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巴金｜一个超越文学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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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巴金，为什么别人那么多人喜欢巴金呢？我们就要研究，要懂得那些读者，扩大自己的眼睛。巴金的电影《家》演出时，下雨还满场，全是青年男女，而且看了还哭。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正如著名作家丁玲上个世纪50年代在给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讲课时说的，巴金及巴金的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陈喜儒，巴金的日语翻译秘书，多次随同巴金访问日本，参与中国作家团访问日本以及日本作家与巴金先生的书信往来和访谈、交往的记录。在《随行巴金》中，陈喜儒“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现了巴金的晚年生活及与日本作家、名流、政要的交往，并首度公开了一些珍贵的照片、演讲稿、书信往来和访谈记录。这些演讲稿、书信往来和访谈记录是巴金不同时期思想、工作和生活等的记录，是中国历史及中日关系的一个剪影。对我们了解巴金，了解历史及中日关系，实为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巴金，“鲁迅之后的大文学家。（钟雨《怀念巴金》）”在享有盛誉的诸多作家中，巴金是我敬重的几个人之一。一是“巴金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李健吾语）；二是巴金是一个超越文学的作家，“‘巴金’这个名字……已远远超出了对一个人的指称，更是一种象征——人世的爱恨、人性的美丑、家国的兴衰，一齐呈现”。由《家》到《随想录》，巴金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他不仅勇于“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更敢于把自己连同历史一起押上审判台。他说，“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柯灵所说的，“有没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内心生活,是真作家假作家不可逾越的界线。”勇于批判，勇于承担，这就是巴金超越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再如已故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言，巴金的文学成就超越了文学，“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他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优秀文学是无国界的。巴金的文学成就超越了文学，他以众多的长篇、中篇、短篇及散文、特写、杂文等不同文体在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座包容的、沟通的桥梁。正如巴金自己所说的那样, 是文学“把人的心拉得更近了”。巴金先后六次到日本访问，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随行巴金》起笔于“在巴金先生身边的日子”，落笔于“巴金与井上靖的友谊”：1980年春天，76岁的巴老率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伊东正义、国会议员小川平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井喜实等日本政坛、文坛的一致欢迎。仅在东京的4天，“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就分别举行了两场欢迎酒会，而巴金的即席演讲更是赢得了日本政界、文化界、经济界的“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正如陈喜儒所言，“巴老的讲话，朴素得像拉家常，但却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如在长崎告别午宴的致辞中，巴老向为他“挡风”的清水正夫先生及“为了念好讲稿（译文）”而“一夜没睡，把七千字的讲稿重抄了一遍”的作家丰田正子表示感谢，并表示“从中学会了交友之道”。

“他的生命已整个地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这本身就赋予巴金一生特殊的意义。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个时代的伟大的代表。”诚如巴金研究专家汪应果先生所言，巴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也是榜样”（王蒙语），陈喜儒说，“我为巴老当翻译，站在巴老身边，巴老的言传身教”，使他懂得，“演讲的成功，靠的不是花言巧语、哗众取宠，靠的不是投机取巧、巧言令色，靠的不是装腔作势、豪言壮语，靠的是真话，实话，从心里流出的真情实意。”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一是“不应该贩卖假货和劣货”，二是“把读者当作知心朋友”。这不是口号、空话，而是要溶入血液、化为自觉的行动。访日期间，巴老每天都要会见各地官员、作家、记者，还要参加必要的应酬、讲话。这种“国事行为”都需要提前准备讲稿。各种“繁忙”，年轻人都吃不消，更何况耄耋巴老？陈喜儒很心疼，“怕他累坏了”，就劝他“少写几张”“别答应那么多”，而巴老却说：“我们作家是靠读者养活的，要为读者服务。”不管是地方行政长官、社会名流，还是一般读者，巴金不仅“有求必应”，“又特別认真”，不是“写上名字就完，总要根据不同的人，写一两句有意义的话”。

斯人已逝，长歌当哭。“有你在，灯亮着。”让我们借用巴金自己写给冰心先生的一句话向他致敬吧。《随行巴金》虽谓之“随巴老第二次访日归来，应《文艺报》编辑之约而写的”，却并不局限于此。一是在“旧稿”的基础上，1994年前后“又补写了若干”，收在陈喜儒散文集《东走西看》中，题目为《巴金先生》；二是“退休后，整理旧稿，发现……当年所列的题目，只写了不到一半……主要写到1990年，以后与巴老的接触，写得很少或者根本没写”，故而“翻箱倒柜，翻找在巴老身边工作时的笔记，整理巴老与外国朋友的谈话，核对、修改，补充以前发表的文章，将没写的内容梳理成文”。尽管陈喜儒在“自序”中说，“我不是评论家，不懂得那些高深的理论，无力评说巴老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巴老的高风亮节，巴老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这些文章，只是我在巴老身边工作时的真实记录，就像随手拍下来的生活照，既不讲究光线、色彩，也不讲究构图、形式、质感”，但我认为，正是通过“巴金日本留学记”“巴金与冰心”“为巴金先生送行”“巴金谈话录”等“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记叙，使我们领略到巴金文学及其人格在日本的超强魅力，并使我们认识到文学之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广泛影响性。

本文首发《湖北日报》2020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