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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李泽厚:我一直是孤独的

2021-11-04

哲学家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时间11月2日7时逝世,享年91岁。

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

摄影/刘震

2005年,芙蓉姐姐的出现、超级女生选秀节目的热潮,让大众对一系列的流行文化现象投入的巨大的热情,如何透过这些消费文化的表层,发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在这年的9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到了李泽厚等思想界学者,以开阔的视野与多元的视角,解读当代中国人价值重构问题。

当年,谈到“超女”现象时,李泽厚表示,这种没有拘束的、并且形成群体气势的快乐,好像是平常比较少有的。

“某种意义上,前现代的不快活和现代生活的不快活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有一种无意识的压抑。这种压抑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所以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发生的时候,就能造成群体性的释放。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造成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假设人们长期处在一个无意识的压抑状态下,怎样能够得到宣泄?对此,我们的文化又应当怎样面对,怎样解决,这是应当思考的。”谈起这种无意识压抑下的大众流行文化热潮,李泽厚说道,“我鼓励一种新的文化态度,我称之为‘转换性的创造’(相对于学者林毓生提出的‘创造性的转换’)。这种创造不是把原来的东西都打掉,不是革命性地创造,而是就在现有的社会政治基础上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模仿,不是克隆港台、西方的文化,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其实有很丰富的创造力量。”

在讨论会后,李泽厚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下面为当年专访文章。

李泽厚:我一直是孤独的

本刊记者/刘彦 丁尘馨 刘黎黎(整理)

发于2005.10.31总第250期《中国新闻周刊》

见到李泽厚,很难相信眼前身穿牛仔裤、花西服的爽朗老人今年已经75岁。

他家里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冯友兰先生书赠的一幅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坐在客厅中的李泽厚,谈笑风生,言语神态像年轻人一样活泼。时光仿佛在他身上停滞了,一下子回到了50年前的1955年。那一年,年仅25岁的李泽厚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举成名。

“我不承认思想已老化”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跟你的学术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有人说,20世纪的学术李泽厚是第一,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李泽厚:当然不好自己说自己是第一,中国人都有这么一点传统的谦虚。

美学为什么能热?那时候为什么一个工厂女工也要买美学书?因为美学热符合了社会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苏醒过来。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住了。文革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对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发生了兴趣。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

那个时代过去了,美学热就消失了。那种热本来是不正常的。那时书店里别的书很少,美学书都卖得很火。

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你的书一出大家就抢购,还有人手抄,你把它解释为时代的关系,所谓时势造英雄吗?

李泽厚:英雄也造时势。

中国新闻周刊:有文章说你的学术思想自上世纪70年代末确立以来,现在没有产生大的变化,指责你思想老化,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李泽厚:我不承认。我比说我老化的那些人好像更不老化一点。

我1985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20年了,现在有人还说这本书很好。我比较顽固,认定的东西,我不认为是错,就会坚持下去。不管是关于美学、哲学还是儒学的,里边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包括以前我批判朱光潜,我对朱光潜的批评意见没有什么可改的,我认为我对的我就不改,包括《美的历程》。

所以我就不奇怪有人攻击(我)。包括康德、爱因斯坦,当年他们的著作出来也有很多人攻击,所以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比较晚。很多著名的学者都是这样。被人接受不是那么容易的,时间是最好的检验者。

我比较高兴我的很多书是20年的书,25年的书,现在还有用。

“传统的东西对于我们国家是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国内近几年出现国学热,去年是国学热高潮,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泽厚:从80年代起,我一直做着两方面的反对工作,一方面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丢弃传统。这受到攻击,说我太保守。我费那么多精力去搞《论语今读》,就是希望传统的东西在今天或以后保存下去,这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重要的,也可能对世界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我对一些国粹、民族复古主义的人物,也是坚决反对的。最极端的是以蒋庆为代表,他比慈禧太后还保守。他认为梁启超和严复都错了,都是“跟着西方跑”。他彻底否定五四,彻底否定启蒙,我是坚决反对的。不能死抱着传统,你是生活在现实里,不在现实里把传统进行转化性创造,传统就是死的。

中国新闻周刊:复古主义的背后其实也是现代人的不自信?

李泽厚:现代生活破坏了很多既有的秩序,的确是道德沦丧。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上帝,人便什么都可以做了。以前中国有礼教,儒家有宗教性,道德在日常生活中是要履行的,具有神圣性。仁义礼智信不是概念,而是生活中的一套规范。国学热背后的问题是有人想恢复旧道德。

中国新闻周刊:冯友兰先生题赠你两句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这个上联跟大家理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有差异的?

李泽厚:是对立的。很多人提倡中体西用,是维护传统的制度和专制主义。我反过来,我所讲的西体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存在,也就是我讲的吃饭哲学。

吃饭,人才能生存,这才是“体”。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90年代、21世纪,有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李泽厚:80年代是启蒙的时代,也是有理想和热情的时代。

90年代思想告退,学问方滋,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是专业化时代。

21世纪,四星高照,何处人文?四星是影星、歌星、球星、节目主持星,四星高照。到哪里去找人文呢?都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定位?

李泽厚:有些人一心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搞专业;有些人就是要做公共的代言人,都可以。有些人一方面搞学问专业化,一方面也发表普遍的意见,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多元化的社会应该允许多元知识分子存在。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国内的学术和年轻学人?

李泽厚:他们现在总是想和国际接轨,国际流行什么,赶快去接,接的一些东西适不适合中国现实呢?我寄希望于这一代年轻学者把问题想透一些想清楚一些。我发现很多人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抓住西方一个什么东西就开始说。我年轻时想了很多东西,想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不太变。

“我不是很快活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退休后,你还继续在美国的生活?

李泽厚:我在美国很简单,当教授时,开几门课(教)。学生都是美国学生。(科罗拉多大学)研修院有一年才一个中国人。美学是概论性的,其他的都是中国古代思想,现代思想。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文化在美国的魅力有多大?

李泽厚:中国文化要对世界起作用,恐怕要一百年以后。现在没法平等交流。即使是对中国极为友好对中国文化极有兴趣的人,他的思想的根本还是欧洲中心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欣赏“大闹天宫”的阶段,能欣赏京剧唱腔的还很少。除了搞汉学的人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一般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少。

中国新闻周刊:从七八十年代在学术界你就是很孤独的状态,在美国不更孤独吗?

李泽厚:我不是很快活的人。外人看我笑容满面,但内心不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阅读你的作品吗?

李泽厚:我当然希望,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希望多些人看,了解得更多一些。但我不抱这种奢望,愿意看的就看,这不是我能左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很多人根本不会看,很难强求。(不过)不可能也不必要到80年代那种盛况。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实惠的人生我并不羡慕”,理想的人生或者说你最想过的人生是什么?

李泽厚: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理想的人生我是看不到了,生活还是要有一些责任感为好,享受并不最快乐。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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