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十七世纪西方哲学之二：哲学高潮迭起

十七世纪西方哲学之二：哲学高潮迭起

17世纪之前的人文主义思想时期，不但没有狭义上的思想家，而且也可以说没有狭义上的哲学著作，尤其没有真正的哲学巨作。哥白尼和路德是15、16世纪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哲学著作问世。其他如马基雅维利，莫尔、康帕内拉莫不如是，蒙田以随笔见长，干脆不写理论著作。唯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最富思考与论辩精神，但二人皆为教会中人，所言所辩固有新说，不脱旧彀，其书在神学与哲学或科学与神学之间。17世纪不同了。

17世纪的思想家，从培根、笛卡尔，到霍布斯、斯宾诺莎，以至生命结束于世纪之交的洛克，几乎个个都有哲学著作，绝大多数都有以哲学为本色的重要历史文献。即使帕斯卡固以杰出的大数学家享名于世，同样写出《思想录》这样出色的作品。以这作品比之于15、16世纪的诸位思想人物的大作，堪称佼佼者也。但与他17世纪的同仁相反，还是低了一个档次。

自然17世纪也有一些影响同样巨大甚至更其巨大的科学巨匠。但是17世纪已不再是科学家或综合性思想人物独占鳌头的世纪了。哲学家们正如科学家们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一样，也写出了同样不愧于这个时代的哲学著作。

然而，17世纪哲学又是与15、16世纪的思想进程不能截然分开的，按西方著名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划分方法，这几个世纪就其发展阶段看，原本属于同一个时代，即文艺复兴时代。他认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史主要是从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史。据此，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史恰如其份地分为两个时期：人文主义时期和自然科学时期。我们也许可以把1600年作为两者之间的界线。这两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用真正的希腊思想传统取代了中世纪的传统，这两个世纪对于文化史和文学活动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但从哲学观点看，这两个世纪仅仅表现出早期思想的传递，为新的时期开辟道路。第二时期包括逐步取得独立的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初期，并包括随之而来的17世纪的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按照文德尔班的意见，没有人文主义时代的思想解放，就没有17世纪的科学成就；反之，没有17世纪的科学成就，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达到自己的逻辑目的。于是他说：" 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 而且这句话专门用了黑体字。

这个说法无疑是符合西方近代历史的实际的，但应该补充的是：没有科学的进步，例如没有哥白尼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说也就缺少必要的依据——他脚下少了一块巨大的基石；没有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则该时代的科学成就虽大，依然是一种不完整的历史文化。本来人文主义哲学与科学成就就是不可分的，充其量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点而已。

但17世纪确实比15、16世纪深化了，深化也是分化，因分化而产生各自独立于世的哲学家、文学家与科学家；分化也是深化，因深化而使这些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打上了新的时代印记。

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自然是牛顿力学，最伟大的人物自然是牛顿爵士。牛顿力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划时代的，全方位的，它不仅属于西方，尤其属于人类。哪里有近代科学，那里就有牛顿。

牛顿力学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文化风貌。牛顿谦虚地自称是有幸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但他实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伟人。他的文化地位也是无可争议的。美国一位作家将对人类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挑出来，按他们的影响大小而排座次，牛顿排名第二，名次赫然排在基督耶稣、释迦牟尼和孔夫子之前。

牛顿力学之到本世纪才遇到爱因斯坦的挑战，于是有人说牛顿力学已经过时。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能证明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是有特定空间的，却不能全然取代牛顿力学的地位和作用。

牛顿是个科学巨人，巨人的出现因为有伟人群落给他作基础。仿佛天上的繁星，一颗明星，不成光景，群星灿烂，方成气象。17世纪及其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完全可以称为牛顿时代，但促成这时代来临的却绝非牛顿一人。一方面是牛顿主导了时代，另一方面，也是这时代造就了牛顿。

他的科学成就，严格地说来，并非仅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促成其成功的，至少有波兰的哥白尼，意大利的伽里略，瑞典的布拉赫和德国的刻卜勒。难怪英国科学史家沃尔夫要说：" 共同促成牛顿综合的5 位主要思想家分属5 个不同国度，这是意味深长的。" 牛顿生也有幸。在他生前99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已经发表。那不过是星星之火，燃于千里之外。但自此之后，百年之内，风起云涌，势如破竹，终于蔚为大观。

17世纪不再是个人奋斗的世纪。17世纪是科学社团兴起的世纪；是科学仪器大批涌现的世纪；又是各个自然学科全面丰收的世纪。

讲科学社团的兴起，就有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伦敦的皇家学院和巴黎的科学院。讲科学仪器的大批涌现，就包括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沸点测定器、气压计、抽气机、摆钟，以及各种航海仪器等等；讲各自然学科的全面丰收，就包括数学、力学、物理学、气象学、化学、地热学、地理学、生物科学等专门学科都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可以说，处在这样的时代，唯有牛顿这样的科学巨匠才能名副其实成为学术界领袖；反过来讲，也只有这样的时代，才能哺育出对人类科学作出空前贡献的伟人牛顿。因此，将17世纪称为科学时代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除去科学成就，17世纪的另一个历史性大事件，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革命并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一次成功的政治行动，早它半个世纪，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荷兰虽然是个土地面积很小，人口相对很少的国家，但它的革命的意义，却不是国界可以限定的。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欧洲特别是当时的西欧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它本身也曾作为一块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圣地，收留和保护了许多被自己祖国的当权者迫害而来的思想家与政治人物。

但是，毕竟荷兰的革命不能和英国革命相提并论。英国革命是建立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基础上的革命。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从小到大，从一个城市的成功，到一个国家的成功，又从一个国家的成功到一个强大国家的成功。而英国正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的革命的成功，从根本上启动了欧洲大陆的历史性活动，从而也在新的历史基础上揭开了资本主义文明新的一页。或许应该说，真正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所以17世纪，也可以称之为革命的世纪。

但英国革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风格。它虽然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却不是一场政治性很强的革命，就如同下个世纪法国革命那般。它的核心问题虽然是政治问题，但英国人的政治却又是和经济利益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种政治。虽革命不忘利益分配，要政治更要法权，是英国人独特的历史文化。英国革命的基础，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实力和科学进步。

英国革命是一种渐进型的革命，因为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经革过命了。现在革命的爆发，不过是要使过去已经提出甚至已经存在的各项要求合法化罢了。英国革命反反复复40年，终于以" 光荣革命"的形式结束。这并不表明英国人生性喜欢妥协，而是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它的目的已经达到。英国革命的这种务实风格，对于英国以后的繁荣和强大，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后来美国革命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不同寻常的，这种影响本质上依然属于历史文化的影响。

英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后来又恢复了君主制。好像它的目的没有达到。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光荣革命后的君主制虽未革面却已洗心，它在骨子里已经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革命乃是资本主义文明强大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特殊的标志。英国革命虽非轰轰烈烈，却能扎扎实实。它体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体现了科学、教育对迷信的胜利；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革命确实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重要的是，自" 光荣革命" 之后，它再也没有出现法国式的王朝复辟，它的政局稳定，循序渐进。应该说，英国革命的这种文化特性对英国近代哲学确实产生了莫大影响，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哲学的风格与模式。

17世纪西方哲学家的不平凡之处，在于他们处在科学与革命之间，并没有降低自己的影响，或者说站在巨人面前显露出一付侏儒模样。非但不曾如此，他们还以自己的独特创作，给17世纪的自然科学发展以巨大的促进作用，给资产阶级革命以不可低估的推动力量。

17世纪的哲学家不曾躲进象牙塔，他们依然同他们的前辈一样，没有一位属于脱离社会生活的学究式人物，他们甚至比他们的前辈甚有过之，他们中竟然连一位大学教授也没有。他们是一群活跃在社会政治舞台、科学研究舞台和活生生的社会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没有学究气，甚至没有成为单纯学者的欲望。他们目光远大，不是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台可以限定的；他们胸襟开阔，非有社会大天地才能与之相辅相成；他们有很强壮的身体，非要到万里长天下飞跑才能显示出他们超凡的体力；他们有强健的胃口和巨大的肺呼量，没有整个社会为他们提供营养和空气，就不能满足他们的起码要求。17世纪的哲学界，是可以和那个时代的科学界、政治界鼎足而立的一个领域。同时，17世纪又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世纪。

人文主义时代，可以看作西方近代哲学之春。它以春天般的气息四处弥漫，以无可阻挡的力量与气势惊醒了整个时代。而17世纪的哲学则可以称为西方近代哲学之夏。他们显然比他们的前辈更有规范，更有深度，更有系统，也更有影响。夏天的花草已经定型。他们以更其骄艳、挺拨、壮美和成熟的姿韵向人类展示自己超越前人的历史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