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房子挖出一块奇怪牌子，竟是元代圣旨金牌，差点被融化掉换钱

我们都知道有句俗话叫“有眼不识金镶玉”，用来比喻见识浅陋，不识好货，其实吧，这句话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眼不识荆山玉”。这个故事呢，与我们都知道的和氏璧有关，如果宝物落在不识货的人手里，恐怕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或者破铜烂铁。

在我国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索伦镇有一个叫李献功的农民，这个李献功因为做生意，欠了一屁股的债，为了还债，几乎变卖了房子里所有的东西，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了，李献功想起来一件事，那就是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曾经留给了自己一样东西，还嘱托李献功将来遇到难处了说不定可以换点钱。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在李献功20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得了胃癌，临终把一块金属牌子交到了他手里，告诉他把这块牌子保存好，说不定就能当个传家宝。为什么他父亲说得这么不肯定呢?因为这件东西是是李献功的父亲，从附近一条叫洮儿河的河里捞出来的，那年李献功家因修房子在洮儿河边取土，李献功的父亲在取土的时候挖到了这块金属牌子，牌子大约一尺来长，厚度大约有1毫米，末端还有个套环，李献功父亲当时从河里挖沙挖到了这块牌子，看看觉的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不过拿来清理铁锹上的泥巴还挺顺手，就这么留下来了别在腰上当了个趁手玩玩的工具，再后来有村里人看了牌子说这块牌子看起来有点来历，但是也没有人真的能说出来历和价值，李献功的父亲想了想就把牌子从腰间摘下来放进了箱子里，直到临终的时候留给了李献功。

李献功家住的地方离索伦河不远，那个地方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物件，在索伦镇也经常出现收古董的商人，一件古董大概就是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所以人们觉得其实古董也不一定就有多么地值钱。何况父亲给他的这块牌子看起来还是挺新的，也不太像古董的样子，李相公就觉得估计也值不了太多钱，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甚至家里东西搬了几回之后都有点忘记这牌子扔哪里了。如今李献功遇到了难处，才翻箱倒柜地找可能值点钱的东西，最终在菜窖里找到了父亲，留给他的这块牌子，当李献功看到眼前的这块牌子的时候，他有点相信父亲说的这块牌子可能真的值点钱了。

因为菜窖阴冷潮湿，这块牌子在地窖里呆了好几年竟然一点锈都没长，光彩依旧，都说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难道这块牌子真的是金子做的?激动万分的李现公，拿着这块牌子去找好友见了一个真戒指来做比对，可是这一比，李献功的心里又忐忑了，原来虽然都是黄色，但这块金属牌子的颜色明显要比金子浅得多，很明显这牌子不是金子做的，再说了要真的是这么一大块金子，他爹当年也不可能认不出来啊!正在李献功沮丧的时候，他抬头看见了朋友家挂着的一幅忽必烈的画像。当地忽必烈的画像是很常见的，但是引起李献功注意的是画像的旁边写着的几个奇怪的文字。虽然李献功不认识这几个字，但是他有印象在自己手中的这块牌子上也有几个这样的字，按照推测，写在成吉思汗画像上的这几个字应该就是忽必烈的名字啊，那这块牌子是不是和成吉思汗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块牌子是不是可以当古董卖呢?

这么一想，李献功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李献功找到当地收藏协会会员，当地有名的收藏家的刘振春，于是李献功就去找刘振春帮自己鉴定一下。刘振春看到牌子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牌子，到底这牌子是什么来头，刘振春也说不出来，让刘振春感兴趣的是牌子两面刻的文字，像藏文又不是藏文，像梵文又不是梵文，这个字刘振春从来没有见过，于是他决定去找更有学问的人去请教，于是刘振春找到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会员张国林，询问当地有没有可能发现什么宝贝。让刘正春觉得很困惑的是还有牌子的年代，如果这牌子真的是元带的东西，历经八百年了这个牌子上表面不可能这样地光亮如新，连局部的氧化和腐蚀都没有。

就这一点，张国林给出的解释是不能将就氧化和腐蚀来判断它的年代，因为如果真的是金子的话，别说七八百年就是一两千年都有可能光亮如新，你看埃及出土的4000多年的法老的金面罩，出土之后也还是金灿灿的。而且张国林能判定这牌子绝对不是铜铁之类的，但它也不是纯金的，张国林判断有可能是含有很高杂质的金子。一个牌子的颜色比金子明显，要请张国林怀疑它里面可能含有大量的银或者是锌之类的金属。张国林，刘振春和李相公一起带着孩子去银行做了鉴定，鉴定的结果正如张国林所预料的，这块牌子，金子的含量大概是百分之四十八，银子的含量占百分之四十六。的消息之后，最高兴的就是李献功，不管金子银子反正都是值钱的东西，终于可以卖了换钱还债了。李献功不知道的是，刘振春和张国林考虑的要比他多得多，牌子的金银配比如此讲究，肯定是难得的珍品。

一个愿意卖，一个愿意买，于是以一万二的价钱成交。但是就在付钱之前，刘振春却有了新的发现，他在圆环处发现了几个小字“张字九十六号”，这几个字让刘振春迟疑了，因为有这几个字就表明这应该是一件出土文物，只有出土文物才会做这样的标识，难道这牌子竟然是贼赃?可是眼前的李献功又是一个如此老实巴交的农民，和盗墓者扯不上关系呀。出于谨慎，刘振春提出自己先付二千元的定金，下个星期的时候李献功再来找自己拿剩下的钱。李献功有些不乐意，但还是答应了。李献功刚拿了钱离开，刘振春就开始忙活了，他把这块牌子的相片传给各个博物馆询问是否能提供和这块牌子相关的线索，一周很快过去了，刘振春这边没有收到博物馆的任何消息，但是刘振春在翻阅了相关资料后越发确定这牌子也许是件珍贵的文物，要是这样买卖文物可是犯法的呀，刘振春犹豫了。

就在这时李献功那边也变卦了，原来李献功回家看电视的时候，偶尔发现了某一档节目中有一个鉴宝栏目，邀请专家在现场帮人鉴宝，李献功决心拿着牌子让专家鉴定一下，万一值更多的钱呢。既然两边后悔了，那就没什么冲突了，刘振春拿回来自己了两千块，李献功也取回了自己的牌子。李献功带着牌子，又凑了点路费，坐火车来到了鉴宝节目，为了让专家鉴宝还出了100块钱的鉴定费。这几位专家在仔细看过了李献功带来的牌子之后，却又让工作人员将100块钱的鉴定费还给了李献功，表示他们没有办法鉴定这块牌子的价值。

失望之余的李献功决定把这块牌子融化掉了，把里面的金子熔出来卖了换钱还债。刘振春这边也正后悔着呢，原来李献功刚把牌子拿走，刘振春这边就收到了上海博物馆的电话，博物馆告诉刘振春，牌子上的文字是一种叫八思巴文的文字，这种文字在元朝初期只通行朝廷内部，在当时不认识的人都不多，现在就更不用说了，目前只要是有八思巴文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而且目前存在的八思巴文的牌子都是同那按照这个说法这块牌子，那就是无价之宝啊。刘振春急忙来找李献功，恰巧拦下了正要把牌子熔掉卖金子的李献功，这才将牌子抢救下了来。

虽然李献公一心想着自己还债的事，但一听这个东西是文物知道不能买卖，还是决定把这块牌子捐给博物馆，于是李献公和自己的弟弟李奎公一同踏上了通往呼和浩特的火车。哭笑不得的是兄弟两个人在呼和浩特市走访了好多个博物馆，都被拒绝了。甚至在一家研究所里连门都没进去就被以“不懂”冷冷地推了出来，贴了冷屁股里，像刚拉了弟弟就回，幸好李奎功在临走时还在研究所办公室桌子上留下了装有牌子的照片和拓片的信封。就是这信封里的东西，在研究所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这家研究所有一块镇馆之宝，就是一块银制的元代银牌，上面的文字和李献功的这块如出一辙。这样的牌子在全世界总共发现了三块。第一块是铁质镀金牌，是西藏扎什伦布寺的镇寺之宝。第二块是俄罗斯发现的长方形的银牌，第三块就是研究所收藏的这块。研究所几乎动员了所有的力量找遍呼和浩特，想要找到提供这块牌子资料的人，他们不知道这时候的李献公已踏上了回家的路。

另一边的刘振春已经收到了，专家的答复原来牌子上的文字内容是：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原来这是一块传达皇帝旨意的圣旨牌!得知此事的刘振春急忙来找李李献功，谁知道李献功一见刘振春就说自己把那块牌子给弄丢了。李献功在回来的路上，住在一家小旅馆，那天喝多了赶火车的时候，竟然就把牌子落在了小旅馆里面。一听这事，刘振春立刻拉着李献功奔赴那个小旅馆，一到旅馆，两个人急忙奔向李胜恭祝过的房间，掀开床垫一看牌子还在床底下压着呢，两个人的心才终于掉回了肚子里。

如今在块牌子躺在内蒙古大学博物馆中，它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块元代圣旨金牌，为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化都提供了新的事实依据。最后李献功获得了国家5万元的奖励，还清了之前所欠的债务，也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