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二子乘舟》∣它真是讲述春秋时代父子相残的宫廷惨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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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所著《毛诗传》认为，《诗经·邶风》的最后一篇《二子乘舟》讲述的是公元前八世纪末的春秋国君卫宣公同太子伋父子相残的悲剧故事。
究竟这段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它又是不是诗人描写的那件本事呢？
《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过一桩虎毒食子的惨案：
案子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末的卫国。时任国君卫宣公命令太子伋出使齐国。
太子领命去后，宣公竟偷偷关照边境上的强盗，要他们以使者所持白牦符节验明正身，在半道儿里截杀太子——太子本是一国之本，又与宣公有父子骨肉之亲，卫宣公为什么会下这样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呢？
其实，卫宣公和太子伋的心结其来有自，多年前，在宣公迎娶夫人宣姜的时候便已经结下了。
宣姜出身齐国公室，原是卫宣公替太子伋择定的未婚妻。只是敲定这桩卫齐联姻之后，宣公中途又改了主意。因为宣姜生得太过美貌，引得卫宣公不顾礼义伦常，强把这位还没嫁过门的儿媳妇纳为了自己的夫人——本该娶回一位漂亮的太太，到了却等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妈。
太子伋就算再厚道，心里能没一点儿想法？卫宣公做贼心虚，害怕年老力衰之后要遭太子的报复，自然渐渐疏远了他。而为宣公诞下两位公子寿和朔的宣姜也同样畏惧太子有当国执政的一天。为求自保，她只能伙同儿子朔不断地向卫宣公进太子的谗言，寄希望有朝一日能扳倒太子，令朔取而代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卫宣公终于对太子伋动了杀心。只是，《左传》记载这桩惨案的时候，比太史公写《史记》多了三个字，并且就写这桩惨案的头里：
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
——《左传·桓公十六年传》
夷姜是太子伋的生母。据杨树达先生判断，她可能是卫宣公之父卫庄公的妾室，也就是卫宣公的庶母。早在庄公或桓公之时，夷姜就已经和卫晋（即后来的卫宣公）通奸，至宣公登基后，她又为宣公生下了太子伋。
卫宣公与夷姜的结合属于被正统礼义观念谴责的烝婚。这有可能在卫宣公与宣姜成婚之后加速他对夷姜的疏远——半个世纪之后，夷姜与太子伋母子的悲剧又发生在了卫国的西邻晋国。
晋献公的太子申生被夫人骊姬谗杀，巧得很，申生之母齐姜与晋献公的结合也是烝婚。
《左传》说夷姜之死是非正常死亡——“缢”之一字不知道该作何解？是自缢呢，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所缢杀？
不管是哪一种都好，这其中恐怕很难排除外力的压迫。
虽然《左传》的作者并没有明指宣姜是杀死夷姜的幕后黑手，但是他把宣姜陷害太子伋的事儿紧紧连书在“夷姜缢”三字之后，这种书法让人很难不去联想是宣姜的谗言先害死了夷姜，撤去了卵翼太子伋的屏障，而后她便肆无忌惮地对伋动手了。
只可惜，宣姜机关算尽，却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她的另一个儿子寿居然会临阵倒戈。这位宅心仁厚的公子寿愤于母亲和朔对太子的陷害，私下把危险降临的消息透露给了太子。
可是太子碍于君命难违，仍不肯放弃出使齐国的计划。情急之下，寿只得偷走白牦符节，扮作太子，抢先一步赶到国境在线，果然被强盗夺去了生命。而姗姗来迟的太子伋坦然告诉强盗他们杀错了人，结果强盗让他与弟弟寿做了陪葬。
汉代的《毛诗传》说，关于伋和寿两人的这个悲剧故事被诗人写成了一首小诗，就是《诗经·邶风》的最后一篇——《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诗·邶风·二子乘舟》
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与史学密不可分的缘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孟子的话为证据。
这位儒家亚圣就明确地把古诗看作是《春秋》的前身，因而说出了“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的名言——中国的诗评家们在鉴赏篇什的时候总喜欢探赜索隐，去寻找诗歌吟咏的历史事件的原型即“本事”。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伋与寿的故事便是《毛诗传》为《二子乘舟》找到的“本事”。
但是以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伋与寿的故事同《二子乘舟》的情景并不非常符合。诗歌描写的是两个人乘着一叶扁舟缓缓地逐流飘去，而岸上的人忍住牵挂与忧伤，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史记》明明记载，为了保护哥哥伋不为强盗所害，是寿偷走了白牦，抢先赶到国境在线替哥哥受死。
寿和伋是一先一后相继登程的，这个细节也是这个历史故事具有某种戏剧性效果的关键所在，而“二子乘舟”的画面显然是与这种戏剧性效果相冲突的。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当代读者已经不再信服《毛传》的观点了。出于谨慎，更多的人宁肯把《二子乘舟》当为一首模糊了本事的宽泛的送别诗。
虽然我也不赞成《毛传》把诗中的“二子”锁定为伋与寿两人，但我却坚持认为，这首诗歌描写的“二子”应该像《毛传》判断的那样，是有所特指而非泛泛所指，也就是说这首诗的创作应该是有其本事的。
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诗歌的结尾处写道：“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不暇”，据瑞典学者高本汉的解释，也就是“很可能”。
照常理来说，送别亲朋好友，我们所担心的只是他们在路上“万一”遇到危险可怎么好。但诗人所写的概率并非“万一”而是“不暇”，即很大的概率。
也就是说诗人预测二子出行之时极有可能遭遇不测，这显然不是寻常出行的模样，也因此，诗文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忧伤哀婉的情调，与普通送别诗所表达的恋恋不舍大有区别。
诗人吟咏的这桩本事是什么？如果问题的答案必须指向作者笔下那件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
因为身处数千年后的我们居于同古代诗人信息严重不对等的不利地位——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会被文献完整记录并传之后世的。当我们通过文献记载去回溯诗歌的本事，实际上也就是去故纸堆里碰碰运气，万一诗人所咏的那件事儿恰巧没有被记载下来呢？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令人儿失望。
但这种失望不是因为我们对鉴赏《二子乘舟》这首诗感到无能为力，而是因为我们的鉴赏思维本质上是史学家而非文学家的思维。
对一个文学家来说，作品的魅力不在于历史事件的真实而在艺术想象的真实。这两种真实的区别很容易被人忽略。具体到我自己，我是在看过龚琳娜演唱《小河淌水》之后才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的。
据龚琳娜自己说，她是把《小河淌水》当作一首温婉的夜歌来演唱的。之所以这样理解《小河淌水》，是因为歌词和旋律让她想起了身处异国他乡的某个夜晚，她思念丈夫老锣的情景。
完全有这种可能，《小河淌水》当初根本就不是被当做一首夜歌而创作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歌词带入一个关于异乡之夜的故事而重新赋予它感人的力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毛传》解释《二子乘舟》的不满也就不在于它没能准确挖掘到诗人笔下真实的本事，而在于《毛传》的故事没能有效激发出我对《二子乘舟》这篇作品的真实的感动罢了。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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