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又重新喜欢上鲁迅了吗？
在《十三邀》中“许知远对话钱理群”的开场，许知远参观了钱理群教授的房间，发现墙上挂着鲁迅的画像，书桌也上摆着鲁迅的立相。钱理群教授称鲁迅为“我的守护神”。
从八十年代进入学术界时，钱理群教授就赋予自己一个“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的历史定位，坚守至今已是40年。
钱理群教授说，一遇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讲鲁迅。值得欣慰的是，年轻人跟鲁迅的距离似乎在慢慢拉近。比如B站上能看到很多关于鲁迅的视频和弹幕；鲁迅的批判精神、斗争意识、民族品格，正在公共空间中被重新发现和赞颂；“钱理群讲鲁迅”视频课程也在9月25日于B站上线。
“鲁迅是一位真朋友，将这位真朋友不断介绍给青年人认识，这是我赋予自己的使命。恐怕也会坚守到生命的结束。”钱理群说。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冲动，钱理群教授说，这离不开2020年庚子大疫给他带来的心灵冲击、困惑和焦虑。他不仅在疫情期间重读鲁迅，而且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于是，钱理群教授迫不及待地想要把现在认识的鲁迅推荐给和他同样陷入孤独、无援状态的年轻朋友们。
鲁迅所批判过的不计其数：造作虚浮的，懦弱腐朽的，压迫专治的……唯独对年轻人最为宽容。“愿我等中国青年都向上”。这是他对青年人的期许，也是对中国的希望。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的“许知远对话钱理群”的节目回顾。
大家有看最新一期的《十三邀》吗？
没想到嘉宾竟是已经83岁高龄的钱理群老师。
钱理群，一九三九年生。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对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受到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周作人传》《心灵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鲁迅与当代中国》等。
令人感动和欣慰的是，钱老依然目光炯炯，精神饱满；他依然准确地把握和观察着这个时代，关注着社会问题，关怀着年轻人的苦闷和理想。
面对当下“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钱老给自己提出了三个要求：
观察，不要轻易下结论。
等待，很多事情现在都不能着急。
坚守，不能在一片混乱中就跟着大家走。
面对凝重的“生死问题”，钱老反而豁达淡然。
小北这才知道，钱老2018年被确诊癌症，但选择不做任何延寿治疗。
他笔耕不辍，和生命抢时间，一天坚持写作6、7个小时，冷静地记录时代，半年已经产出40多万字；他说，做完想做的事情，就能坦然迎接死亡。
这样坚韧乐观的毅力，和自觉参与时代的精神，应该会让很多更年轻的学生和学者们自惭形秽。
面对自己的苦难经历，钱老同样娓娓道来：
60年代，被分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院教语文，一进课堂，就看到课桌上放着的骷髅头，学生们也根本不重视语文课。
钱老头疼了一阵，但迅速重建起积极心态。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现实目标，即在学校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同时还有一个远大理想：回到北大讲鲁迅。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钱老师搬到学生宿舍，跟学生同吃同住，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了一片；而当学生睡着后，钱老又回到办公室，深夜继续他的鲁迅研究。
18年后，钱老终于有机会考研究生回北大，当39岁的他得到资格时，离考试仅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他说：“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已经准备了18年”。
如今，钱理群老师已经成为当下对鲁迅的研究最深入全面的学者之一，而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呼吁“我们需要鲁迅”的观点。
鲁迅，是钱老人生中分量最重的关键词之一。
而钱老对鲁迅的研究，不是晦涩难懂的文本纠缠，也非束之高阁的理念分析。
而是将鲁迅当作一座桥梁、一面镜子、一种原创性的、源源不断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以此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状，去指导和解决当代知识分子、甚至所有年轻人所遇到的迷茫和困顿。
01
40年前，正值30多岁的钱老在贵州山区的一所师范学校教书，他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
也许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喜欢和年轻人来往。于是聚集起了一批人。有工人，知青，也有少数在校学生。
我们当时的个人处境都不太好，但忧心忡忡的，却是国家的命运，以及世界发展的前途，我们最热衷讨论的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与“世界向何处去”。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问题，逼着我们去思考，去探索。我们内心有太多的痛苦，要寻求可以向他倾诉的朋友和导师。
于是，我们找到了鲁迅。
文章的最后，钱老说：“鲁迅，正是在那个不寻常的岁月里，在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处于空前的迷茫、饥渴的时代，走进了我们心中，并和这一代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后来，钱老终于有机会通过读研究生成了鲁迅研究专家，但他却一直以“精神流浪汉“自居，因为他自认与鲁迅的关系，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那样的冷漠的、纯客观的关系。
“而是两个永远的思想探索者之间的永无休止的生命的热烈拥抱、撞击，心灵的自由交流”。
钱理群书架上的鲁迅研究读物
但在北大的课堂上，钱老发现了学生们对鲁迅的情感变化：
80年代，学生们最能跟鲁迅产生共鸣，经常读到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但到90年代，学生们离鲁迅的距离远了，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跟现实生活无关的、“无法进入我们生活”的文化偶像。
面对现代人不懂鲁迅、与鲁迅的陌生感和隔阂感加深的状况，钱老认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鲁迅。
事实上，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更为需要。
02
钱老曾用“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来概括鲁迅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命运，如果没有人骂和怕，恐怕就不是鲁迅了。
而鲁迅为什么会招致骂声呢？
当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被认为是一个批判者，而非建设者；他被认为是一个唱衰者，而非团结者。
人们的生活日趋富裕，国家日渐强大，当务之急是增强民族自信，讲好中国好故事；而像鲁迅这样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起码是不合时宜的，说严重点，就是扰乱人心，有碍团结。
这种观点在当下中国，是占主流地位的，这其实也是许多人为之忧心忡忡的中学语文教育中鲁迅作品教学被竭力淡化的内在原因。
但其实，鲁迅最可贵的地方，正是“不放弃批判的声音”。
《觉醒年代》中的鲁迅
鲁迅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且作了两点界定：
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
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正是鲁迅的一个自我定位：他将站在平民这边，做永远的批判者。
03
举一个例子。
三十年代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
以上海百乐门舞厅、国际饭店等建筑物为标志的消费文化曾有过极度的膨胀。
而作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他以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烛照被人们认为具有普范性的现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
30年代的上海街景
当梁实秋公开鼓吹“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时；
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
“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打着诸如“实现个人价值、鼓励奋斗”等冠冕堂皇的旗号的资本家，本质不过是压迫与欺骗。
而令我们惊叹的是，鲁迅竟然在近百年前，就以预言家的姿态，在刚兴起的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并对这种“有理的压迫”进行了批判。
而所谓“有理”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
永远站住被压迫的平民、弱者这一边的鲁迅敏锐地看到，这样的压迫有理论本身即是一种精神的压迫，“无刀无笔的弱者”因此“不得喘息”。
时至今日，消费主义依然被安上文明进步的帽子，“压迫有理论”也依然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规训着我们的思想与生活。
04
总有人觉得“批判”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抬杠、找茬就可以了。但其实，鲁迅的“批判”有着更为深刻的层次性。
如钱理群教授所分析：
鲁迅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
他真正深入到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
因此可以说，鲁迅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
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
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
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鲁迅，才能为后来人所读懂。
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