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进京，在国博读两千多年前岭南风貌

象岗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是中国汉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之一。南越王宫遗址是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宫苑典型实例之一，对探索中国早期历史文化，尤其研究岭南地区的古代城市史、建筑史、工艺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真实风貌如何？8月10日，“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启幕，展览汇集广州地区出土的秦汉考古文物330余件（套），包括南越王墓、南越王宫以及广州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各类珍贵文物，集中反映了近年来广州考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

展出文物摄影：东山篱下

展出文物摄影：黄蓉

据国家博物馆资料介绍，岭南古代文化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方区域文化，也是中华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展览在秦汉时期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视野下，从塑造构建、基因传承、融汇交流等角度，考察、展示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物质文化遗存的格局与面貌，进而阐释岭南文化在王朝主流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的辐射影响下，渐次形成、持续发展的互动过程。

展览以宏观、中观、微观叙事相结合的全域视角，全面呈现岭南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特色与面貌，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展览中既有体现南越顶级贵族政治等级、礼仪文化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也有体现其他各级臣民日常生活、特色礼俗的物质文化资料。

展出文物摄影：余冠辰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盛世，也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秦汉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实现了空前繁荣。

本次展览展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余件（组）。其中，丝缕玉衣、玺印封泥、青铜勾鑃、组玉佩等代表性遗存标志着南越顶级贵族的身份、等级、地位，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钱币、木简则揭示了南越高级宫殿建筑的规格及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面貌，它们与其它物质文化遗存共同呈现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

第一单元：南域明珠

本单元对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展示，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玉印、组玉佩、铜勾鑃、丝缕玉衣以及南越王宫出土的木简、印文陶器等。

展览现场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中国南方，扼珠江与南海之间的交通咽喉，是中国大陆通向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欧洲和非洲的“南大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岭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启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首次经略，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的融合以及南方海上交通线的开拓。

秦末汉初，在南越统治者的精心经营之下，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继续稳步发展。汉武帝时期，岭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经过秦汉帝国四百余年的积极经营与大力开发，岭南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广州迅速崛起，成为海内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和繁华的大都会，也成为秦汉帝国南域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蕃禺”铜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蕃禺”铜鼎铭文

烹煮或盛食器。盖上有刻铭：“蕃禺，少内”，腹部外壁刻铭：“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蕃禺”即番禺，初为秦时南海郡治，后为南越国都，是考察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少内”是秦汉时期管理宫廷府库的官员。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身份凭证。“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与先前发现的“皇后之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的秦汉印玺制度。据史籍记载，汉初吕后时期，第一代南越王赵佗曾经僭号为“南越武帝”，其孙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后，僭号为“南越文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不再僭号称帝，故“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这枚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位，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意义重大。

“泰子”龟钮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身份凭证。“泰子”即“太子”，由此可知，南越国沿承秦汉王朝实行“预立太子”的制度。南越王墓中除出一枚“泰子”金印外，还出一枚“泰子”玉印，两印同出于墓主身上的漆盒内。

“右夫人玺”龟钮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身份凭证。南越王墓墓主共有4位夫人殉葬，此印属右夫人所有。一般帝、后的印才称“玺”，足见右夫人地位尊崇，应是诸妃之首。

丝缕玉衣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殓具。玉衣又名玉柙、玉匣，由大量玉片穿缀而成，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专用的殓具。因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南越王赵眛的这件丝缕玉衣的部分玉片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玉器很相似，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玉衣的制作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要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10年左右。这件对襟形式的丝缕玉衣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类型，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为研究中国古代玉衣制度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二单元：四宇同光

本单元重点展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多元一体文化面貌的形成过程和基因构成，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宫出土的印花大方砖、熊饰踏跺、“万岁瓦当”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龙带钩等。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在中央集权政治的主导下，王朝主流汉文化光照四宇，各种区域文化则加速交流、融合，异彩纷呈的文化基因共同塑造了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面貌和格局。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表现出显著的多元性、兼容性和一体性，源远流长的本地文化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文化在互动中走向融合、共存。此时，在岭南生活的民众，除了数十万中原移民之外，主要是本地越族居民。越族“各有种姓”，支系众多，较重要的部落有瓯越、南越、骆越等。

汉越通婚、入境随俗、因地制宜等切合实际的制度和民族政策，为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繁荣的贸易交流使岭南地区的各种文化呈现出“美美与共”的良好互动模式。

印花大方砖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200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熊饰踏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200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建筑构件。踏跺即台阶，整体用宽大的空心砖砌成。此踏跺的侧面以浮雕手法装饰熊的形象。熊在古代是勇猛、祥瑞的象征，有学者认为,“熊”纹图案应为南越统治者借助中原汉文化的图案体现自己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的一种方式。

“万岁”瓦当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200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建筑构件。瓦当是筒瓦的瓦头，有遮挡风雨侵蚀和装饰的作用，主要用于宫殿、官署、寺庙等级别较高的古代建筑上。

雁首金带钩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这件带钩钩体为一长喙大雁，作回首状，长喙突出于体外，双翅合敛。带钩是古人束缚衣带用的挂钩，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此外，还可用作佩饰钩、襟钩等。南越王墓共出土带钩36枚，除后藏室外，共他各室都有发现，其造型有水禽、龟、蛇、龙、虎等。其中的嵌宝石、鎏金、金质带钩制作考究，等级较高，体现了南越王的身份地位和审美偏好。

蟠龙鎏金铜屏风托座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屏风构件。屏风顶饰是具有汉文化特色的双面兽和朱雀；漆木屏壁上绘有红黑两色的卷云纹图案，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点；而人操蛇的鎏金铜托座为一跪坐的力士用口衔蛇，双手操蛇的造型，力士低鼻大眼、着短裤与短袖葛衣、跣足，从服饰、体态看为典型的越人无疑，而食蛇也是古代越人传统；至于蟠龙形托座，将古越人图腾中的蛇、蛙以及中原地区崇拜的龙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多元信仰观念的杂糅和兼容。这些屏风构件是汉代岭南地区汉、楚、越文化融合一体的典型实证。

第三单元：美食美器

本单元重点展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日常生活、礼仪制度、艺术审美、精神信仰等内容，重点展品有鎏金铜壶、铜钫、铜鍪、铜烤炉、铜鉴等。

饮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涵盖着物产、餐饮、烹饪、工艺、风俗、礼仪、审美、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各有其源流和特色。岭南地处我国南部沿海地区，气候温润，降水充沛。这里有高山密林，也有溪涧岩壑；有沃野平原，也有海滨湿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美富足的物产资源。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发展迅速，因此饮食资源较此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开发，这为岭南饮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此时，岭南人民已经开始运用水濡、火烹、烘烤、曝晒、烟熏、风干、冰镇、盐腌、发酵等多种手段烹饪美味佳肴。诸般珍馐美馔虽早已烟消云散，但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具和相关遗迹，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岭南地区极具特色而又丰富多元的古代饮食文化魅力。

铜钫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盛酒器。在南越王墓和其他南越国贵族墓中，发现了不少盛酒的器皿，有温酒樽、瓿、提筒、壶、钫等，材质有铜、陶等。酒器的大量出现表明南越国有大量的粮食剩余，且已有酿酒技术。

鎏金铜壶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盛酒器。出土时，整器用丝绢包裹，内装红枣。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发现很多人工栽培的瓜果，经鉴定的有：柑桔、桃、李、荔枝、橄榄、乌榄、甜瓜、木瓜、黄瓜、葫芦、梅、杨梅、酸枣等，这反映出南越国的园圃业非常兴盛。

第四单元：丝路序章

本单元重点展示岭南地区与域外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重点展品有陶船、铜提筒、四联体铜熏炉、陶俑座灯等。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方，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于南海之滨的南越人祖先，就已利用舟楫之便，在东南沿海巡游并已涉足到太平洋群岛，从事季节性的生产活动。秦平定岭南之后，建番禺城，为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开启了持续两千多年不断繁荣发展的悠久历史。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秦汉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交流的许多细节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广州秦汉造船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已拥有庞大的造船工业和先进的造船技术；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石构建筑与西方建筑有相似之处；广州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熏炉，其中焚燃的香料主要来自海外；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焊珠金饰、乳香、非洲象牙等都是极富特色的早期海外舶来品。南越贵族墓葬中大量出现的托灯胡人俑和玻璃饰品，也是海外交通贸易活动的重要物证。

陶船东汉（公元25 年—220 年） 1954 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模型明器。船首有碇，船尾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船尾部，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船舵形象资料。根据船上所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此船长约14—15米，载量约50石，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船首悬碇，沉入水下，能较好地扣底抓沙。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可供篙手撑篙行走用。船舵位于船尾中部，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

铜提筒（盛酒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铜框牙卮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2010年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M227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饮酒器。卮内附一环首形铜棒，可能用于搅拌。此器将铜、金、漆木、象牙等多种材质镶嵌在一起，工艺极为精美。在汉代，象牙的使用相当普遍。象牙常被用做印玺，诸侯王献酎金也可以用象牙代替黄金。象牙制器在南越墓葬中有不少发现。公元l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沿海路来华，赠送的3样礼物中就有象牙。

四联体铜熏炉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这应是南越王墓夫人所用的熏香用具，造型别致。盒身和盒盖平面成“田”字形,盒内四个小盒互不连通，可以同时放置多种香料。这种镂孔细、炉身带较高盖子的熏炉多燃用海外进口的树脂类香料。

陶俑座灯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99年先烈南路大宝岗M5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藏

灯具，又名托灯俑。广州西汉晚期墓中开始出现陶质托灯俑，东汉墓有更多发现，这些或头顶，或手托灯盘的俑，体貌特征与汉人炯然有别，被称为“胡人”。俑的形象皆跣足，多数深目高鼻，捏出或划出络腮鬍须，也有的宽鼻厚唇，有的带耳环，有的缠头巾，外貌及装扮体现了不同族属、人种的特征。广州汉墓出土的俑座灯位于主人棺具的前后处，很可能是汉代达官富人来自海外的家奴的形象，为其主人掌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