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小说的中国式“说理”

风格即思想。小说家的思想决定着他的风格，同时，他的小说风格，亦是其思想的艺术化表达。

不管“简洁”还是“冗长”，不管“傲慢”还是“平易”，任何风格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式问题，我们从形式入手，就会发现它们往往还区分着不同的“写作人格”与“文化伦理”，这也是我学习着理解小说“思想性”的前提。

在更多的时候，论及小说的思想性，我们大约都是需要格外谨慎的。至少对我而言，这个议题所蕴含着的潜在风险是：仿佛我们真的可以孤立地、抽丝剥茧一般地从小说文本复杂而统一的整体中抽检出一个陡峭的“思想”。事实当然是，并无某种不依赖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的组织而悬置于小说之上的“思想”。

当然，小说的思想性何其重要，毋宁说，是“思想”的置入和强调，才使得这门艺术有了今天这样的荣誉。但是，这个“置入”是如何兑现的？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那还是有赖于技术、风格等等我们称之为“小说形式”的那一面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风格即思想。小说家的思想决定着他的风格，同时，他的小说风格，亦是其思想的艺术化表达。

谁都知道，谈论抽象的“思想”，容易导向空洞，于是，我们被迫过多地谈论了技术与风格。因为相对轻易，这种“被迫”的谈论又往往会显得夸夸其谈。那么，稍微有效并且不那么空洞与夸夸其谈的方法，也许是：我们最好扭着技术与风格，如同押着犯罪嫌疑人一般的，让它们去指认“思想”的现场。

就小说的外在风格而言，我们往往是从语言开始判断的——简洁与冗长，直接与繁复，平白与玄奥，等等，这些对立的文风，在我看来，也许正是指认小说家内在“思想”的基本线索。毋庸置疑，冗长或者简洁，都可以写出好的小说，但我们需要从中找准“好”的理由——这样写下的小说为什么好？打动我们的，绝非仅仅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是因了形式的不同，萦绕其上的某些东西，更为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

众口一词，说到小说的“简洁”，大家几乎都会想到海明威，没错，这位硬汉的确是20世纪小说家中最伟大的“简洁”楷模之一。

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对方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永别了武器》）

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我希望能向世界表明，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之微少的。（《真实的高贵》）

一想到我的生命消逝得那么迅速，而我并不是真正地活着，我就受不了。（《太阳照常升起》）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老人与海》）

这是我随机摘选的几段海明威“语录”。它们不是非常具有某种“语录”般的语感吗？那么好了，这样你就明白了，海明威的“简洁”，除了形式上语句的短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是以一种“语录体”一般的方式在写作。这种风格背后的写作者，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哲思性的大脑，并且，此类作者还需要有一点点的精神“傲慢”，他们常常会有一种“教师”的自我认定，认为自己是要说出真理来教导人的；他们不由分说，直接以自己的经验为普遍经验，至少是值得去普及的经验，同时，也不免会有着某种率先掌握了真理的沾沾自喜与理直气壮。

这样好吗？当然，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也这么自以为是，你一定是会遭到否定乃至批判的，但在创作中，道德趋向中立，小说家找到自己的腔调，在写作中抒发自己高蹈的气质，是会被允许乃至褒扬的。而且，这些先知一般吐出小金币式的“金句法”，也确有迷人的文学魅力。然而，如果我们从这种看上去外在的“金句法”中仔细辨认，其内在的“思想”便也隐约可见了，那便是我所说的精神“傲慢”与“教师”自认。

不，我绝不是要反对海明威，相反，他还是我向来推崇的那类作家。这除了说明作为一个读者，我有着被“金句”砸中的需要，有着被教师教导的渴望，还说明，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有着些许的傲慢与自以为是的倾向。需要反思吗？也许是的。这不仅仅关乎对于小说艺术的理解，身为一个小说家，这也关乎我对自我人格的审视。“思想”由此发生：我为什么这样写？我这样写是为什么？风格的选择，是如何规定了小说的思想？

网络时代，对于“金句法”的迷恋，已然造成了显著的后果，“脑筋急转弯—金句—梗—表情包”，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简洁”下来，乃至逐渐放弃了组织复杂逻辑、不厌其烦地以“说理”来与世界和他人沟通的愿望，并且因了诸般愿望的递减，而逐渐丧失了这样的能力。

那么，这显然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议题了，而超出文学之外的辩难，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对小说那个“思想性”的理解。

朱迪·瓦伊克曼和奈杰尔·多德在《速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速度与加速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而这种特征投射到社会交往，典型的表现就是语言的固定化、简洁化。对直接、简洁的普遍大力追捧会催生大量同质化表达，而同质化表达往往就是失语的前兆。

失语的前兆——若真的如此，我们对于硬汉海明威式的“简洁”，还能够不假思索地迷恋吗？与“简洁”相反，当然就是“冗长”了。就此我想到了刘震云。在我眼里，刘震云简直就是“话痨形”作家的代表，同时，也是深谙中国式智慧的一位前辈。

杨百顺十一岁那年，镇上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老李的铁匠铺叫“带旺铁匠铺”。铁匠十有八九性子急，老李却是慢性子，一根耙钉，也得打上两个时辰。但慢工出细活，这把耙钉，就打得有棱有角。饭勺、菜刀、斧头、锄头、镰刀、铲头、门搭等，淬火之前，都烙上“带旺”二字。方圆几十里，再不出铁匠。不是比不过老李的手艺，是耽误不起工夫。但慢性子容易心细，心细的人容易记仇。老李是生意人，铺子里天天人来人往，保不齐哪句话就得罪了他。但老李不记外人的仇，单记他娘的仇。老李他娘是急性子，老李的慢性子，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老李八岁那年，偷吃过一块枣糕，他娘扬起一把铁勺，砸在他脑袋上，一个血窟窿，汩汩往外冒血。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疼，老李从八岁起，就记上了娘的仇。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也不是记听戏的仇，而是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老李他娘是个烂眼圈，老李四十岁那年，他爹死了；四十五岁那年，他娘眼瞎了。他娘瞎了以后，老李成了“带旺铁匠铺”的掌柜。老李成为掌柜后，倒没对他娘怎么样，吃上穿上，跟没瞎时一样，就是他娘说话，老李不理她。一个打铁的人家，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他娘瞎着眼喊：“嘴里淡寡得慌，快去弄口牛肉让我嚼嚼。”（《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我从《一句顶一万句》中随机摘录的一段。诚如书名，刘震云洋洋洒洒，却是在任何细节上都是用“一万句顶一句”的方式来书写的，缠绕，唠叨，不厌其烦，但却令人饶有兴味，并且莫名地变得缓慢与耐心。相反，那种海明威式的“金句法”，倒是“一句顶一万句”般的劈头盖脸了。

这随机摘录的一段，在句式上，倒也都是短句，但行文的逻辑却是“说理性”的，刘震云是在给你讲前因后果，讲人之常情，即便这之间的因果与常情，人人都司空见惯，但读着读着，你会因为了他的“平视”而进入到体己的情景当中。不错，相较于海明威的那种“教师”才有的“俯视”风格，刘震云“平视”的冗长与唠叨，产生了朴素而平易的吸引力。他把智慧藏在了朴素的外衣下，并不像另一个聪明人海明威那般的咄咄逼人。

这种小说的中国式“说理”，原来我们也其来有自。它也绝非只是小说的技术与风格，它是对“脑筋急转弯—金句—梗—表情包”的反动，一路回溯，直至找到我们说话的权力与能力的起点——讲理。是的，它即是“思想”，所表征的，是世界观，是方法论，乃至是一种更为本质的、中国式的“人民性”。

那么，你选择什么呢？什么是你的气质与气质所表征的思想呢？无论怎样，我想强调的是，不管“简洁”还是“冗长”，不管“傲慢”还是“平易”，任何风格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式问题，我们从形式入手，就会发现它们往往还区分着不同的“写作人格”与“文化伦理”，这也是我学习着理解小说“思想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