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扯大的孩子：乡村子弟如何完成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

近年来，关于育儿的诸多观念时常成为民间讨论的热点，这也让我们一次次思考，未来的民间养育将走向何方？我们又能从传统的养育经验中获得哪些滋养？在《拉扯大的孩子》一书中，北京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安超以山东省泰县鲍村安氏家族为个案，采用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乡土社会中一个平民家族100多年来的养育实践和五代人的个人成长史，试图呈现出一代代乡村子弟是如何完成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过程，并借此揭示民间养育学的深层结构，以期为现代教育中逐渐显露的各种危机提供一些启示。

2021年8月29日下午，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以线上共读的形式，讨论交流安超博士的《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一书，共同就平民养育这一话题进行探讨。本文为论坛纪要，由叶玲玉整理。

《拉扯大的孩子：

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

论坛纪要

文 | 叶玲玉

“弗洛伊德让我们责怪父母给我们的所有缺点，马克思告诉我们责怪社会上层阶级，但唯一能责怪的只有你自己……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行为的果实”。在沙龙的一开场，安超老师以书中这句被很多读者喜爱的句子作为开场白。她说，阅读社会学方向的书，常常会给人带来一种绝望感，她也不断询问自己，书写家族史的意义何在？如何从现代化转型期“爱恨交织”的中国式亲子关系中跳出来？乡村子弟在进入大城市如何弥合身份认同上的割裂？家族教育史的写作，恰是她与自己、他者达成和解的一种办法，也是她对中国原生家庭文化进行反思并超越的一条路径。

不过，在客观主义方法论占据垄断地位的学术界当中，安超所开展的自我研究显得尤为审慎，她抛却了祥林嫂情绪宣泄式的个体叙事法，而是选取了夏林清老师的《斗室星空》中经验回溯与实践反思的路径。林耀华以小说方式写就的的《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卢梭的《忏悔录》、布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以及近些年兴起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方法的家庭》《把自己作为方法》等，都成为她研究道路上的参照。

夏林清老师曾经用魔术方块来比喻中国社会转型速度之快。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好比是一个被拧过来又拧过去的魔方，我们的身体处于现代，但灵魂可能还在传统之中，这也是今天很多代际冲突、文化冲突、情感冲突的根源所在。这份冲突加诸在每个社会个体身上，就成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个体在承受结构性力量的同时，也需要把自己看作解决者和行动者，一起来参看彼此的家，把家看成是一个跨越不同代际、不同政治历史与经济作用力的社会体验场，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再看见对方。自我研究正是通过这种家庭的回溯和互相参看，来揭示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传统理论知识之外的生命性的、实践性的知识。”

《拉扯大的孩子》一书围绕着庶民养育学展开。“庶”的原意就是生火做饭。所谓庶民，即区别于贵族阶层的群体，除了养育孩子，庶民还需要为生计奔波发愁。因而，真实的底层生存逻辑必然区别于卢梭乌托邦式的自然主义教育，并没有太多浪漫可言。现代人更认同的是布迪厄的阶层教育学逻辑，但那是一种只谈对立不谈融合、只谈阶级不谈教育、只谈结构不谈个体、只谈区隔不谈普遍人性的学问。那随之而来的疑问就在于，阶层教育学概念笼罩下的底层文化、平民文化，是需要改造、解放的文化吗？底层民众的教养实践是否全无可取之处？安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整理家谱的过程中，安超收集了很多关于家族史料，既有文字也有实物，正是在老村、老屋那些新旧文化杂糅的痕迹中，她挖掘到了庶民教育学的真义。

其一为生计教育。为了讨生计，老百姓在连绵的苦难、斗争中养成了很多底线性教养，如不劳作不得食（劳动是劳动阶层的本分、基本尊严与内在骄傲）、不眼馋、莫伸手（做人处事要有分寸懂节制），感恩与回馈（在道德和经济双重范畴上互助）等底线伦理。平民家庭出身的儿童，会在劳作、苦难中自然而然地意识到，想要什么要靠自己努力去获得，直接占有和享用别人的劳动果实会有羞耻感。从古至今，这些理念一直被继承和延续。很多70后、80后也继承了这些文化基因。亚当·斯密曾说，自我克制、正义善良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品德，而贪婪、懦弱、自私是平民最为厌弃的恶习，这些道德规训恰恰是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在做理论梳理时，安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生计伦理背后的教育学原理。

其二为闲暇教育。乡村的闲暇基于包含了集体游戏、公共闲聊、赶集与庙会等等。学术传统认为底层民众没有精神意义上的贵族式闲暇（从事与生产性劳动无关的精神活动），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贵族才有条件拥有热烈而动人的理论沉思。但在安超看来，平民阶层也有纯粹意义上的公共性闲暇生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体游戏。儿童在游戏中满含着相互体恤的道德，如牢记“打人不打脸”等。二是拉呱，也就是世俗交谈。比如乡里一些拥有绝活的人在农闲时，就成了带来外界信息的使者，在做剃头、补锅等活计时，很多孩子会围上去听这些手艺人闲谈。或者在小卖部或磨盘等村里的交通枢纽旁，村民在农闲时集聚在此闲聊，信息也随之中转和集散。很多道德调节、道德审判就在这样的闲谈中悄悄发生。在公共闲谈中，很多集体良知也通过谚语、民间故事的形式被儿童所接受。三是赶集和庙会。这些周期性、制度性的公共活动，是一种兼具生计和闲暇功能的交往活动，与贵族阶级将生计、闲暇严格区分不同，乡村人的生计和闲暇往往结合在一起。集市、庙会和流水席等场合充满了人情味。儿童从红白喜事中获得一些关于死亡、爱情婚姻和性的观念。这些具有公共精神的乡村仪式，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对于生命的理解，既是乡土文化和德育的根基，也是制度教育十分重要的形式。今天我们探讨现代城市教育、社区教育，实际上都是想要重新拥有传统的共同体生活，让闲暇生活再次孕育出公共精神来。

其三是神圣性教育，也可以称之为超越性教育。无论是乡村中的普通人还是读书人，内在都没有把读书看作是一件完全实用性、工具性、功利主义的事，内在蕴含着一种纯粹精神。这与今天普遍认为乡村底层人民通过读书实现阶层跨越的刻板认知相悖。事实上，传统乡土社会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认同“安身立命”、“安贫乐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观念，读书除了功利性目的之外，也是一种人生的精神寄托。文字、教育在很多乡村人看来是一种天道，教育不仅仅能够改变人的经济命运，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命运。此外，乡村人从来认同的不是苦学，而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学习是脑子灵光、兴趣兼备才行。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老一辈的乡村人会对子女有一个分流过程，判断他们每个人是不是读书的料，而不是像今天的父母往往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对读书的神圣敬畏也表现在对教师的理解上，乡村家长对于教师有一种心灵上的托付。

遗憾的是，对读书、教师的神圣性信仰已渐趋衰落。这种衰落缘起于集体劳动时期等级和特权思想的滋生和劳动形式在文化意义上的划分。有些劳动不仅获得的物质回馈比较低，在文化意义上也会受到歧视，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秉持着“读书改变命运”等实用思想的制度原因。

谈到这里，安超老师强调，我们对于时下大家普遍讨论的“教育焦虑”问题，应该报以理解。它背后包含着劳动人民对摆脱苦役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之常情，而不能用功利主义一概而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这种实用目光、平庸目光之下，仍然有很多人保留了对世俗外世界纯粹的向往，保存了学以为己、成而为人的精神。这才是支撑平民子弟面对高压的学习生活，完成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关键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最重要的意味是——大器晚成，庶民教育学本质上就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学。

生计教育、闲暇教育、神圣性教育对我们现代教育有哪些启示？在安超老师看来，现代家庭教育更多地依托于核心家庭比起传统社会，它更缺乏公共支持、时常处在矛盾交锋之中。牺牲式的陪伴是这种小家庭教育的一大特点。我们都强调要给孩子有质量的陪伴，成人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一是父母养育直觉的丧失，传统社会相信做爸爸、做妈妈是天生禀赋，但在今天，做父母似乎需要“持证上岗”，我们恨不得要去父母培训学校去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如何哺乳、如何育儿……对于这样一套“科学知识”的执迷，也再生产了性别的不平等。很多中国母亲需要同时完成照料劳动和职业劳动，因而常常处于经济依赖的不利困境，如果母亲选择当全职妈妈，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会进一步降低，这就导致很多母亲在爱小孩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压抑的状态。伴随着可托付的公共环境的衰弱，父母和孩子除了呆在小家庭之外无处可去，这也同样令人窒息。

当下亲情表达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过度商品化。在时间、精力不够的现实情况下，很多父母只能借助消费来对子女表达关爱，通过食物、玩具“收买”来维系亲子关系，来彰显家庭幸福。其二在于文化杂食主义。很多家长在学习育儿知识时常常缺乏章法，科学的、封建迷信的、宗教的、市场的……各种内容都会吸收，布迪厄将这种文化杂食主义称为文化误判，一种迷茫的、过度补偿性的文化追逐。其三在于为子代规避风险。在计划生育的政策影响下，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少子化社会，为了尽可能地让孩子安全、健康成长，家长们在身体养育上、智识教育上以及闲暇教育上，普遍存在过度保护心理。结果就是我们一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一边把他们禁锢在家庭、游乐场、电子产品里。家庭成为现代奉献社会中的避风港，而不再是个体通往广阔世界的桥梁。

安超十分赞同尼采关于民间道德和民间教育的论述。尼采认为，底层之爱往往是一种基于仇恨的爱，这样的爱带有奴性，但又有极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可以四处扎根。相应的，这种情感需要一个外部世界来定义和肯定自己，同时对他者加以否定。在做关于庶民教育学的反思时，为了缓解教育焦虑，安超也曾数度“离家出走”。她认为这是现代教育的出路之一，因而时常鼓励为人父母者要学会“离家出走”：现代人必须直面的现实是，作为个体的父母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父母也十分脆弱、辛苦，我们无需做一个完美的人，因而有时不妨从为人父母的角色中短暂抽离出来，获得精神上的喘息。

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诸多科学育儿知识的适用情境。朱蒂斯在《教养的迷思》中提到，很多科学育儿知识是媒体炒作出来的，一些育儿问题上的相关联系常常被直接当成直接因果性联系。而现实是即使最完美的父母也无法控制众多偶然因素。博尔诺夫曾提出“非连续性教育”的概念，他认为，除了常规的家庭教育之外，我们还要重视影响到儿童成长的一些非连续性事件，如一些威胁生命的危机、一些我们对于更美好生活向往的召唤，它们能够让我们摆脱无所事事的工具主义，帮助儿童在专业化、科学化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获得冒险意识、英雄精神、伙伴情谊及创造力。

另外，父母要重新回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在全社会鼓励母亲具备牺牲式美德的大环境中，安超更愿意去当一个“有朋友，没孩子”的妈妈。在她看来，母亲过分牺牲个人生活，加上重复性的劳动，会导致社会能力退化、心理落差加剧，与配偶、孩子时常发生感情冲突，不利于家庭教育。安超建议为人父母者尤其是女性要重新寻求包括家族、朋友、社区网络的支持。当父母把目光从孩子身上拿开的时候，教育这件事和孩子本身反而是会感到如释重负的。

最后，安超鼓励父母和孩子一起探险。她引用了伊里奇的一句话，“儿童只有在接触肮脏之物，出现错误或遭到失败后，才能体验到带有失意的意外惊喜”。阴沟里的橘子皮，街头的水坑，秩序的紊乱，计划的搁浅或机械故障……这些都能激发儿童的创造性想象。阻止儿童参与公共生活，就是剥夺儿童通过安全性游戏获得非真实暴力的机会，也就无法儿童以安全的方式、最小的代价获得关于善恶的真实体验，无法帮助儿童安全释放和理性控制天性中的攻击性冲动。

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世岳老师谈了谈自己的几点感受。首先，有别于绝大多数将研究重点放在学校教育学的学者，安超的研究另辟蹊径，为读者、学界展现了一幅特别生动的教育画卷，从童谣、家族、青春期到不劳作不得食，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王世岳老师认为，从这一点来说，安超展现出了关于教育学的想象力——不仅仅上学、补课是教育，生活中遇到的任何偶然的小事都可以成为教育。

与民间养育相对的是学校教育。王世岳老师认为，学校教育有其自身特征，它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许多教育社会学研究都关注于学校教育学。民间养育相比起学校教育所拥有的特质，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是自然性。民间养育是自发的、具有创造性和某种野性。比如我们在说“打人不打脸”的同时其实也默许了打架的发生，随之而来的结果则教会了孩子们敢于冒险。在民间教养当中，教育者（长辈）实际上就成为了权威。其二是普遍性。无论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所有人都参与到了民间养育的活动之中，结果就是我们的教育会获得一个公共性的评价，这与学校教育中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性、评价权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在民间养育氛围中，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家长养育行为的评价者，“你的小孩没有教好”成为了一句杀伤力很大的话。其三是保守性。学校教育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奖励早熟。而民间养育则相对静止、期待大器晚成。

最后，王世岳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第一，民间养育学这个概念的边界在哪里？在研究过程中，哪些素材被引进到民间养育的范畴，有没有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现象？第二，在书写自身经历时，写作者本身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是是否愿意完全打开自己的内心，需要展示光亮、骄傲，也要书写压抑与毁灭，安超老师在书写自己家族养育史时，有没有面临类似困境？第三，我们在回顾往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单纯和美好总是更多一些，当把目光投注到眼下时，则往往容易焦虑，这种情感的反差是不是一种因为时间差异而形成的必然状态？再过四五十年后，当未来的人回忆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不是也是更多的单纯和美好？

安超老师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解答。首先，民间养育学是有别于专业教育学，自有一套我们日用而不自知、基于天性和经验判断的逻辑体系，父母往往通过他们的实践性知识来生活与教养。在相关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安超尝试对理论理解进行突破，把庶民养育学分为生计教育、闲暇教育、神圣性教育三个类型。其次，在书写自己家族养育史时，安超做了三点处理：一是匿名化处理；二是在故事叙述中会对原始材料进行重构；三是跟随被研究对象一起成长，恪守研究伦理。最后，关于记忆美化的问题，安超老师认为，人在回忆过去时总会有美化，但人的经验是多元的，不同人的经验拼凑起来，最终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真实的面目与理解。

提问环节

1. 面对现代情境下权威的瓦解和反叛者的否定，传统的乡土教育理念是否已经无力承担它原有的作用？

安超：我们今天提倡乡村教育、乡村振兴，并不是要恢复一个传统的乡村生活，因为传统、真实的乡村生活其实充满苦难，也有许多文化局限性。我们在现代城市里讨论民间养育，是要把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回忆起来，然后成为现代教育的补充、参考。

王世岳：康德说过一句话：哲学的作用就是赋予一些价值。安超老师研究的一大重要背景在于，我们过去认为农村文化和学校文化是相冲突的，但是安超老师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农村文化对于个人成长的积极影响。

安超：赞同。农村文化和农村教育虽然不能在学校教育中出现了，但可以在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中重新找回或者赋予新的形式。

2.当下很多教师期待的教养方式与底层父母“自然成长”式的教养逻辑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的。教师作为学生的重要他者，如何去调整这种教养方式认知上的冲突？

安超：这个问题与家校合作有关。教师和家长之间常处于互相攻击、不满的状态，如何去缓和学校教育的冲突，我认为不是依靠教师、家长个体去改变，而是要双重减负——减轻家长负担、减轻教师负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去看对方，而不是推卸责任。

王世岳：这种冲突其实不但在中国有，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我想这可能是在现代城市中必然会产生的、一种职业化的结果，过去农村、小城市中的教师除了是一份职业之外，还是村民、亲戚，和家长之间有多重关系，但今天这种社会属性已经不复存在。

安超：虽然如此，我仍然保持着一点乐观，我认为一旦制度上有所放松，家长和教师的负担都减轻之后，人的天性就会出来。同时，我们要重建社区力量共同体，把更多的人拉到家庭教育中来，同时借助市场化的力量，在规范的基础上让社区养育更加普惠。

3.我是一个通过升学离开家乡的女孩，现在我在故乡已经没有位置，也没有兄弟姐妹，我很迷茫、失落，乡愁无处寄托，请问安老师如何看待在农村升学的女孩？我又该如何处理这份情绪？

安超：我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女孩，我选择的方式是写一本书以寄乡愁。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书写”乡愁，而并非一定要回到原有的乡村。事实上，很多刚刚从原有文化中脱离出来的人，一开始是会鄙视原生家庭文化的，但又没有办法真正融入贵族文化。在这个痛苦期中，我们可以通过回望来为原生家庭文化重新赋予价值，看到它的美好性、局限性，这就是对乡愁的寄托。首先，不用通过实体来寄托，其次，需要行动。女性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需要在更大的公共世界里有所贡献，才能摆脱情绪上的沉湎与心理上的怯懦。

4.如何看待农村之外其他地方的庶民教育与民间养育？

安超：我在书中除了讲到农村生活里的养育之外，也提到了半农半城家庭、边缘中产家庭的养育问题。中国的国情是“三代不离农”，很多城市底层家庭没有土地作为退路，在经济上更为贫困，在文化上更为焦虑，他们也是庶民。

5.费孝通说过，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上要能够“进得去”、“出得来”，能否谈谈您在研究过程中在这两方面的探索与平衡？

安超：我在书中方法论部分提到过，自我研究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有时我们是当不了局外人的，我们自己就是局中人。研究者需要不断走出来、回头看。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不断和他者做互动，需要破茧而出、去行动的勇气。同时，在不断与局外人交流的过程中，也要回归到理论、回到与古人的对话中，不断去进行理论的反思。

6.我是文学专业出身的语文老师，从乡村出来又执教于乡村，我时常会思考为什么要受教育，同学中绝大多数的人最后都进了体制，我们都不敢冒险。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世岳：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是农村学校的老师，我们以前招收在职硕士时发现，很多来自农村的教师身上有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在于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但教师本身又是一个需要不断付出爱的工作，所以就需要不断学习。我的建议是，要找到自己个人的发展，不断地提升。其次，教师一定要神圣化，这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信念。最后，要善于借助身边人的力量，要尊重依靠你身边的人。

最后，许金晶老师对本次沙龙做了简单的小结。他先对此次参加线上沙龙的三百多名书友表达了谢意，并简要谈了谈自己对于安超老师新著的看法。许老师表示，随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慢慢进入一个稳定的社会状态、阶层不断固化，无论是家长、社会还是整个公众都对教育给予了强烈的关注，中文出版界中也出现了很多佳作，如黄灯《我的二本学生》、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等。除了安超的书之外，近年来也有许多在社会史转向或微观史转向背景下诞生、以自身家族和经历作为材料写就的书，而无论是狭义的文学领域，还是广义的人文社科写作出版领域，非虚构写作也越发引人注目，感兴趣的书友可以广泛涉猎，期待今后与更多书友交流、共读好书

自阿里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问世以来，童年经验和微观养育实践进入了社会历史学家的视野，儿童的养育历程被成人观察、记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安超认为，从传统农耕时期到集体化时代，再到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式平民家庭的养育实践在教养方式、教育理念、亲子关系上发生了诸多变化，与此同时，民间养育中仍有大量文化洞察和养育智慧达到了继承和保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未与传统完全割裂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