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如果杜甫有手机
“连接是人的天性,我们的天性一定要追求不隔;同时,隔或者不连接也是我们的天性,甚至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更深层的天性、更深层的精神根基。”
隔与不隔,如果杜甫有手机
——在腾云峰会的演讲
李敬泽
今天的主题是连接。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看过美国一本互联网杂志,就叫WIRED,中文是《连线》,wired这个词是计算机、网络意义上的“连接”。所以,连接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吟诗作对子,与“连接”相对的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只想出一个“隔离”;而“连线”反过来当然是“掉线”,连接出了“故障”。仔细斟酌这些词——“连接”“连线”,与“隔离”“故障”,你会觉得,前者是肯定性的,是常态;而后者包含着负面的否定性,是常态出了偏差。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经验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常态、习惯了肯定性,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正向着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连接高歌猛进。但是,在 2020年,经历着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连“流行”这个词都忽然暴露了它隐藏的否定性,我们发现,否定性并未消散,隔离和故障意外地袒露出来,好像它就是自然与生活的另一副面目、另一重根基。由此,我们不得不回到辩证法,回到对否定的再认识和对肯定的再认识。
我这几天正在追一部谍战剧,扣人心弦,欲罢不能,所以我刚才上台前只想睡觉,因为昨夜很堕落,追剧追到凌晨两三点。这个剧背景是在 20世纪 40年代的上海,充满紧张的悬念,种种阴差阳错,种种千钧一发,但是,看着看着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漫长、精密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够牵着我一路跑下来,有一个根本条件——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几乎每一处悬念、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人物手里有一部手机,问题就不存在了,不必紧张了,平安无事,月白风清。敌人在门外设下了罗网,必须马上通知屋里的同志,“我”在街上狂奔,寻找一个公用电话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里边的姑娘正在和闺蜜讨论电影和口红,简直活活急死。这个时候如果掏出手机,问题就没有了。所以我这一夜一夜看的是什么?是由于不连接,由于弱连接,由于连接的故障,造成的一个个否定性情境。在这个情境里,人面临着庞大的偶然性,偶然性是什么?偶然性是意外,是你的意想之外,你的意想是你的计划、你的主体性,但是你没办法和世界充分连接,信息不对称——你是针尖,世界是风暴。于是,如果你是个足够坚强、聪明和幸运的家伙,你就会身在戏剧中,以一己之力应对这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的偶然性的风暴,那些偶然性都在千方百计地否定你。——迄今为止,这构成了人类的大部分故事、大部分戏剧。
假设这个世界上早有手机,那么昨天晚上那部电视剧就没有了,很多剧、很多小说都不会有。我们还会失去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杜甫的很多诗。杜甫的诗有一千四百多首,如果他有手机的话,起码有五分之一是不必写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写的都是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间断,这种阻隔、间断、不连接使杜甫成了一个追忆、遥望、惦念和感叹的诗人。王国维谈“隔”与“不隔”,讲的是心与景、词与情之间,好的诗人要望尽天涯路,捅破窗户纸,由隔抵达不隔,不隔方为高格。但如果没有对隔的深刻感受,又何来不隔?对杜甫来说,隔就是一个精神空间、一个抒情场域,他的追忆和遥望,使不可及的人、事、物返回和构成他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杜甫和李白关系很好,至少杜甫终其一生都热烈地仰慕李白。但实际上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初次相见是在洛阳,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然后他们一起在河南转了一圈,又到山东转了一圈,此后便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天南地北,无复相见。也就是因为这不相见,在漫长岁月里杜甫写了十几首诗想念李白,怀念李白,歌唱李白。我想如果他有手机,如果他和李白随时都可以通电话、刷微信,那么,这些诗不必写了,而且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感情很可能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天天话来话去,紧密连接,他们的个性如此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也很不相同,又生当天崩地裂、意见纷纭的大时代,不知道哪一天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所以幸亏不连接,不仅人间有好诗,而且人间还值得。
我现在的工作包括管理一座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个广告,这是世界最大的一座文学博物馆,其中收藏着现代以来大量的作家手稿和信函。当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现在的作家手稿没有了,信也不写了,以后我们收藏什么?以后治文学史的学者研究什么?总不会是作家把毕生的聊天记录和微信截屏捐给我们吧。写信这种行为,连同那些信札,现在都已经被安放在博物馆中。今年我们就办了一个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信札的展览,我仔细看了那些信,忽然想到,这种书写、这种连接不仅仅是为了通消息、传信息,也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和感情,除此之外,它有一种类似于本雅明在谈论老照片时所说的那种“灵氛”“灵晕”。你能感到,通信的这两个人,他们被空间和时势所隔,他们以书写、以遥望克服这种阻隔,但是,在他们的不隔中又内在地存留着隔,一种不隔之隔,一种由隔而生的珍惜、珍重,以及柔情和温暖。
由于没有手机,由于连接不畅或见面不易,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或许是否定性的、险恶莫测的荒原,由此滋生隔膜和敌意。但是,这个距离、这个空间也提醒和召唤着人们,小心翼翼,怀着珍重和耐心去跨越荒原,认识、理解,甚至爱上那个“他”或“她”。也就是说,这种隔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是“我”,他是“他”,我们已经预备下足够的耐心与一个不同的“他”相处。
——直截了当地说,连接是人的天性,我们的天性一定要追求不隔;同时,隔或者不连接也是我们的天性,甚至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更深层的天性、更深层的精神根基。人就是这样,与他人连接是困难的,我们甚至与自己都不连接——不用学弗洛伊德的学说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恐怕都不能说完全了解自己。而且我们每个人还面对着一个绝对的不连接,就是与死亡不连接——我们无法连接自己的死亡,那是漫长的忙音,永无应答。也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否定性,人必须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绝对的否定性的身边出发,才能开始精神上的远行和肯定。
也就是说,人先要把自己从世界里区别出来,把自己变成一个不透明的存在,然后才能谈得上和其他人、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那么在意自己的这点隐私?在高度连接的互联网、大数据之下,为什么保护个人信息构成了普遍焦虑?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之秘,问题的实质在于,我必须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连接的,如果我把不可连接的区域全部敞开,全部交出去,那么我还是“我”吗?如果“我”都没有了,每个“我”都成了一个被连接之物,那么这个连接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不是“细思恐极”吗?这不是事关人的生存之根基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喜欢今天的主题词——“流动的边界”。“流动”暗示着连接,暗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上无所不及的连接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流动的边界”,必须思考这个“边界”在哪里。这恰恰是科技必须和人文对话的地方,是科技必须和人性、和社会对话的地方。
2020年,在全球性疫情及由此而来的震荡中,我们更渴望超越阻隔去实现连接和理解。但同样在 2020年,我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我”必须确认“我”是谁,“我”和别人不一样。正是意识到隔,意识到连接的困难,我们也更明确地意识到必须从“我是我”这个地方出发才能开始连接他人。推而广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也同样必须确认自己的边界何在,何以“我是我”,一种不能自信地为自己确立文化和精神边界的文明,几乎就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它只能被连接,它不可能成为连接的主体。当我们创造、塑造未来时,除了技术,这个内在的边界应该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尽管有了手机,有了大数据,激励着人类去探索和创造、去远行、去战斗的,依然是那些算法之外的偶然和意外。当黑天鹅飞临,当灰犀牛站起,偶然和意外激发着人的恐惧、震惊,以及人的意志、想象和创造。同样,尽管我们现在通过手机零散地、每时每刻地相互连接和敞开,但是我也相信,那个手持手机的杜甫依然会为自己保持一种与他人、与世界的距离,以便于他遥望、回想、追忆和爱。没有这个距离,这些事关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可能就不复存在。
这就是我要说的:否定里有肯定,肯定里有否定;既要不隔,也要隔;为了更好地不隔,要更好地隔。
2020年11月26日即席
12月8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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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嘉平
审核:杜小烨
《跑步集》收录了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近年来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类评论、序跋、随笔和对话,文章中既有中国文学艺术前沿问题的探讨、中外当代重要作家的评述,也有对近年来文学现象的细致剖析,见解独特,文采斐然。
写作者或阅读者,如若能像跑步一样“去我”,从有限的、顽固的肉身中跑出去,将进入超脱意境。作者的批评角度举重若轻,提出文学就是要把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都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