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晚年最后悔的，应该是这件事了

启功先生晚年最后悔的，应该是这件事了。

那是1965年的6月，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郭根据当年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王谢墓石都是隶书的因素，推断“晋代不可能有成熟的楷书、行书，进而断言《兰亭序》既非王羲之所作，也非王羲之所书，而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所作。”

这样的推断合理吗？启功先生又是怎么看？

王谢墓志

我们说说反对郭沫若的声音。

读到郭沫若的文章，著名学者、书法家高二适先生感到十分诧异：“这可真是“惊心动魄”之论！刻石书迹与手写书迹岂能混为一谈？楷书及行草书体在东晋已完全成熟而王羲之又兼善各体的史实岂能随便否定？”

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手稿局部

不久，高二适撰文《兰亭序真伪驳议》，列举种种可靠事实，强势反驳郭沫若，明确提出《兰亭序》从文章到作者均为王羲之手笔，并将文章寄给各大报刊，以期引起关注、争论，以正视听，遗憾的是，未能发表。毕竟在那个敏感时期，学术不单是学术。

高二适非常失望，甚至痛心。

高二适《兰亭序真伪再驳议》

无奈之下，他只能寄给章士钊了，章士钊也感觉棘手，看后写信将高文转呈毛泽东，主席看了高的文章，对其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高二适的个性、书风却得到他的关注和欣赏，因而支持展开争论。

毛写信谈兰亭论辩：“争论是应该有的”

接着主席给郭沫若写信，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著名论断。很快，高二适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后又在《文物》杂志发表影印手稿。

紧接着郭沫若继续发两文与之辩论，由此一场声震士林的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战在全国展开，许多人都参与其中撰写文章。“兰亭辩论”已由一件学术辩论，演变成带有一定政治性的争议事件。仅半年时间，学术界人士启功、张德钧、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多人支持郭沫若，只有零星少数支持高二适。

再说说这场论辩中的启功先生。

身为书法家的启功先生，其观点对于兰亭论辩起到很关键的学术参考价值。他撰文《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说道：“读了郭沫若同志论兰亭的文章，从书法风格、佛家或道家思想等方面来证明《兰亭序》不是出于王羲之手，证据分明，无需重述。给我的启发是很大的。”

很明显，启功支持郭沫若。

高二适书法

“兰亭论辩”贯穿了1965年的下半年，这场极具典范意义的争论，是高二适由兴奋、由全力以赴到困惑，到最终失望的过程，也是我国学术研究逐步陷于主观意志绑架的过程。

在郭沫若的身后，站立着一群拥趸，其中就有启功。

后来，让人没想到的是，晚年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一书中，却为自己当时的说法辩解，感到深深自责：“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够胡说八道的了，但不这样写不行。”他回忆说：“1965年郭沫若住在什刹海，派人（钱杏邻）找我谈话，迫于（郭沫若的）压力，我才写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我索性就在这上面做文章，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在言不由衷。”

所以，启功先生晚年承认郭沫若否定王羲之作《兰亭序》的观点是不对的，而自己却迫于压力予以支持。

虽然启功先生认为当时是一种“言不由衷”，但仍然被后人质疑。这件事后来被田蕴章评价为“不够诚实”。据说也是启功先生晚年最为自责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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