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他写作了人类灵魂的全部深度

2021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纪念日。生前，他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是富有争议的斯拉夫主义者和沙皇拥护者，在他死后，人们怀着对其作品的崇敬，将他供奉在文学界的奥林匹斯山上。

然而被神化的他，是一个符号化的他，我们纪念他的伟大，同时也该有直视和正视他的勇气。毕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里，还有一堂关于“具体”的课——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类。今天，我们宁爱不完美的人，不造乌托邦的神，唯有如此，才能对神坛上的雕像祛魅，从而真正看清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独特，以及他留给今天的财富。

（本文首发于《凤凰网读书》）

说胡话，发疯，发热病，

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一生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俄国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退伍军医，母亲是一名仁慈开明的家庭主妇，正是在母亲的支持下，他接触到普希金等人的文学。在他不到10岁时，父亲获得了贵族称号，在外省购买土地和庄园，拥有几十个农奴，但没过几年，庄园就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下夷为平地，农舍、粮库和牲畜圈也化为乌有。年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家庭的大起大落，也听到贫民区、裹尸布和死难者亲属的哭声。16岁那年，他的母亲死于肺结核，两年后父亲离世，一说是自然死亡，一说是被农奴杀害。

如今去到那里的院子，还能看到一尊身着长衫、神色忧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塑像，在他的故居桌子上有一本圣徒彼得保罗教堂的笔记簿，里面记录着在1814年—1823年间本教区教民的婚嫁生死，其中陀氏的出生情况记在第148页：“（1821年）11月，贫民医院的校级军医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生下一名婴儿，起名为费奥多尔。”此人便是日后名声大噪的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癫痫症。他从小患有癫痫，9岁首次发病，之后伴其一生。这病遗传自他嗜酒父亲的基因，父亲性格暴烈而专断，醉酒后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描绘的父亲一样犹如暴君。在暴力、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下度过童年的陀氏，从小有着精神病人般的面庞，颧骨瘦削，嘴唇苍白，脸上的笑容虚弱又散发着神秘诡谲的气息。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1.11-1881.2.9）

此后，即便有文学的盛名、妻子的照管，癫痫症依然如同魔鬼一样缠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1828—1896）曾在《回忆录》中记录了1863年复活节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癫痫症发作：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激动，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他以一种得意的目光转过来看着我，表示他的情绪正处在最高点。他停了一下，从思维中搜寻合适的词语，而且嘴巴都已经张开。我凝神注意地看着他，感到他就要说出不平常的什么来了，我会听到某种意想不到的事了。突然，从他张开的嘴里发出一种拖长了的、无意义的、古怪的声音，他就失去意识倒在地板上了。这还不是一次最严重的发作。痉挛的结果是他全身躯体僵直、口吐泡沫。半个小时后，他恢复了知觉……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跟我说起，癫痫发作前，他有几秒钟沉醉在狂喜之中。”

从三十九岁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把自己的每一次癫痫症发病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据说直到他五十九岁去世为止，笔记本上一共记录了102次癫痫发作，平均每三个星期一次。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主人公梅诗金之口书写过这种体验，纵观他的小说创作，癫痫症不但是他笔下人物常有的特征，也影响了他写作的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相当多的人物不是发热病就是发疯，例如《涅朵奇卡》中的叶菲莫夫患有疯病、《脆弱的心》里的瓦夏也有疯病，症状是“脸色苍白、眼睛发红、喘不过气、颤抖、痉挛、站立不住、腿发抖”……无独有偶，《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患有热病、《女房东》里卡捷琳娜有疯病、《群魔》里列比亚得金娜有疯病且瘸腿，至于《白痴》里的梅什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他们都患有。

《白痴》里就有一个段落描写了梅什金癫痫发作前的狂喜状态：

“其实，他是在想：他的癫痫症几乎紧挨着发作之前总有那么一个阶段（除非不是醒着的时候发作），在忧郁、压抑和精神上的一片黑暗之中，他的大脑会不止一次地燃起转瞬即逝的光焰，他的生命力在不同寻常的冲动之下会一下子全部动员起来。在那些持续时间不比闪电更长的瞬息中，生命的感觉、对自我的意识几乎增强十倍。思想和心灵被一种异光所照亮，他所有的激动、所有的怀疑和所有的不安顿时都告平息，化为最高级的安谧，充满明朗、和谐的欣悦和希望，充满理智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转瞬即逝的瞬息还只是发作随之真正开始的最后一秒钟（至多一秒钟）的前奏。

在发病的末了，他还不忘加一句黑色的幽默：患癫痫症的穆罕默德大概就是在这一秒钟内，还不等被碰倒的水罐流出水来，就察看了真主的所有住所。”

所以，陀氏爱好者对他的大段心理描写有一个打趣的说法：“老陀的癫痫症又犯了。”屠格涅夫并不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称后者是“我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但屠格涅夫有一点看的很准，他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每隔两页，他的主人公就要说胡话，发疯，发热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伴随他写作的一生，这种时而狂喜、时而大悲的体验，让他的文字具有一种天人交战般的内心焦灼感，在《小引》中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这句话就很能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的气质，但他的风格也并非一日炼成，实际上以1849年“假死刑”为分界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和思想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

1849年之前，他是一位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作家，笔下的作品不只有《穷人》这样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有《化身》《涅朵奇卡》这样追求艺术创新的作品。到1849年以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真实的“致命体验”和漫长的流放岁月，他的写作才真正走向成熟。如果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国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代表了俄国文学的深度，他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地下室手记》等作品，堪称对人类灵魂深渊的全部暴露。

使灵魂得救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书写的主题

让我们把时针调回，重返起点。1846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发表了处女作《穷人》，批评家别林斯基读到后惊叹：“俄国文坛又出了第二个果戈里！”那时候，意气风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视自己为文学天才，他关注新潮思想，反对专制集权，他像许多信奉着浪漫主义的青年一样渴望展翅高飞，做自由的飞鸟，在一封信里，他毫不掩饰地写道：“我只有一个目标：自由。为了它我可以牺牲一切”。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信奉自由的浪漫骑手，为了摆脱庸常生活，去过烈火般炽热的日子，他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直到1849年4月23日，小组成员因卷入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恐惧。当他被押赴谢苗诺夫校场执行“假死刑”时，恐怖的症状再一次向他袭来。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在他的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写道：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五分钟就被某种死亡移开时，他感到的不是彻底消灭的绝望，而是对未知的恐惧。1840年代中期，他的神经受到侵袭时，同样‘神秘的恐惧征服了他……”（选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刘佳林译）

行刑前最后一刻，沙皇颁布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罪犯因此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在天寒地冻的鄂木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服了四年苦役，周遭也不再是大都会与文学小组，而全是俄国社会的“失败者”。1859年，他回到彼得堡，但依然被内务部秘密监视，此后的人生在赌瘾、债务、病痛里越陷越深。

流放至西伯利亚的犯人

这期间，还有两件事对他打击巨大，第一件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的去世。1864年，玛利亚患肺结核久病不愈死亡，陀氏因此大受打击。但还没等他从妻子离去的悲痛中缓解过来，他又面临债务和违约入狱的风险。那是在1866年，出版商捷尔洛夫斯基要求，如果他不能在1866年11月1日交出一部长篇新作，就会面临高额违约金，如果到12月1日仍不能交稿，则陀氏的全部著作将九年内将转归出版商所有。可是那一年，饱受病痛折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埋首于《罪与罚》的创作。情急之下，是一位爱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女出现，帮助作家迎来转机。

1866年11月，在陀氏朋友认识的速记老师的推荐下，年仅十八岁的安娜·斯尼特金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速记员。10月29日，陀氏以口述方式完成了小说《赌徒》，避免合同违约的风险。而这位安娜，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后人常常看到文学家的伟大创作，但他人为之付出的辛劳被隐匿其中，某种意义上，是安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半生最危难也最脆弱的时刻帮助了他，如果没有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不会迎来自己写作最心无旁骛的时期。

就这样，在妻子安娜的陪伴、出版商的催促与债务缠身的现实压力之下，1866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迎来了自己写作的“高产期”，相继创作出《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名作，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在俄语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具有“分裂者”的意思，它最早用于描述东正教教派里蔑视上帝至尊的的分裂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是双重人格的化身，也是上帝的权威被消解后，人类走向个人中心主义、激进主义的产物。如果说《群魔》是对无政府主义者辛辣的讽刺，那么在《罪与罚》中，陀氏探索的则是现代性的危机，是当人类杀死上帝、推翻神圣，自己渴望成为万物法度时所面临的自毁危机。拉斯柯尔尼科夫既可以是斯大林、希特勒，也可以是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自身。

而在《罪与罚》中，仁慈宽恕的索尼娅，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的一面。索尼娅心性善良，承受苦难，她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同的一点在于：她信奉上帝，警惕人类的界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不乏索尼娅这样的人物，比如《白痴》里的梅诗金。梅诗金是基督的化身，他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人格的化身。在与好友的书信中，陀氏承认，自己力图塑造一个完美的道德人物形象（梅诗金），因为“在一个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年代，没有比描绘一个美好的人物更难，也更紧迫”。

《白痴》动笔于1867年秋天，出版于1868年，这部小说的叙事核心推动力不是故事，而是心理描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心理的鸟瞰。他在这部小说中试图证明，人类社会并不由纯粹理性支配，人性深处除了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受强力精神力量引诱的深渊。

通过《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应了从西欧席卷至俄国的启蒙主义思潮，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用启蒙主义倡导的理性和现代观念去改造俄国，才是俄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但在进步主义的潮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嗅到了理性神话的危险，进步主义者在歌颂启蒙时浪漫而天真的一面。

十九世纪中后期，世界正处于两次工业革命的巨变。在过去一百多年，法国大革命把君主送上了断头台，浪漫主义吹响了纵欲和反抗的颂歌，马克思和恩格斯让世人意识到一个沉默而酝酿着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幽灵，赫胥黎和达尔文则用进化论挑战上帝造人的权威。在处处飘荡着进步气息的西欧世界，上帝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基督徒依然人数众多，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经动摇，他们走向科学和自由主义的怀抱。此时，尽管沙皇挫败了拿破仑扫荡欧洲的军队，但俄罗斯依然被视作一个边缘、落后的世界，十九世西欧人对俄国的现象，就如同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凝视。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古老的生活方式中看到的是信仰的可贵。当西化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向自由奔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问题是：“上帝若死，谁来救赎人类的灵魂？高举自由旗帜的人们，又该如何克服纵欲与虚无的喧嚣？”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上帝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提供了一个高于人的尺度。上帝是否可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须相信上帝的存在，认可世界上存在一个高于人的神秘，唯有这样，正义才能被裁决，贪婪之人才会有敬畏。对人性的不信任，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相信人能当好自己的判官，一个驱逐了上帝的世界，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类裁决万事万物，人间被个人主义所吞噬的世界，它所通往的不是拯救，而是虚无。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正面人物有两个共同的品质：敬畏和谦逊。例如处女作《穷人》中出现的神父、《白痴》里的梅诗金，从《罪与罚》到《白痴》，灵魂得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关键词。与其说他在写作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不如他说写的是一种宗教现实主义、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现实，他其实是用宗教和癫痫症患者的双重体验在写小说，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成一派、又与鲁迅截然不同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虔诚地信奉着相信上帝、灵魂得救，他试图告诉读者，一个不再敬畏良善与信仰的世界，将是人类的末世。所以梅诗金相信“美拯救世界”，拉什科尔尼科夫要走向忏悔之路，也正因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现在请你设想一下，世界上不存在上帝，灵魂也并非不朽……那么请问，我们何必要好好生活，积德行善呢？”

《罪与罚（1970）》剧照

梅什金与罗戈任交换十字架，德裔美国插画家Frtiz Eichenberg作于1956年

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聚焦于人与上帝的关系，呈现了作家对宗教、奇迹、自由意志等命题的理解，堪称一部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分析诊断书。它改编自一桩真实的弑父案，通过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纷争与血案，对俄国社会各阶层做了一次全景式描绘。这其中，既有老卡拉马佐夫这样象征着父权制与传统的家长角色，也有拥有仁爱之心的阿廖沙、宣扬无政府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伊万、笃信基督教的佐西马神父、拜金主义者德米特里，以及“信奉无神论、社会主义”的西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克拉索特金。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贡献了文学史上极为深刻的心理描写，一次罕见的对“面包与自由”、“自由意志与命运支配”的哲学探讨，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坦陈：“贯串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生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书中，米嘉向阿辽沙自白：“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事儿，魔鬼和上帝争斗，战场就在人心。”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让人望而生畏的长卷作品，却又对小说爱好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自这部小说出版以来，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如同读完《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成为文学爱好者一项迷人而危险的挑战。每一个被生之意义所困扰的读者，似乎总会在某一个时间点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位俄国作家的文学世界里，有人类最黑暗而深邃的幽谷，也有作家对生存与重负、信仰和神圣的深刻凝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其一生，意在写作人类精神病症的一部总的集合，而《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一样，是他文学成就最高的一批作品。

基督教的经典认为：人生而有原罪，人唯有通过向善，才能赎罪。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长老死后因为身体发臭，被质疑其神性。这一处情节呼应了基督教对“善”的理解，行善者不计较得失，无论结果如何，都站在至善一边。长老死后尸体发臭这一情节，其实也呼应了此书中的“宗教大法官”。上帝与魔鬼短兵相接沉默而逃，魔鬼道出上帝存在的基础在于神秘、权威与奇迹。早在1867年6月7日给阿列克谢耶夫的回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对《圣经》故事“魔鬼在旷野中为了诱惑耶稣而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阐释，这就是“宗教大法官”的思想来源。

无独有偶，《罪与罚》《群魔》《穷人》等作品，也是宗教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体现。在小说处女作《穷人》里，老公务员杰弗里其实是上帝精神的一个载体，他的博爱、忍耐、坚韧的哲学，成为妓女陀勃罗谢娃度过苦难生活的精神向导；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索妮娅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换取拉斯柯尔尼科夫认罪并接受惩罚，实现灵魂的救赎。这一情节，恰恰是对基督教博爱观的文学阐释。

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整整一代人的罪孽与救赎。作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他毕生思索的问题，就是人如何拯救自我。他不仅在表现着社会与他人的深渊，他也面对着自我的深渊。

例如：通过《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这样一个角色，陀氏呈现了一个质疑上帝、质疑崇高，对世间一些人事感到漠然乃至麻木的虚无主义者，但是这个虚无主义者却又被欲望所累，并曾产生觊觎幼女这样邪恶的念头。南非作家库切据此评论:“深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也时刻面对深渊，也在某一刻内心深处对年幼的小女孩有过隐秘的欲望。”所以，斯塔夫罗金是陀氏内心黑暗面的文本投射。

《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思索的问题，是人如何拯救自我。通过后来的书写，他还试图探讨，人类确实存在真正的自由意志吗？在现实的经验中，一个人究竟是被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成分支配，还是无时无刻不受到环境的牵引，受到某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改造？在他看来，人对自由的追寻和他们的失控是一体两面。非理性的火焰在诱引着我们，使我们伤害、失控，做出理性的自我无法允许的行为，但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类永远不会磨灭的欲望，只要尝试过自由意志的甜头，他们就会“一刻不停地要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颗小钉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深刻思想奉献给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系列。只可惜，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的次年，因为搬动书桌时用力过猛，导致血管破裂，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外离世，终年60岁。他留下了未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这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作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曾说过：“作为作家，我有很多缺点，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就对自己不满意。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时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达的东西不是我原本想表达的，我能表达的只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

位于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地

年老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是年轻的自己的敌人

1849年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左翼青年，但在1849年后，他成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对立面。这种反差，是如今纪念他的人无法回避的。曾经他崇敬别林斯基的革命立场，但后来，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战，称别林斯基是“祖国自觉的敌人”、“俄国生活中最可恶、最愚蠢和最可耻的现象”。

这种矛盾还可见于他对屠格涅夫的评价。1845年11月16日，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赞美屠格涅夫是“诗人，天才，贵族，美男子，富翁，聪明，有学问”，自己“几乎爱上了他”。1867年，步入中后期的陀氏却对朋友说：“我不喜欢他（屠格涅夫）那贵族派头、丑角模样的拥抱，他一面拥抱，一面试着接吻，但他伸给你的却是面颊。”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暴力革命、集体狂热的批判尚可以理解，那么他晚年对沙皇的歌颂、对俄国对外战争的美化，乃至于对一切青年抗争运动不加辨明的排斥，则与神话塑造的“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去甚远。

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对沙皇统治，一方面跟他对暴力革命和西化思潮的忌惮有关，另一方面也跟1855至1881年间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相对开明有关。在其任下，俄国不但废除了农奴制，而且放宽了书报审查制度。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解放农奴，陀氏欢欣雀跃。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他特地跑到教堂里，为俄国人民虔诚祈祷。晚年，他还在信件里写：“我们的宪法体现了君主对人民、人民对君主的互相的爱”，“我们国家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爱”，俄国的使命是“显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俄罗斯基督”。

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旧照

可以想见，如果活到十月革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是反对的一方。他反对立宪、拥护帝制的观点，在学术界和舆论场都富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对暴力革命的警惕是正确的，前苏联的历史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也有人认为，陀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晚年对君主的歌颂暴露了他的局限。

一位洞察灵魂的作家，他同时也可以是一位浅薄的政论作者、一个具有时代局限性的人物，只是崇拜他的信徒不愿正视这一点，去造那虚无缥缈的神。但换个角度想，造神的过程，何尝不是毁神的先声，与其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神灵，不如承认人的局限。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的信仰、对灵魂得救的迷恋，使他聚焦于一种宗教现实主义的书写，他相信没有崇高信仰的生活不值得过，而信仰上帝、皈依宗教，是通往崇高的道路。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宗教现实主义的笔触，他是从宗教的角度写小说，而不是巴尔扎克或福楼拜那般的现实主义去写小说，在他的文字里萦绕着一层神秘、眩晕的光晕，他呈现出人心宛如深渊的一面，在叙事中加入大段的呓语、疯癫乃至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唯心主义作家，他追求艺术的崇高美感，渴望创造时代的典型人物，而非内向个人，发掘道德上的美感，而非遁入虚无主义和欲望的狂欢。他曾说自己试图创造谦逊而伟大的人物，使其在茫茫黑夜中犹如路灯，指引有罪之人走向灵魂得救。这种对崇高的迷恋让他摆脱了个人主义的虚无，可是，对于宗教的美化、对现代性的恐惧，乃至对于暴力革命一昧的排斥，让他在现实中成为一位固执又狂热的传统拥护者。他害怕革命摧毁神灵，却回避了殖民地民众的苦难，他沉浸在对上帝消逝、人类走向荒原的悼亡，却又选择性无视教徒们以神圣之名发起的迫害、沙俄政府对殖民地和社会底层的掠夺。

洞见、浅薄、冷峻、狂热、傲慢、慈悲……最深刻的长篇小说家、最苦难的癫痫患者、最笨拙的牌桌赌徒、最虔诚的宗教信徒、最直白的斯拉夫主义者……一个妻子眼中的纯粹之人，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犬儒主义者，或许，这些都是他，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莫斯科地铁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们越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

越反衬出这类作家的退场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手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的特质。……他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不得当。我是在至高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深渊显示于人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写实主义，并不是非虚构意义上的写实，而是一种灵魂真实，是通过小说来呈现人类精神世界的真实。他认为“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构成了“现实的本质”，“艺术中的虚构是有限度的，也是有规则的，虚构应尽可能接近现实，以期达到使我们几乎要信以为真的程度”。

如果穿越到当代，他可能会反对“纯文学”的提法，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总是在不同介质的混合中呈现给读者。文学的唯美固然可以通过文字技艺来呈现，但如果我们对它的追求是通往一种更深刻的真，那么文学就必须走出“纯粹”的桎梏，具有不怕面对脏东西的勇气。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脏文学”的代表。在他的笔下，世界呈现出复杂而肮脏的面目，人类所面对的，也不是抒情的童话或幻想的乌托邦，而是漫长而泥泞的现实，是智者也无法用理性全盘归纳的精神深渊。这种书写具有黑洞般的魔力，它的深邃，在于能够坚定地探寻人类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

纪德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构想的人物时常乖戾乃至疯狂，有许多不合情理的念头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然而却如同荒唐的梦境其实是对潜意识的最佳揭露，读者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漫长荒诞的叙事中读到写满预言的羊皮卷，因为，我们能感觉到，他刚刚触及了某个属于我们真实生活的隐秘点。”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法] 安德烈·纪德著，余中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是在巨大的焦虑中写出的。他赌博、欠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承担高强度的专栏写作，他也羡慕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那样充满闲暇的生活，自己却只能日复一日与泥泞、黑暗和恐惧做斗争。这种环境的影响，也间接导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高度紧张和混沌的质感，乃至一种充满暴力和歇斯底里气质的写作风格。

当代小说家阿乙曾说，他渴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致命经验：“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的人生、写作都跟这个很有关系。等于是从刑场上拉上来了，还有一起拉到刑场上的一个人当场就疯掉了。我们缺乏这样的致命经验。”致命经验反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写作，他对生活中煎熬部分的持续接触，包括参与运动、参加论战、几乎被枪决、被流放，承受和克服现实带来的生存压力，那种生死场始终压在灵魂上的重负，给予了他持续的震颤体验。

在上帝已死成为流行口号的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写作视为奉献神明的天启，他信奉崇高，把自己的文学作为对抗虚无主义的武器，这使得他的文字兼顾了深刻的现实感，又具备了近现代小说愈来愈稀缺的“心灵史诗”的品质——那唤起人们思考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的力量。这种“现实的煎熬与天启的使命感”双重熔炼，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

他把小说这一文体的深度，尤其是在哲学、宗教、神学等维度上的深度，开拓到前人所未有的高度。直到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未褪色，反而愈发彰显着强劲的生命力。他的小说不是对现实的回避，而是在对现实的逼近中，对灵魂的一次次漫长跋涉。他既不提供乌托邦的幻影，也不对现世进行抒情的美化，而是向世人展现生存的艰难。但到头来，他想要告诉读者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对，去正视和严肃地审视人生，全情投入地活下去，哪怕生活在阴沟里，也不放弃对星空的渴望；哪怕眼前是命运的巨兽，也不放弃斗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