会，很难在通用性质的“演说学”著作体现。一般而言，书籍所传授的“演讲术”，都是针对普通大众，采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不管是群众游行还是乡村集会，是学校演讲还是商业营销，其实都在努力把握群众心理并因势利导。有一点值得警惕，演讲的场面越大、听众越多、情绪越高昂，理智必定相对降低；而演讲者为取得更好效果，往往是“多说情感的话，少说理智的话”。

▍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

要问演说到底有多大作用，上述袁泽民“指导政府”“警醒社会”的回答很提气。可那是站在民间立场或知识分子角度，才会如此笃定；若是你大权在握，未必允许人家借政治演说煽动民众。晚清思想启蒙大潮中，如初刊1907年《益森画报》第五期的《厮役演说》【图2】，讲述京师振懦女学堂门口一女仆演说“阅报之益”，或光绪丙午年（1906）八月《星期画报》第2期上那则《女学传习所开学》，讲述晚清重臣端方在女学传习所开学典礼上致辞【图3】，这些各方都能接受。宫本外骨《明治演说史》介绍明治时代爱国志士的怒吼，以及警察厅解散演说聚会引起听众骚动，那些文字及图像，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谓心有戚戚焉。

图2

图3

从晚清官民无碍的提倡演说，到北伐后国共两党分道扬镳，演说日渐介入现实政治，难怪当权者心存疑惑。不再是传统的“宣讲”，而是表达公共意见的“Speech”，重心及立场从官府转为民间。这其中，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是个关键。演说乃孙中山的特长，也是其提倡革命、募集经费、动员群众的主要手段。1924年5月30日，正在广州养病的孙中山，应上海《中国晚报》的邀约，在广州南堤的小憩俱乐部，对着留声机进行演讲。此演讲被制作成三张每分78转的胶木唱片，其中包括两张国语版，一张粤语版。

不仅孙中山，连他的追随者也都格外重视演说。原因是：“民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发广东，其所以能处处致胜者，一部分的力量，还得要归功于它的政治部宣传的力量。时至今日，演说学在学校中已列为一种重要的科目，各校的演说和辩论的竞赛，已经惹起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

同是演讲集，普通读者关心“无边的国事”，而掌权者则希望集中在政治论述。领导每天都发表“重要指示”，宣传部门尽可不断印行，只要不强求一律就行。可党务人员不这么想。汪励吾编著《实验演说学》（1928），论述演说的目的、常识、方法、效用等，共57章，250页。此书前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胡汉民题签“理足辞工，感人者大”，后有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徵序，强调“汪生励吾，于受党的训练之余，更致力于演说”。如此排场，难免招人嫉恨。不过，党务与演说的关系，确实值得一说。该书《自序》称：“演说为人类今日必备之学识，其关系之重要，已为世之识者所公认。泰东西各国人民对于演说之狂热，几如一种流行病之不易遏止！”其中第五则“演说与革命”，专论“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与演说的关系”，坚称“三民主义所需要的口头宣传者，非具有诚实、热烈、克苦、廉洁、无畏……的精神，是不配的！”读书后王广荫《跋》，方才知道此君有好几个党务方面的头衔，虽位置不高，但立场十分坚定。

都知道演说不仅传播知识，还可以发动群众，积聚力量，成为重要的政治斗争工具。推行党化教育，追求舆论一律，拒绝不同政见的演讲，成了国民政府重要的执政理念。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出于发动民众的需要，言路逐渐放开，国人终于可以公开谈论“国事”了。“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现在乡村角落里都有时事演讲或是宣传队的足迹时，又是怎样一番光景，便可恍然了。”此前屡加限制的政治演说，这回得以自由绽放。正如孙起孟《演讲初步》所说：

神圣的抗战为我们解除了不少的束缚，在大家的不经意间，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许多以前想说而不能说的话，现在都说出来了。许多以前不说话的人，现在也说起话来了。抗战带来了说话的解放，而说话的解放对于抗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安徽省休宁县人孙起孟（1911—2010）乃现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因长期专注于民众教育，擅长撰写小册子，孙起孟对于通俗读物以及演讲的文体很有体会。比如，在《演讲初步》第五章“怎样‘讲’”中，孙起孟分三方面谈论“演讲和写文章有什么不同”：“演讲词中材料的篇幅分配比较文章要自由一些，可以不如作文那么谨严”；“文章里除掉必要的条件下，是要避免重复；演讲词里‘重复’却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演讲词里需要极清楚的条理，这是文章里不一定特别着重的”。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对于“演说”作为一种文体充满自信：

作者曾在一本小册子里提出过“口头作文”的主张。……“出口成章”，原是一句赞美长于文才的话；现在我们要把这句话作为写作的一个最低的标准。“文章”在那里做呢？“出口”便要做；而且也只有这样做，作文才获得一条平坦的踏实的途径。

在孙起孟看来，演讲词之浅俗以及接近口语，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

作为声音的“演说”，因事先撰稿或事后整理，可作为出版物广泛传播。但在一般人心目中，这印在纸上的演讲稿，与那些苦心经营的“文章”/“文学”，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只是随着各种名人演讲集的刊布，读者“虽足不出户，而当代英豪之謦欬，仿佛可闻”；且因各稿认真经营，其“文笔皆畅茂真朴，文体则新旧兼备，并可为学文之助”。到了四十年代，任毕明著《演讲术·雄辩术·谈话术》时，强调文化普及“应该从大众的耳朵着想”，若有人问“什么是演讲”，回答应该是：“廉价的宣传品，有声的文学，迤逦生波的流水”。并非所有的演说都能成为“有声的文学”，也并非所有的演说都命定是“廉价的宣传品”，高低贵贱雅俗，就看你的才华及努力方向。

作为文体的演说，若分议题，可以是政治宣传，也可以是批判文章；可以是课堂讲义，也可以是典礼致辞。所有这些，都可能兼及宣传的力量与文章的魅力，就看你会不会经营。君不见，有些精彩演说，因余音绕梁而被长久记忆，既入政治史，也入文学史。以“出口成章”为荣，提倡“有声的文学”，这方面的经典文献，当推朱自清初刊《小说月报》第20卷6号（1929年6月）的《说话》。

1940年，上海纵横社刊行顾绮仲的《怎样说话与演讲》，前后各七章，冠以朱自清《说话——代序》。朱自清此文并非专为顾书而作，但借用过来，颇能道出“演说”成为“文章”的妙处。在朱自清看来，“说话”种类繁多，如演说、讲解、说书、会议、谈判乃至法庭受审等，而与白话文运动关系密切的“演说”，最有可能承继五四文学革命带来的那些“活泼的、精细的表现”。这一假设，使得朱自清谈论作为一种“说话”的“演说”时底气十足：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绝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绝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

所谓“用笔如舌”，说起来容易，真要做到很难。过分追求“出口成章”，可能导致套语套式的大量使用，就像民间歌手的吟唱，有借题发挥的因素，但语料库的储存至关重要。有人急智/机智，说话新见不多，但很能应景。可这只是小智慧，且老是赶场，没时间停下来阅读与思考，说多了，说顺了，也就说烂了。说话须斟酌，写诗要推敲，作文得磨勘，所谓“人磨墨，墨也磨人”——只不过经营的方式不同而已。千万别太迷信“我手写我口”，好的演说，那种“行云流水”，其实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不管你是写后讲还是讲后写，是一挥而就还是经过修订与润色，只要能兼及阅读与倾听，就是成功的“有声的文学”。如章太炎上海讲中国文化、胡适天津说国语文学、鲁迅广州辨魏晋风度、闻一多昆明批特务暗杀等，都是兼及学问/政治与著作/文章。当然，演说而能成为好文章、好著作，除了个人才情，也需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附记：本文的写作，资料方面主要受益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北京杂书馆，特向以上机构致谢。

本文原载《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篇幅所限，原文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