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

大众日报

□ 刘晓艺

1917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被称为“中国文学界的雷音”。文中提出“八不主义”，向文言文提出了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发难，简便易学的白话文开始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工具。与文言文同时式微的，是中国延绵千载的旧体诗创作传统。

旧体诗的大环境没有了，但优秀的旧体诗诗人仍大量存在，他们还是会时不时地转向旧体诗，就如一个人常常回望故乡。

1909年，在上海读书的少年胡适，颇感心灰意冷，“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到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吃花酒要讲凑兴，若想起相熟的倌人，主家妓女会动笔写“局票”，分送各家堂子去邀请，这个做法称“叫局”。比较风雅的客人，会亲自在“局票”上写诗词相邀。时年十八岁、中学毕业文凭还没有拿到手的胡适，学诗才不过一两年，已经能写这种“局票”。他在《四十自述》里所记录的那次震动到他灵魂的事件，就发生在某次吃花酒之后：他本已大醉，可是仍然“能谈话，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词”，于是朋友们以为他“没醉”，就放他走了。结果大雨中碰到车夫抢劫，厮打起来进了警察局。这是1910年2月的事。胡适经过那次事件，迷途知返，一番发奋后考取庚款留学，回国后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然而十八年后的1928年5月12日，胡适看到《晶报》上一则有关他年轻时相与的妓女花瑞英的消息，不由唤起回忆，遂在日记里写道：“宣统二年(1910)春间，我和林君墨都叫过花瑞英的‘局’……我曾为集一联云：‘倚槛观花瑞，攀林搴落英’。上许敬宗，下谢灵运。”胡适1909年的经历，足以说明当日旧体诗写作之深入社会生活的程度。今人能想象：若与朋友相约去KTV吼两嗓子，还非得有写诗的能耐而不能成行。而他1928年的回忆，却说明了他对旧文学范式的掌握，及由“技熟”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沉浸。

胡适自己的新诗创作，特别是在他所自许的“鸳鸯绣出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主张下所生产的刻意求新之作，往往淡然寡味，缺乏诗歌的基本美感，但他不失为一位很有眼光的批评家。在格律诗方面，胡适颇解韵律——他曾批评《游仙·赠李淑一》错韵；曾应王云五之邀为新学制高中语文选过《词选》，对旧体诗词的文学发展脉络还是有大局观的。

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把哪吒式的“剔骨还父、剔肉还母”的激烈发泄到了中国古书上。“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这样的断语，对他是见多不怪的。

但时至今日，我们论及近现代的格律诗家，仍然不能不把鲁迅排到前三。鲁迅也是唯一一位在西方享有完整旧体诗译文集和专门研究者的现代旧体诗写家，澳洲美裔汉学家寇志明早在1996年就将他的有关鲁迅旧体诗的硕士论文修改出版，书名为《诗人鲁迅：关于其旧体诗的研究》。虽然鲁迅传世的仅有64首旧体诗，但这些诗的文学和思想成就之高，却是毋庸置疑的。鲁迅受进化论影响，自觉地将旧体诗写作划归为旧文学范畴，仅将这种写作限制在与他有同样兴趣的文人社交酬唱中。他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是其中的代表作：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的旧体诗创作能力，当然与他接受过完整的、套装式的旧式教育有关。他的朋友郁达夫留下的旧体诗数量十倍于他，两者的巨大差异，只能用二人对待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来诠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以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著称于世。但郭沫若曾对其旧体诗成就作过如下评论：在他生前我曾经向他说过：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他的小说笔调是条畅通达的，而每每一泻无余；他的旧诗词却颇耐人寻味。古人说“多文为富”，他名叫郁文，真可谓名实相副，“郁郁乎文哉”了……读了这四百多首诗词(指《郁达夫诗词抄》)，觉得我以前的看法还是正确的。达夫的诗词实在比他的小说或者散文还好。

而郭沫若和郁达夫共同的朋友刘海粟则说：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达夫无意做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到底是什么构成了郁达夫写作旧体诗的深厚情结呢？郁达夫对此曾经作出解释：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的想头来了。……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郁达夫情感极其丰富，常细致地描绘自己多侧面的心灵历程，包括常人认为属于个人隐私的那一部分。他在与王映霞结婚、荷尔蒙指数降落到正常值之后，“心情微近中年”，愤怒青年的身段不再。这可以从他的一首《登杭州南高峰》诗中得到体现：

病肺年来惯出家，

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

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

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霞君道，

玉局参禅兴正赊。

从情趣到行为，这个中年人已经开始皈依传统了。“霞君”原作“朝云”，典出东坡侍妾之名，这不经意的风流自许，激怒了本来就对身份敏感的新式女性王映霞，种下了二人后来“毁家”的种子，这次婚变又间接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和命运。

并不是每一位受过旧式教育的五四新文学家都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技巧。同样有留日经历、亦同为以新文学家出道的成仿吾，晚年有《为张琳老伴作》一诗回忆和感慨平生，诗曰：

夫子庙下记童年，

抗日烽火向北延。

身经陕北年三十，

抗日中原路八千。

(缺一联)

雄关内外都经过，

迎来祖国新纪元。

无独有偶，他创造社的老同学郁达夫，也写过一首类似的作品。郁达夫一辈子写了无数赠女性的诗，但如成氏那样赠女性兼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全面总结的，则莫近于他在流亡南洋时赠女友李筱英的《乱离杂诗之十二》。当时珍珠港事件已爆发，新加坡已陷落，郁达夫隐姓埋名躲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部的巴东。诗曰：

草木风声势未安，

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

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

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

我比前贤路已宽。

两诗的意境高下，我们就不必细细点评了。

我们今日研究五四新文学家，不能不探讨“新文学家的旧文人特质”这一特殊的时代文化现象。以鲁迅而言，他虽欲对旧文化剔还骨肉，但古诗文实在是他那支椽笔——即使锋利如匕首投枪——的旧闾。他到死也是传统文化的逆子。然而对于古诗文，他其实不过是一位游子，羁旅愈久，怀抱中的云树之思愈甚，鲁迅的旧体诗，每一首都可以被解读为对故国文字的乡愁。

对五四文人群体及其新旧作品进行考量及评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旧体诗创作在中国五四文学史上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地位。一方面，因为其形式属于胡适所抨击的“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无法表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是文学革命要打倒的对象；另一方面，五四一代新文学家大都从小接受传统诗文的教育与训练，旧体诗是他们的文化基因，是他们一辈子也剪不断的精神脐带。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