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南行唐”由来考释‖刘云平

“南行唐”由来考释

刘云平

“南行唐”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名词。在实行县制之前它是城邑名称，实行县制后为县域名称，北魏时去掉“南”字，称行唐县。

“南行唐”地名由来，见于清代县志。清康熙十九年（1680）《行唐县新志》载：“初，帝尧封于唐。后，诸侯来归，诣平阳即帝位，南行历其地，行唐之名由此始也。”因涉及传说时代、远古文明，需先对上古历史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诠释它、理解它。

一、从中国古史的认知之路，看传说时代的可信性，从而增强“南行唐”由来的文化自信

中国古史可上溯至五帝时代，即《五帝本纪》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生活时代。西汉司马迁尽读金匮石室文献，遍访五帝四方故老，择善而从，撰成《五帝本纪》，为中华文明之源。从此，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五帝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古史观。

自20世纪20年代始，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西方历史学的传入，使中国学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古史辨”运动，提出“层累的古史观”，认为五帝史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历史，是商周到秦汉时期学者如积薪般累积起来，是伪造的、不可靠的。此论一出，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疑古的结果成了无古，使得人们在古史面前四顾茫然，不知所措”。

面对“疑古”造成的尴尬，有人提出重建中国古史主张，并不断有学者投身行动。徐旭生将中国古史划分为传说时代和历史时代，为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在他看来，古史“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史实渊源，《尚书》《史记 ·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方法不够精密，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王先胜也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以前被当作伪史全盘否定，是因为没有把握和了解古人所编纂之三皇五帝的真相……现在我们已经逐渐懂得，古人所编织的三皇五帝，其实是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从这个角度去看，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的文献资料、神话传说，与史前文化大多非常吻合”。许顺湛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名，与夏、商、周、秦诸王朝之名相同，是一个王朝的名称，至少可以说它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以上所引，反映了在重建中国古史过程中形成的新认知，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化解疑古运动消极影响，有着积极意义。

传说时代的历史，不仅可释，而且可证。五帝时代，对应的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中晚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陶寺遗址。李伯谦、何驽、王震中等专家学者，认定“陶寺都邑遗址就是尧都”。

还有一件铸造于2900年前的西周遂公盨青铜器，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李学勤指出，“遂公盨的存在，从文体和内容上证明《尚书》的头几篇《尧典》《皋陶谟》《禹贡》是有根据的”。

此外，赵北耀讲“从对古代文献记载的分析研究和殷墟甲骨卜辞提供的可靠证据，证明尧、舜、禹……都是具有真实人格的”，廖名春指出《唐虞之道篇》“证实了《尚书·尧典》《论语·尧曰》《孟子·万章》说的可信性，为坐实尧舜禅让提供了有力证据”。凡此种种，充分表明，在“古史辨”运动中浴火重生的中国上古史，有着很强的可释性、可证性。这一切，无疑为唐尧南行说提供了历史逻辑的可信性。

前仰韶时代城邑分布图（引自许宏著《先秦城邑考古》）

二、从现代古史研究的科学发展，看帝尧研究的新突破，从而明确“南行唐”由来的历史节点

现代古史研究，吸收西方先进理论和手段，借鉴与古史研究相关的新兴学科，并在与国情相结合的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就是以地上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相印证，从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自然科学、环境科学中汲取营养，在多学科融合中寻找出路，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中谋求发展。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归结了七大类上古史料，付希亮《中国五帝史研究综述》讲到4个方面的专家。这些不同类型的专家，从各自专业优势出发，不断刷新上古史研究新局面。其中也包括一些通才型人物，如王大有。他的《三皇五帝时代》一书问世，体现了帝尧研究的新水平、新突破。作者以自己独特的优势，创立中华图腾徽铭文化体系，“破译了考古文物中的、传世的、民俗的图腾徽铭和图腾文化因子”。他融合“古气候学、古海洋学、古地质水文学所给出的年代数据”，借鉴三代工程手段，通过“图腾徽铭历史学”“文化层次系统论”重构上古历史，在史学界有着较大影响力。

《三皇五帝时代》讲到陶唐氏政权和唐尧西迁。公元前2357年，唐侯尧即帝位，改国号为唐，开创陶唐氏政权，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帝尧时代。唐尧初都河北唐县平阳，后沿用其名。陶唐氏政权传六世（前2357—前2128），皆翁婿相继，六任帝均以“帝尧、唐尧”称谓。

关于唐尧西迁，他讲道：“公元前2208年，尧遭洪水，海水倒灌……华北平原一片汪洋，海水漫过白洋淀，滹沱河、潴龙河、滏阳河河水暴涨，威胁着尧都。帝尧迁都行唐、灵寿，然后渡过滹沱河，经平山、井陉、娘子关、阳泉、太原、晋阳、祁邑、霍太山，定都平阳。”

“尧遭洪水迁都”一节，将“南行唐”地名由来的时间节点具体化——公元前2208年；将“南行唐”古邑在唐尧时期的历史地位明晰化——迁都（临时都邑），由此印证并丰富了行唐古县文化。王大有之论，连同徐旭生关于“我相信陶唐氏的故地应该是在今河北省唐县望都一带”“现在唐县、望都以至于行唐县的得名，全与陶唐氏有关”论断一道，共同佐证了“南行唐”地名由来。可见，“南行唐”由来非当地人杜撰的一隅之言，而是有着学术的佐证。

此外，在保定唐尧文化圈，周长富《浅谈唐尧氏》、贾泉河《唐尧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兴盛》、韩海山《唐尧故里在河北唐县》等，均讲到唐尧西迁与行唐由来，可看作是对《三皇五帝时代》一书观点的呼应。

总之，对于陶唐氏政权而言，公元前220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个拐点上，陶唐氏四世政权完成从河北平阳（唐县）到山西平阳（临汾）的迁都。对于行唐而言，公元前2208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个源点上，有了“南行唐”称谓，有了行唐4000多年文明史。“南行唐”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帝王都邑的高规格。

三、从先秦城邑考古研究，推定行唐古邑的初始形态，进而梳理行唐古邑演变脉络

前面探讨“南行唐”地名由来过程，实际上已涉及地“实”问题。名与实从来就是一个整体，所谓名副其实、名实一体。行唐古邑因唐尧南行“历”其地而得名，没有地，也就无所谓名。从这个意义上讲，南行唐早在“名”成之时，就已有“邑”的存在。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历史学、考古学的证据。

城邑研究，是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出版的许宏《先秦城邑考古》、徐国龙《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是当代城邑研究的新成果。

徐国龙讲，“城与邑是两种不同的聚落形态，邑的历史更加久远……有着沟树之封的原始聚落，是邑的初始形态。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环壕聚落，就是邑的一种形态……城是从邑发展起来的，自城产生以后，城与邑同时存在。夏商西周时期，城少邑多，邑是基本的聚落单位，分成不同的等级，绝大多数没有城墙。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邑筑起城墙，城与邑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到了城邑不分、城邑并称的程度”。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收录先秦城邑1011处，讲道：“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环壕聚落，见于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上山文化遗存，约当公元前7000年……逮至龙山时代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垣壕聚落达到极盛。整个龙山时代，庞大的中心城邑开始出现，这是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的第一个高峰。”

龙山文化时期的城邑遗址，平粮台遗址是一个典型，距今有4600年历史，较唐尧南行背景还要早。该遗址“有若干城门，南门处有门卫房，城内有地下陶排水管，房屋也比较讲究，还有陶窑遗迹”。它表明4000多年前的古城邑，就已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

邹逸麟《城市兴起发展的地理分布与交通路线的变迁》一文提出，对早期城邑的考察，必须考虑它们在社会中的综合地位，即社会属性。

唐尧南行把行唐作为临时都邑，应视为一个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重要事件。即便是临时都邑的选择，也应是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具备城郭一类防卫功能。从社会属性意义上推断，作为临时都邑的南行唐，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环壕聚落，而更应是接近或具备防卫职能的城邑形态。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古城邑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7000年。唐尧时代普遍存在环壕聚落意义上的邑，也出现具有防卫职能的城，包括具备一定规模和配套设施的都邑。而这些，无疑为陶唐时期行唐古邑的存在提供了背景性、逻辑性的依据。目前，我们还不能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地下材料的直接佐证，还没找到更加翔实完整的证据链，但这种背景性、逻辑性的真实，仍可支撑我们作出初步的判断，即出现于陶唐氏时期的唐尧都邑——南行唐，从诞生之日起，就已是高于环壕聚落形态、有着防卫职能的新型聚落——城邑。

邑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在推行县制后，便有了县的指向。

此前，关于行唐立县问题有两说：一为汉代立县说。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汉因为县，属恒山郡”；《太平寰宇记》“汉初割真定地置为县，因旧名，后汉因之，属常山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汉因置县”；李卫《畿辅通志》“汉置南行唐县，属常山郡”；《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西汉置南行唐县，治今城东北故郡村。北魏改行唐县，熙平中迁犊乾城，即今治”；《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西汉置南行唐县，属常山郡，为都尉治”。二为秦代立县说。钦定四库全书《明一统志》（李贤等修纂，卷三）“行唐县在州城西90里，秦割真定地置南行唐县，汉属常山国”；清康熙十九年（1680）《行唐县志》“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36郡，属钜鹿郡，割真定地置南行唐县”；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定府志》（卷二，沿革）“秦置南行唐县，属钜鹿郡，汉属常山郡”。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行唐县新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续编行唐县新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8月版《行唐县志》等均承袭秦代立县说。

近来，笔者通过梳理学术资料，又归纳出战国立县说和春秋立县说。

战国立县说源出今人吴良宝观点：“现在古文字资料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三晋置县的确切例证……战国兵器中有一些直接表明置县的证据 ， 即铸（刻）有‘XX令’等字样。”《录遗》599 剑铭文，有“南行昜（唐）令瞿卯”字样；以此断定，南行唐在战国时已设置县。南行唐为已知60 余个三晋县份之一。

春秋立县说源出今人马保春学术观点：“近代考古学兴盛以来，相当一部分考古资料，特别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中包含有晋县的信息……战国时期三晋县至少有一部分是继承了春秋晋县而来的……邢、南行唐、栾、孤等三晋之县，当在春秋时期或已存在。”南行唐春秋为晋邑，系儒将始祖郤縠故里。此说也符合历史逻辑，只是目前还未见到更直接证据。

由此看出，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对行唐立县问题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秦代立县说、汉代立县说，出自传统文献材料；战国立县说、春秋立县说，反映的是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新动向。这些说法各有所出，目前还不能作出定论。但它们的存在，无疑丰富着行唐古县历史。

《史记·赵世家》记载：“八年，城南行唐。”《中国历史纪事年鉴查询》译作“赵惠文王八年（前291），赵国在南行唐修筑城郭”。笔者认为，该解读比较精准。在汉语词汇上，新建、修建、重建具有明显区别。赵惠文王八年的举动，关键在“修”字和“郭”字上。从“修建”意义分析，既然是修，证明原来就有，并非始点；从城与郭的内涵分析，内城以居，外郭以防，两者也有明显区别；从战国时代背景考虑，战国有“战”的本质，赵国有“尚武”的传统，“城南行唐”，当是出于诸侯争雄的需要。为预防他国入侵，赵惠文王才下令“城南行唐”。一些史志类书籍，将“城南行唐”释为行唐建邑始点，这种解读显然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方天仰《三孔币集》拓片，显示“南行唐”3 个字

四、结语

“南行唐”由来，源于传说时代，却非一隅之说，而是有着坚实的学术支撑。公元前2208年，唐尧西迁途中南下行唐，并以此作为临时帝都，行唐城邑史由此始。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行唐县制史，要比传统文献记载早得多。在汉代立县说、秦代立县说之外，我们还归纳出战国立县说、春秋立县说，其中“战国立县”说尤为切实，有南行昜剑为证。从唐尧南行算起，行唐古县有着4000多年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