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劲松： 弦歌｜天涯·新刊
天有际，思无涯。
弦歌
储劲松
姐家门前呐一棵桑呃，来来往往呃好乘凉哦。
姐问亲哥喂做么事呃，旁人闲话嘞我难当哦。
旁人闲话嘞不应当呃，看牛娃儿呐有主张哦。
叫木匠，砍倒桑，拆成板，坐大香。
烧上天，见玉帝，烧下地，见阎王。
阿弥陀佛是冤枉。
——吴头楚尾古歌谣《姐家门前一棵桑》
天堂之上
二胡幽咽，人间月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深冬之夜，荒山野岭中的天堂乡余安村，如同一只蜷缩熟睡的猫。屋外滴水即冻，西北风时不时吹起，引发松涛的轰啸、零星的犬吠和三两声野狼的哀嚎。村子里有一座建于清末的古民居，是我外婆家。屋子东头，一盏煤油灯高高地搁在三脚架上，玻璃灯罩用布擦得可以清晰照见人的睫毛。冷峭的风像人世流言，从窗子缝隙渗透进来，在屋子里回旋，钻进灯罩里，毛笔头一样的灯火像正在跳舞的女子被人戳了一下腰，黄亮的火苗微微摇摆跳动，照着写字台、妆奁、五斗橱和四壁上贴的大红双喜。墙角放着四只竹篓，上面也贴着红纸剪的双喜，以及“瓜瓞绵绵、子孙其昌”“琴瑟和鸣、龙凤呈祥”一类红底黑字的吉语。那些字我只认识几个，其他是父亲教我的。墙上变幻的人影，那么黑，那么古怪，那么憨胖。
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东厢房里一对红烛高烧。
那天黄昏，在村口的大枫树下，我和村里十几个穿开裆裤的以及刚刚换上满裆裤的小孩子，跟在迎亲的队伍后边卖力奔跑，确切地说，是跟在一队挑着竹篓的青年壮汉后边奔跑。就像说书人在《薛仁贵征西》里唱的：“跑得噔噔噔，两只小脚甩流星。”一边跑，一边望着扁担头上忽闪忽闪的方形竹篓，吞咽着汹涌的口水。我们知道，那些盖着红绸布的竹篓子里，装着结婚用的“果子”：葵花子、南瓜子、熟花生、熟鸡蛋、染成紫红色的生花生和生鸡蛋、云片糕、水果糖、冻米糖、爆米花、山芋干、芝麻饼、红枣、纸烟。
猛然，我被一个大孩子用手肘子狠狠撞击了一下，滚到路边的麦地里。我啃了一嘴雪泥，灯芯绒棉袄的袖口也擦破一道口子。雪花纷纷扬扬，我坐在地沟里，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弱肉强食的道理。
这个时候，一只素白温软的手牵住了我皴裂得像松树壳的手，拉我起来，另一只手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我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红衣的娇小俏丽的女子，楚楚然站在我身边。她的笑容像三月里的桃花，在她后面三五步远，尾随着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子，着碎青花布袄，手里拎着一只双提梁红漆火炉，里面的栗炭在红泥瓦钵里熊熊燃烧。
待到红衣女子和青花女子领着我，穿过锣鼓、爆竹和笑闹声，迈过老屋一尺多高的木门槛，被人群簇拥着进入东厢房，红衣女子大大方方又斯文道学地坐到撒满了枣子和花生的大床上，我这才明白，她就是我三舅的新娘子，青花女子则是她的妹妹，也是她的伴娘，那炉栗炭火是伴娘从路边生育过五个儿子的人家讨来的火种。
母亲扯着我的袖子，把我拉到新娘子面前，热切地鼓励我：“快，快叫三舅娘，叫啊！”我怕丑，往人群里躲，她又把我扯出来。我只好蚊子一样叫了一声：“三舅娘。”新娘子脆生生地应了一声：“唉！”
这个时候，一帮半大小子围着新娘子，野里野气地唱起了在乡间传唱了很久的歌谣：
新娘子野，
花大姐，
梳头毛，
两边扯。
新娘子新，
坐床厅，
一对奶，
十八斤。
一屋子人顿时嘻哈哄笑，快要把屋瓦给冲破了。坐在床厅上端庄婉顺的三舅娘局促不安起来。她忸怩地绞着一方花手帕，脸腮上飞起了两朵云霞。
外婆此时来解围了。这个梳着巴巴髻、点着尖尖小脚的老太太，端着一只蓝边老海碗，颤巍巍地走进门来，碗里盛着红枣、莲子和芝麻包心的汤圆。她把碗递到新儿媳妇手中，三舅娘起身双手接过碗，象征性地喝了一口糖水，把碗放在了床头柜上。老太太直勾勾地盯着新娘子，左端详右打量，九重皱纹下的一双老眼笑眯成了一条缝。
一身蓝卡其中山装的新郎，我的三舅，一反往常矜持、威严、总是耸皱着眉毛的乡村教书先生形象，眉飞色舞如同放纸鸢的孩童，一面与同辈的年轻后生嬉笑推搡，一面忙着给大家发纸烟和喜糖。我清楚地记得那种平头香烟的牌子，叫丰收，安徽芜湖卷烟厂出品，上面印着一台履带拖拉机、一道水库大坝和一根大烟囱。我对之印象颇深，是因为我曾经偷出来抽过几根，被父亲发觉，按在竹林里一顿死捶。
据说，那天晚上，我死乞白赖地要与三舅和三舅娘睡一张床，甚至在地上打滚、叫嚎、撒泼，最后被母亲连哄带吓，带到外婆住的那间黑咕隆咚的偏房里，扔在了散发着甜酸味道的床上。直到如今，我对外婆所住屋子的印象，除了几个腌菜坛子、一个冰糖罐子、几只黑漆木柜子、一架上阁楼的木梯，就是一团麻乌漆黑，和一股混合的酸甜气息。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不肯承认那天躺在地上撒泼的事，那必然是舅舅们的编排。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编排五鼠偷香芋的“典故”来蒙林黛玉；就像村里的小伙伴嘲笑我“下石牌”，必是杜撰。下石牌，是尿床的隐喻。石牌是安徽怀宁的一个小镇子，著名的戏曲之乡，所谓“梨园佳弟子，无石不成戏”。其中的石即石牌，那里是清代同光年间三庆班班主、京剧鼻祖程长庚的祖籍。乡人之所以把尿床戏称作“下石牌”，是因为石牌镇在吾乡岳西的下游，水流经那里。我不承认是有理由的，哪一个小伙伴不曾打滚撒泼、不曾下石牌呢，哪一个之后又肯承认呢？
一个月后就是新年。大年初二，父母领着我和妹妹，穿戴一新，拎着糖糕到外婆家去拜年。
那天晚上，吃过三舅娘熬的喷香的五谷米炖猪脚，母亲和外婆把妹妹哄睡之后，坐在灶门口窃窃私语，说她们娘儿俩永远也说不完的体己话。我洗了头脸手脚，如愿以偿地睡在三舅和三舅娘的婚床上。外婆生养了五儿一女，我是她唯一的外孙，也是五个舅舅唯一的外甥，从小时候起，我在芜湾王家就享有特殊礼遇。
父亲和三舅吃过夜饭，也各自拎着一炉火进了东厢房，先是坐着谈闲，后来开始吹拉弹唱。
煤油灯下，三舅闭着眼睛坐在床尾，跷着二郎腿拉二胡，摇头晃脑如同持诵孔夫子经天纬地的文章。父亲靠在床头，双手抱在胸前，双肩左摇右摆和琴而歌，浓黑的眉毛下双目炯炯如星辰。他们高山流水，如痴如醉，仿佛春秋时期的俞伯牙与钟子期。
乡间老古话说：“除了栗炭无好火，除了郎舅无好亲。”也不全然如此，乡间是多有郎舅为鸡毛蒜皮闹别扭的，甚至有大打出手反目成仇的，但我的五个舅舅与我父亲无疑是好郎舅，数十年间客客气气，从未红过脸。
父亲是天堂乡木瓜冲村的农民，终年在几亩瘦田薄地里刨挖兴作，下苦力讨生活。三舅其时是余安村学堂包小学的民办教师，走出课堂回到家，就脱掉那一身粘着粉笔灰的蓝卡其中山装，换上粗朴的老土布衣服，腰间捆上葛藤和镰匣，上山砍柴、看牛割草或者下田扶犁而耕，事实上也是农民。这两个青年农民与其他庄稼人不同的是，他们爱好拉胡琴、吹笛子、唱流行歌曲、看书包括读所有写着字的纸片，甚至还有一点与身份不太相称的孤高。虽然年龄相差七八岁，但因为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相似的孤高，他们的关系不仅是亲戚，更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稼穑艰难，日子清苦，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身上的黄汗还没有被风吹干，黑汗接着从头毛丝上往下滴，乡人的脖子和手臂上总是结着一层白白的盐霜。除非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他们平常也很少有机会坐在一起，操琴奏曲，竹肉相发。后来我闲翻《礼记·乐记》，读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忽然想起1979年那个郎舅欢然相和的夜晚。
也想起新婚不久年方二九的三舅娘，闻琴声婷婷而来，娇娇倚在老旧的木门框上，杏目顾兮，倩笑灿兮，静静地望着这一郎一舅。她的面容宛如门前的清溪，她的头发像春夏的山林，她的眼睛里有四月的雨水、六月的稻禾、十二月的飞雪，又温润又葱绿又洁净。私以为李易安词《点绛唇》里，那个荡罢秋千，猛然看见陌生客人进门，立即和羞而走，却又倚门回首装作嗅青梅的少女，就近似那一年的三舅娘。
粉连纸糊的木格子窗外，月亮如新镰，冷而白。据说，如果有人偷偷说月亮的坏话，它就会在睡梦中割掉那个人的一只耳朵。一群豺狼在对面的山冈上对着月亮嗷嗷嚎叫，它们啸聚成群，也许在密谋对山下村庄的又一轮偷袭。
听外婆和舅舅们说，头年腊月二十八的晚上，豺狗（余安人称豺狼为豺狗）偷偷进了村，叼走了几只鸡和羊，咬伤了两条狗，还啃掉了邻居胡家即将产仔的黑母猪的半个屁股。待村里人从酣睡中被狗吠猪嚎惊醒，悽惶集结在杏子树下，点燃葵骨火把，扛着锄头、羊角叉和扁担去追打，豺狗群早就逃遁得无影无踪。
外婆还说，豺狗会咬住小猪崽的一只耳朵，把它一把甩到背上，一直背进狼窝。她告诫我晚上千万不能出大门。有些夜晚，我贴着大门的缝隙或者躲在纸窗下偷偷往外看，好几次看见狼群提着绿莹莹的灯笼，在山冈上徘徊，像葬礼上的走马灯，也像坟堆上此起彼伏的磷火。每看见一次，我就要连续做几晚上噩梦，却又禁不住邪恶的诱惑。余安村背后有一座海拔九百多米的山，名曰高茅屋山，据说是豺狗的老巢。
三舅娘给我的大白兔奶糖真好吃，圆柱形的糖块上，裹着一层薄薄的米纸糖衣，又甜又软又香，含一颗在嘴里入睡，可以整夜安眠，可以抵御对豺狗的恐惧，游荡野外的厉鬼半夜也不来压身。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对美好女子的想象，就是一颗香软的大白兔奶糖。梦乡黑且甜，春草生阶沿。大红棉被覆盖着的婚床真暖和，被面上用金线绣的鸳鸯鸟图案肥硕敦厚，牡丹花大朵大朵地开放。
三舅的胡琴唧唧啊啊，咿咿呀呀，父亲的歌声很深情，带着些微的女声。一直到子夜，他们轮番弹唱，弦歌不辍。
余安，我安，我们都安。从前那些清贫寒素的日子，很多年以后念想起来，就像吾乡的名字：天堂。
天堂素朴，干净，纯蓝，只有云卷云飞，没有车来车往。
天堂之上，还有一个村子叫木瓜冲。
木瓜冲小词典
地名：木瓜冲，也叫木冲。在大集体时代，我父亲曾经当过几年生产队会计，他记账的账本子封面上，偶尔也写作：“目冲村车湾生产队工分簿”，或“目冲村车湾生产队田地山场登记簿”。有人说，地名来自于木瓜。也有人说，村庄的地形类似汉字“木”，那一横是山脉，那一竖是河流，那一撇和一捺是两个山弯子，因而号为“木冲”。目冲，则是父亲的创造。无论是耕田耘地、烧饭做菜还是与邻里言笑，他都会别出心裁，从不肯与人苟同。
地理方位：大别山中，先秦时期的勾吴之头、荆楚之尾，皖西南岳西县天堂乡（后撤乡设镇）境内。村大队部所在地经纬度为东经一百一十五度三十五分，北纬三十度八十四分。这些年流行炒作“神奇的北纬三十度”，木瓜冲人讷讷如不闻。
海拔：三百五十六米至六百八十七米。
面积：约十平方公里。
风土风貌：山连山，谷连谷，溪连溪，梯田叠床架屋，地无八尺平。山水叮咚响若琴瑟，入深潭如击鼓撞钟，过高崖似天女散花，向东南汇入皖河奔赴长江。其中多有鱼虾、泥鳅、河蟹、湖壳（白而小的河蚌）、乌龟、团鱼（河肫）、水蛇、水蛭、水蜘蛛、水马、蜉蝣，它们无所事事东游西荡。山呈东西向纵横驰骋，由东向西经荆楚大地，巍巍复叠，一直绵延至河南桐柏山。
气候：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十六摄氏度。
人口：七百户两千四百余人，系2019年初的数字。三四十年前，我估计人口为2019年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有奇。
主要物产：盛产黑松、水竹、箬竹、巴茅草、青石、野杨桃、茯苓、天麻、水稻、红豆、绿豆、黄豆、玉米、小麦、山芋、芋艿、板栗、高山蔬菜、翠兰茶、金樱子、麻黄色观音土（软糯如好米，孩童时做游戏，我以瓦片盛着观音土，假模假式地吃得舔嘴咂面），以及鬼故事、笑话、荤话、民谣、山歌、黄梅戏、纯棉系笑容。木瓜冲人笑必开怀，前仰后合东倒西歪，露出满嘴白牙、黄牙、黑牙、四环素牙、结石牙，干净而温暖，无心也无肺。
村庄史：迄今为止，无正式形成文字的村庄史。自从古代先民（有人说是新石器时代的土著，有人说是朱元璋坐上金銮殿后着手屠杀胡惟庸、蓝玉两党时被迫搬来的移民，也有人说是元末明初战乱中从江苏南通、江西瓦屑坝辗转迁徙来的先民），逐木冲河的丰茂水草而居，所有的过去都写在传说里，写在先人残泐的青石墓碑上，写在旱天易板结、雨天易发泥石流的沙质土壤中，写在木冲河的清浅流水间，写在鹞鹰、黄鹂鸟和檐老鼠（蝙蝠）的翅膀上。
建置沿革：不详。
非著名景点：鸡冠石、岩口瀑布、程家花屋、车湾老屋，以及北坡松风和南崖竹雨。
主要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掰土巴（务农）者若干，公办教师、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兽医、猎人、算命先生、杀猪佬、木匠、砌匠、剃头匠、建筑公司食堂烧锅佬、货郎、做豆腐的、三线厂工人、赶脚猪者各一二人。
人物性情：温顺与暴躁共存。要么好到割得头换得颈，结儿女亲家。要么老拳头相向，乡人谓之“捋皮锤子”。若是生死对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爱情：经常有夫妻闹离婚但从未有拆散家庭的，从未听说过有人爬墙头做隔壁老王，从未有人越礼桑间濮上，也从未听说过“爱”“爱人”“爱情”这一类让人难为情的字眼。夫向外人称妻为“我奶奶”或者“我家烧锅的”，妻则称夫“我家老的”或者“我家男的”。距离我家三十米开外，有一座江西派风格的大老屋，乡人称之为程家花屋，建于民国初年，三进三出，有六个天井三对石鼓，雕砖画梁，瓦当上刻着芝草，屋脊上站着螭吻，高耸的马头墙飞翘如雄鹰亮翅。里面曾经住着十几户人家，都姓程。其南头有夫妻二人，是我的叔婶子辈，我喊作表爷表娘的，都好酒。酒是山芋干酿造，名曰八角烧，因八角钱沽酒一斤而得名。某年月日灯初上，夫妻俩对分一瓶子八角烧，然后学妖精打架，从床头打到床尾，从床尾打到床头，最后滚到了地下。
文化水平：原先平均小学三年级，今天平均高一以上，出过一些南大、北大、浙大、安大的学生。
经济状况：从前缺衣少食，乡人自嘲家境，说：“家里穷得卵子打板凳。”如今平常人家多是三层以上全框架钢筋混凝土住房。
政治：过去，大队部是中心，支书一言九鼎，可以任性安排生产队队长、民兵营长、代课教师、拖拉机手、妇女主任和救灾救济款物。
交通：曾经只有一条两边长满野草的机耕路，通往二点五公里外并不遥远的县城。路本来就坎坷不平，大雨天必冲出一道道蚂蟥似的水沟。若是骑自行车，有时候人骑车，有时候车骑人；若是拉板车，空车也不轻松，轮子总是卡到石头缝里。十三年前，济广高速和环城路穿村而过，整日整夜车辆拉风呼啸，声如海潮。
礼记：遇老者让路，遇贫者施舍，遇弱者出手相助，遇达官贵人和腰缠十万贯者，草草睥睨，扬长而去。
乐记之一：木瓜冲的冲头上，有一个程姓老师，在县城的最高等学府岳西中学教语文，常持一管湘妃竹长笛，临风潇洒吹起，白衣飘飘如古画中人。笛中有百鸟朝凤，有百川灌河，有聊斋志异，有虎伥、神马、河妖、山鬼出没，有三国周郎赤壁。几十年来，其人虽已化作荒冢一丘，但其技艺方圆百里之内仍然无人可以超越。
乐记之二：木瓜冲的中段，有一个姓储名诚富的农民，也喜欢吹笛子，但对冲头上的程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承认遥不可及。他也拉胡琴、吹口琴、弹电子琴，也爱唱流行歌曲，直到六十六岁，门牙和板牙几乎落尽，仍然捧着手机在“全民K歌”网上平台里与人一较高低，求点赞，争升级。唱的还都是情歌，《我在红尘中遇见你》《今生有你》《哥哥不来花不开》《我在等风也等你》，等等。他的歌总是在凌晨左右发布到微信朋友圈里，在所有农活家务活完成之后，在连门前的彼岸花和绿梅都打着瞌睡的冥昧时分。
乐记之三：木瓜冲临近县城建设路的冲口，一户人家有一个叫王莲的女儿。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大约两三年时间，她镇日唱着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和尹相杰的《妹妹你坐船头》，从木瓜冲的冲口出发，一路上拍着手，迈着箭步，咧着大嘴，从小县城的建设西路唱到建设东路，又从建设东路唱到建设西路，从上街头奔走到下街头，又从下街头奔走到上街头。她首如飞蓬，身姿矫健。据说，她被一个收鸡毛、鸭毛、鹅毛的外乡佬弄了，怀孕，打胎，被人嗤笑。后来她不知所踪。
乐记之四：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外来流浪汉，有几年混迹于木瓜冲及其附近，东讨一碗米西要一碗粥糊口，南僦屋檐北借猪圈胡乱居住。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穿着一件灰布袍，站在县城汽车站门前的三岔路口上，代替警察指挥交通，遇见貌美女子，必上前攀扯人家衣袖，学黄梅戏里的小生，拿腔拿调地唱：“娘子啊娘子，还不快快随我回家去，喝交杯酒，入洞房。”
乐记之五：天地合唱，万类霜天竞自由。
自然宫商
在古吴楚的襟连地带，大别山的腹地，一个曾经盛产木瓜但是后来连村子里的白胡子老头都不知木瓜为何物的村庄，我最初的律吕启蒙，并非来自“木瓜冲词典”中的几位人物，而是来自于飞鸟、走兽、鸣虫，来自于山风流水，来自于牛、羊、猫、狗、鸡、鸭、鹅、鼠。
它们都是天然的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胎生的钟、磬、琴、箫、笙、埙、鼓，是无师自通的乐器演奏大师和金嗓子歌唱家。我后来听古琴曲，听美国乡村音乐、英国滚石乐队、印度民族音乐，听贝多芬、巴赫、郎朗，听民谣、校园歌曲，听邓丽君、山口百惠、凯莉·安德伍德和碧昂丝，总能在音乐和歌声里听见木瓜冲鸟兽昆虫的嘶鸣，家禽家畜的哼叫，以及草木滋长、溪流石上、雪落竹枝、雨滴屋檐、光阴过臂、四季的风走过草叶树杪的声音。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木瓜冲，就是一册现代版的《诗经》，天地之间纷红骇绿，也有自然宫商。《国风》和《大雅》《小雅》里面，先秦祖先的说话声、求爱声、晤歌声、打情骂俏声、稼穑声、沤麻声、伐木丁丁声、采蓝采绿声、击鼓其镗声、静女于归声、“我送舅氏”殷殷叮咛声，以及自然界的螽斯声、湛露滴落声、鸟鸣嘤嘤声、雨雪霏霏声、蒹葭摇摇声、燕燕于飞声、交交黄鸟声、陨箨声、扬之水声，都在木瓜冲原汁原味地保留传承下来。当然也有《楚辞》里的雨冥冥、山鬼睇笑、礼魂娱神曲、巫语和青词。
野蛮生长于山野之中，耳朵里尽是自然之声，但是我一直不会唱歌。后来仔细一想，并非是不会唱，而是过分“黑耳朵”。黑耳朵是吾乡土语，意思是羞涩、怕人。但类似黑耳朵这样土生土长的语言，除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很少有人会说了。况且，今天的木瓜冲，孩子们都是自由生长也是见多识广的，有谁还会黑耳朵呢？
髫稚之年，家人教我唱过一些童谣。较起真来，其实那算不上唱歌，只是念歌。三四岁的时候，叔叔坐在弄道里的凉床上，把我抱上膝头，大手拉着小手，作推磨拉磨状，教我《磨粑歌》：
唧磨，牵磨，磨粉，做粑。
大粑家里吃，小粑送隔壁。
隔壁不要，端着往大河里一倒。
夏夜坐在稻场上乘凉，萤火虫飞来飞去明明灭灭，有时会落到衣服上。祖父吧吧嗒嗒吃着黄烟，摇着芭蕉扇赶蚊子，教我《亮火虫》：
亮火虫，夜夜飞，爹爹叫我捉乌龟。
乌龟没长毛，爹爹叫我摘葡萄。
葡萄没开花，爹爹叫我摘黄瓜。
黄瓜没打蒂，爹爹叫我去看戏。
戏没有搭台，爹爹叫我去耙柴。
柴没有耙到，爹爹叫我去困告。
告没有困好，把爹爹捉来用嘴咬。
六七岁换牙的时候，村里人笑我大门倒了，耳门也倒了，然后他们就唱《缺牙歌》来讥笑：
缺牙齿，扒狗屎。
扒一担，给家婆做田畈。
扒一斗，给家婆做甜酒。
母亲说，换下来的牙齿，要扔到屋瓦上，并且扔的时候要双脚并拢，不然新出的牙齿就会凌乱不齐。我一直谨遵教诲。
乡里的童谣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手箩歌》《胖子胖》《七月半》《荞麦歌》《卖狗车》《小绿鸟》《和尚头》《红公鸡》之类，总数不下五十首。童谣就像土得掉渣的方言，百千年一代代流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忽然就生生断裂，传承不下去了。
那时候，也有一些成年人调情的歌，荤素搭配，过来人一听就懂。譬如《画眉笼》：
远望大姐一点红，
钗里夹个画眉笼。
闺姐有笼又无鸟，
小和尚有鸟又无笼。
但懵懵懂懂的孩子们，在玩埋锅造饭、躲猫、枪战、跳房子的游戏时，也会学着唱。上了年纪的人，譬如我的姑奶奶听了，笑得两手拍大腿。我记得，她曾经悄悄对十八岁刚刚参加工作的我说：“伢喂，还不快点找个老婆。找了老婆，晚上享福。”我当时懵懂得很，男女之事，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然，由明清小说和地摊杂志晓得大概而已。姑奶奶后来仙去了，化作了清烟一缕。但她讲过的鬼故事，仍然活在她住了大半辈子的车湾老屋里，活在后辈的心中。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偶尔在乡间小路上独自行走，还是会觉得山林中魑魅魍魉来来往往，阴风四面袭击，头发噌噌蓬起如刺猬。姑奶奶不会唱歌，喜欢听人唱歌，尤其是土生土长的黄梅戏。她在县城黄梅戏剧团听过严凤英、王少舫演的《女驸马》和《天仙配》，这是她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之一。
或许是民风太过拘谨使然，木瓜冲其实并没有几个人会唱歌，也没有几个人会吹奏乐器。
在我家里，祖父、叔叔和婶子，干活走路时偶尔会哼哼几句，不成调子，内容也含混，听不清哼什么，估计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意识到是在哼歌。我母亲今年已经六十七岁了，搜索我全部的记忆，她连像蚊子那样哼哼都不曾有过。我妹妹在少女时代喜欢到县城歌舞厅里跳交谊舞，但是也从不开口唱歌。那个时候，小学没有音乐课，教书先生只教语文和算术，歌是从来不教的，他们自己也不会。直到十三四岁，我还未真正地唱过一首歌，也一直认为自己没有音乐细胞。只有我的父亲，一生曲不离口，无论是割麦、插田还是抬石头、拉板车，时刻在唱流行歌曲，唱黄梅戏《打猪草》《王小六打豆腐》和《天仙配》选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有时候也唱一两句从收音机里学来的京剧和越剧。在落雨落雪天，或者农闲时节的夜晚，他就在房里吹竹笛，拉二胡。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吹电影《少林寺》插曲《牧羊曲》的情景：斜斜站在窗前横笛而吹，左脚稳稳站着，右脚一上一下打着拍子，一笛牛羊一笛晨钟，一笛青青草一笛林下风。酷酷的，像故事片里的那些西部牛仔。
从理论上说，只要不是哑巴，长了一张嘴就会说话，也会唱歌，不管是唱得余音绕梁还是猪嫌狗弃。十三四岁那一天，大约是仲夏，门前的白杨树叶子在晚风中哗哗作响如翻书，一轮满月才刚升上对面的小山，我站在家门前草色萋萋、小虫叫唤的小路上，忽然有了歌唱的强烈冲动。我记得我先是回过头，看了看身后的家，西头的祖父在洗澡，叔叔婶婶在厨房做饭，东头的母亲在猪圈里喂猪，妹妹在灯下愁眉苦脸地写作业，父亲还在带月荷锄归的路上，没有人注意到我。我试着开口，唱其时正流行大江南北的《十五的月亮》。开始声细如蚊蚋，渐渐胆肥，越唱越自信，声音也越洪亮，自以为唱得与父亲不相上下。我足足唱了十八遍，直到月亮翻过鸡冠山，飘到半天云上，我才意兴阑珊地停了下来，当时四野寂静，虫噤声，鸟不叫，小溪也似乎停止了流淌。后来每每读李白的诗《月下独酌四首》，读到“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就想起那晚玉盘一样的月亮、穆穆清风、萧萧白杨和月光下唱歌的乡村少年。
后来，在许多公众场合，比如初中以后班级和学校的联欢晚会，比如这些年的一些笔会、酒会、同学会，在才艺表演环节，我仍然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倾听者和观众。总有一些人歌喉婉转如夜莺，让我自惭形秽。但私下里，或者人少的时候，我也会不经意地唱几句从路边音响里拾来的歌。甚至，刚刚工作时，我还曾自告奋勇地代表公司参加过一次安庆同行八县的歌唱比赛，唱的是自以为拿手的两首歌，童安格的《把根留住》和腾格尔的《小河淌水》。
我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口琴，弹吉他和电子琴，粗略识得简谱以及简单的五线谱，跟朋友学会了在大众舞厅里跳国标。一二十岁的时候，背得出四百首以上的曲子。
生在黄梅戏的故乡，我怎么能不会唱戏呢？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戏也是乐。我也是爱看戏听曲儿的。
黄梅戏《徽州女人》20周年纪念演出剧照
2019年12月7日，在合肥市的安徽大剧院，黄梅戏《徽州女人》二十周年纪念演出现场，我的眼睛一直是湿的。舞台上的主角韩再芬和其他配角是入戏的，观众席上的我也是入戏的。舞台上的人，三五步走完一个徽州女人的三十五年，七八个人演尽人世冷暖悲凉；舞台下的人，摘下眼镜把眼角擦了一遍又一遍，不知今夕何夕，也不知今世何世。
好几年前的一个子夜时分，我在电脑上看《菜刀记》里的《小辞店》，听韩再芬饰柳凤英，趴在蔡鸣凤的坟上哭唱：
一见坟台珠泪洒，
哭得我肝肠断心如刀挖。
实指望春三月哥回店转，
又谁知我的哥命染黄沙。
我的哥死得冤，我罪大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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