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文学世界》：“真正的对话不会终结”

今年是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文学大家，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了首届骆一禾诗歌奖得主、学者吕约的文学评论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作为海内外首部系统化、总体性阐述杨绛八十余年文学创作的专著，本书将杨绛全部戏剧、小说、散文作品纳入探查视野，通过文本细读加以阐释，归纳杨绛作品独特的审美特征、精神意蕴与文化内涵。

《喜智与悲智》立体两层展示书影

9月25日下午，《喜智与悲智》作者吕约，作家止庵，作家付秀莹，以及出版人龙杰参加了“深入杨绛的文学世界——吕约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首发式暨分享会”。

对谈现场。

鲁迅“金刚怒目”，钱杨夫妇的共同点是“神秘”

由于当天正好是鲁迅诞辰140周年的生辰冥诞，众人的话题先就转到了两位文学大家的比较上。鲁迅比杨绛整整年长30岁。杨绛跟鲁迅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称杨绛为‘大先生’，‘先生’一般指的是男性，女性能称为‘先生’，不光是因为她有智慧，还有大家对她的尊重在里面，所以她作为女性能成为公众心中的‘女先生’。这必定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能做到的，也不是一般的作家能做到的。杨绛已经超越了，她首先是一个作家，是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其次还是超越了作家，或者说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具有文化意义和精神深度的人物，也是中国传统转型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吕约说。

在吕约看来，“鲁迅是‘金刚怒目’，对丑恶、愚昧的批判，至死不止的批判；杨绛则是菩萨低眉的形象。这个二分法看上去稍微有些简单，鲁迅的金刚怒目里面也有对人间缺憾的一种悲悯；杨绛的悲悯里面又何尝没有对历史的黑暗感到的缺憾？实际上是有她独特的批判和讽刺的。这两位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人、两种创作现象、两种文化现象，其背后也有相通性的。这就是我是由鲁迅诞辰和杨绛诞辰想到的。”

分享会上，吕约也谈了自己对钱锺书、杨绛夫妇的看法，“钱杨两位在现当代史里面，在传播里面密不可分，首先他们是夫妻，又难得是伉俪，真的称得上伉俪人并不多，首先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在精神上面密切相通，真正的终身灵魂伴侣，才称得上伉俪。”她把杨绛夫妇就比作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双“宝剑”，“钱锺书是‘雄剑’，常常出鞘，名誉惊天下；杨绛是一个青光含藏的雌剑，不露锋刃，偶露锋刃，比如她对历史的批判一点都不留情面。她的语言更有女性色彩、情感色彩，更加含蓄，把更多东西藏在文字背后。”

自改革开放后，公众对钱杨夫妇二人便充满了兴趣，“但他俩总是特别神秘，不愿意抛头露面是二人的共同点。”吕约说。在她看来，就表现风格而言，钱锺书主要是学者的身份，“虽然他也是作者，因为他爱‘玩’，用杨绛话来说是痴，写了一个《围城》，后来就没写了。杨绛则主要是一位作家，当然她也有学者的这一面，包括她的翻译、研究、写论文。但她主要兴趣和活动领域在文学创作这方面，杨绛先生更像一个作家。”

杨绛一生的创作，“喜剧和悲剧意识的辩证关系贯穿始终”

“对于我来说，研究杨绛这样一位具有独特诗意与文心的女性作家，是发乎性情的选择。”谈起研究杨绛的缘起，吕约这位资深“杨绛迷”难掩激动与喜悦。对她而言，选择杨绛及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其崇高的文学地位，更源于一种心灵上的吸引、精神上的契合：“杨绛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蕴藉而气韵生动，是一个我希望潜心探究的语言之谜、精神之谜和文化之谜。”因“谜”而着迷，博士期间，吕约沉入对杨绛及其文学创作的潜心研究，《喜智与悲智》便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心血之作。

北大教授、学者陈晓明在《喜智与悲智》作序推荐中，称之为一部“把杨绛还给文学”之作。“基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吕约首先将杨绛的创作特征总结为‘智性’，这是准确的，也是杨绛与萧红、张爱玲、丁玲等女作家的本质区别。然而，杨绛的‘智性’却又是有温度、有关怀的，那不是纯然的客观理性，而是理性对感性冲淡中和后的动态平衡。由此，吕约将‘智性’推进为‘喜智’和‘悲智’，她试图用这组情感辩证法来诠释杨绛，并还原文学研究的某种‘感性’。”

长久以来，读者们对于杨绛的一些代表作并不陌生：她的长篇小说《洗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经问世，便成为重要的现象级作品，引发文坛热烈而广泛的讨论；而杨绛晚年的作品，纪传性散文《我们仨》和思想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更在出版后掀起全民阅读热潮。事实上，杨绛的文学创作远不止于此。不仅在创作生涯上贯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段，在作品体裁上，亦横跨戏剧、小说、散文三大领域。

止庵

分享会上，同杨绛有亲戚关系的学者止庵，介绍说自己通过认真阅读这本书长了很多见识。“杨绛先生最早的成就，其实是在戏剧领域——从文学断代上讲，杨绛跨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假如以1949年为界，则是戏曲创作。她写过三个部喜剧，一部悲剧。三部喜剧都曾在上海公演，《称心如意》（1943）、《弄假成真》（1944）被称为杨绛的‘喜剧双璧’。这些过往在《喜智与悲智》”一书中都谈得很全面。”书中，吕约认为杨绛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戏剧创作中，乃至在她毕生的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中，“喜剧和悲剧意识的辩证关系贯穿始终。”

揭开杨绛的“隐身衣”

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曾说：“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

付秀莹 现场图片提供/浙江文艺出版社 KEY-可以文化

分享会上作家付秀莹提出，“杨绛先生能以百岁高龄走完人生长路，是不是跟内心的宁静、淡泊、安宁、超越有深刻的关联？她超越了，她看淡了一切。她通透、豁达、看破人世、远离红尘。”在她看来这本书体现了吕约作为女性、作为诗人、作为学者的初心，“她真正把个人的生命情感、生命体验全部投入了。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再升华。这部专著给我的印象是迷人的诗论，是有召唤力的，召唤读者进入杨绛的内心深处。”

学者龙杰在发言中该说，“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诗人理性的叙事模式。这本书讲得非常之清楚，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我说一个诗人能把一个学术问题讲得如此清楚，就是这本书特别值得读的地方。” 悲智交融的情感风格、喜智兼备的理性风格，加之隐逸保真的精神风格、文质合一的语体风格、一多互证的结构风格，共同构成了杨绛作品风格的全貌，也是这些作品之所以令人回味无穷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