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李泽厚：我一直是孤独的

哲学家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时间11月2日7时逝世，享年91岁。

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

摄影/刘震

2005年，芙蓉姐姐的出现、超级女生选秀节目的热潮，让大众对一系列的流行文化现象投入的巨大的热情，如何透过这些消费文化的表层，发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在这年的9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到了李泽厚等思想界学者，以开阔的视野与多元的视角，解读当代中国人价值重构问题。

当年，谈到“超女”现象时，李泽厚表示，这种没有拘束的、并且形成群体气势的快乐，好像是平常比较少有的。

“某种意义上，前现代的不快活和现代生活的不快活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有一种无意识的压抑。这种压抑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所以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发生的时候，就能造成群体性的释放。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造成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假设人们长期处在一个无意识的压抑状态下，怎样能够得到宣泄？对此，我们的文化又应当怎样面对，怎样解决，这是应当思考的。”谈起这种无意识压抑下的大众流行文化热潮，李泽厚说道，“我鼓励一种新的文化态度，我称之为‘转换性的创造’(相对于学者林毓生提出的‘创造性的转换’)。这种创造不是把原来的东西都打掉，不是革命性地创造，而是就在现有的社会政治基础上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模仿，不是克隆港台、西方的文化，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其实有很丰富的创造力量。”

在讨论会后，李泽厚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下面为当年专访文章。

李泽厚：我一直是孤独的

本刊记者/刘彦 丁尘馨 刘黎黎（整理）

发于2005.10.31总第250期《中国新闻周刊》

见到李泽厚，很难相信眼前身穿牛仔裤、花西服的爽朗老人今年已经75岁。

他家里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冯友兰先生书赠的一幅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坐在客厅中的李泽厚，谈笑风生，言语神态像年轻人一样活泼。时光仿佛在他身上停滞了，一下子回到了50年前的1955年。那一年，年仅25岁的李泽厚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举成名。

“我不承认思想已老化”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跟你的学术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有人说，20世纪的学术李泽厚是第一，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李泽厚：当然不好自己说自己是第一，中国人都有这么一点传统的谦虚。

美学为什么能热？那时候为什么一个工厂女工也要买美学书？因为美学热符合了社会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苏醒过来。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住了。文革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对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发生了兴趣。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

那个时代过去了，美学热就消失了。那种热本来是不正常的。那时书店里别的书很少，美学书都卖得很火。

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你的书一出大家就抢购，还有人手抄，你把它解释为时代的关系，所谓时势造英雄吗？

李泽厚：英雄也造时势。

中国新闻周刊：有文章说你的学术思想自上世纪70年代末确立以来，现在没有产生大的变化，指责你思想老化，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李泽厚：我不承认。我比说我老化的那些人好像更不老化一点。

我1985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20年了，现在有人还说这本书很好。我比较顽固，认定的东西，我不认为是错，就会坚持下去。不管是关于美学、哲学还是儒学的，里边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包括以前我批判朱光潜，我对朱光潜的批评意见没有什么可改的，我认为我对的我就不改，包括《美的历程》。

所以我就不奇怪有人攻击（我）。包括康德、爱因斯坦，当年他们的著作出来也有很多人攻击，所以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比较晚。很多著名的学者都是这样。被人接受不是那么容易的，时间是最好的检验者。

我比较高兴我的很多书是20年的书，25年的书，现在还有用。

“传统的东西对于我们国家是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国内近几年出现国学热，去年是国学热高潮，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泽厚：从80年代起，我一直做着两方面的反对工作，一方面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丢弃传统。这受到攻击，说我太保守。我费那么多精力去搞《论语今读》，就是希望传统的东西在今天或以后保存下去，这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重要的，也可能对世界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我对一些国粹、民族复古主义的人物，也是坚决反对的。最极端的是以蒋庆为代表，他比慈禧太后还保守。他认为梁启超和严复都错了，都是“跟着西方跑”。他彻底否定五四，彻底否定启蒙，我是坚决反对的。不能死抱着传统，你是生活在现实里，不在现实里把传统进行转化性创造，传统就是死的。

中国新闻周刊：复古主义的背后其实也是现代人的不自信？

李泽厚：现代生活破坏了很多既有的秩序，的确是道德沦丧。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上帝，人便什么都可以做了。以前中国有礼教，儒家有宗教性，道德在日常生活中是要履行的，具有神圣性。仁义礼智信不是概念，而是生活中的一套规范。国学热背后的问题是有人想恢复旧道德。

中国新闻周刊：冯友兰先生题赠你两句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这个上联跟大家理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有差异的？

李泽厚：是对立的。很多人提倡中体西用，是维护传统的制度和专制主义。我反过来，我所讲的西体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存在，也就是我讲的吃饭哲学。

吃饭，人才能生存，这才是“体”。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90年代、21世纪，有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李泽厚：80年代是启蒙的时代，也是有理想和热情的时代。

90年代思想告退，学问方滋，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是专业化时代。

21世纪，四星高照，何处人文？四星是影星、歌星、球星、节目主持星，四星高照。到哪里去找人文呢？都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定位？

李泽厚：有些人一心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搞专业；有些人就是要做公共的代言人，都可以。有些人一方面搞学问专业化，一方面也发表普遍的意见，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多元化的社会应该允许多元知识分子存在。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国内的学术和年轻学人？

李泽厚：他们现在总是想和国际接轨，国际流行什么，赶快去接，接的一些东西适不适合中国现实呢？我寄希望于这一代年轻学者把问题想透一些想清楚一些。我发现很多人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抓住西方一个什么东西就开始说。我年轻时想了很多东西，想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不太变。

“我不是很快活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退休后，你还继续在美国的生活？

李泽厚：我在美国很简单，当教授时，开几门课（教）。学生都是美国学生。（科罗拉多大学）研修院有一年才一个中国人。美学是概论性的，其他的都是中国古代思想，现代思想。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文化在美国的魅力有多大？

李泽厚：中国文化要对世界起作用，恐怕要一百年以后。现在没法平等交流。即使是对中国极为友好对中国文化极有兴趣的人，他的思想的根本还是欧洲中心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欣赏“大闹天宫”的阶段，能欣赏京剧唱腔的还很少。除了搞汉学的人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一般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少。

中国新闻周刊：从七八十年代在学术界你就是很孤独的状态，在美国不更孤独吗？

李泽厚：我不是很快活的人。外人看我笑容满面，但内心不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阅读你的作品吗？

李泽厚：我当然希望，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希望多些人看，了解得更多一些。但我不抱这种奢望，愿意看的就看，这不是我能左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很多人根本不会看，很难强求。（不过）不可能也不必要到80年代那种盛况。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实惠的人生我并不羡慕”，理想的人生或者说你最想过的人生是什么？

李泽厚：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理想的人生我是看不到了，生活还是要有一些责任感为好，享受并不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