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是谁？一幅没有画完的画

晚年突然不惜重金购买自己早前的画作？以此为楔子的原创大型历史话剧《董其昌》，最近在他的家乡首轮献演。董其昌这个古今皆受争议的人物首次登上了中国戏剧舞台，也是上戏实验剧场因疫情封闭约5个月后的首批演出剧目。

一代画坛宗师董其昌，是从今上海市松江区走出来的“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创作出《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等经典作品，兼有颜骨赵姿之美，提出并倡导“南北宗”论，影响之后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然而，翻阅明代以来的诸多史料记载，无论是艺术主张还是画品私德，古今之人对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各有说辞、褒贬不一。

关于他在中国画圈子里的“两面性”，如何用戏剧的形式加以演绎，让中外观众“识其人、知其事”？

剧中，在董其昌的画室，四周张悬着画作，摆放着各种玲珑的奇石。董其昌正作画，其友陈继儒在旁——

陈继儒： 我是说，董公这张画画得好！山遥水近，寥寥几笔以代远树，巨石碎笔勾勒，构图简洁，浓淡相宜，更显空间无限。这里头有王维、董源、倪瓒等人的画法，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学习了这么多先贤，董公就是闭着眼睛画，想画一笔坏的也难。

董其昌： 又有前人笔法？

陈继儒： 这不是董公志之所向吗？

董其昌： 不行，我要毁了这幅画。

陈继儒： 为何？

董其昌： 我厌倦了画里有王维、董源、倪瓒。

陈继儒： 可这里头也有您啊！

董其昌： 还不够，我想里头只有“董其昌”。

陈继儒： 这……董公，不要钻牛角尖，多少人想像您一样，把前代名家的笔意化在笔下……

董其昌： 是啊，我这样“化”了几十年了，我只能这样画了！

……

山水江南入画，走笔走心走起。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该剧自今年1月20日在上海戏剧学院建组后，即投入紧张排练阶段，在疫情防控之中，终于从线上排演走到线下首演。功夫不负有心人，《董其昌》正在海上戏剧界成为一部热剧，《戏剧文学》拟发一组文章热议。

其中，包括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上戏舞美系主任伊天夫的《论话剧舞台空间的创造——在极简与意象间构建当代剧场艺术精神》、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吴韩娴的《：有“情”的历史，“有情”的叙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晶晶的《一代宗师的双面人生——评话剧》等，还有一篇该剧编剧上海戏曲学会会长、上戏学术委员会主任陆军教授与上戏戏文系肖留教授合作的创作谈——

谁是董其昌及历史的可能

——话剧《董其昌》创作谈

陆 军 肖 留（执笔）

谁是董其昌及历史的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

一、正史上的董其昌。毋庸置疑，董其昌实有其人，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其字其画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根据记载，初入政坛的董其昌试图有所作为，也因爱憎分明、不合流俗而遭人陷害、攻击。我们也看到，他三进三退，在各个党派之间游刃有余，在明代万历后几大宫廷事件中毫发无伤；他与汤显祖、李贽等交好，尤其是后者，可谓明朝中后期出名的“异端”，被下诏狱而死。

二、野史中的董其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民抄董宦”事件，以及记载此事的《黑白传》。在这些传说中，董其昌俨然是好色无行的土豪劣绅。不过，在当时就有人为董氏喊冤，而清史中又极大修正此事，认为属于同乡文人撺掇，董氏实属“背锅”。然而，无论是哪方，都承认了“民抄董宦”一事的存在，此后七十余岁的董氏在船上住了许久，直到重起楼宅。

三、诗文中的董其昌。董氏不是文人而是画家，但从宽泛的角度来看，古代诗画一体，会画者必会写诗，而能诗能文者画格才高，所谓“文人画”是也。没有高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很难想象能画出不同流俗的画来。因此，“言为心声”，如果说在题画诗中碍于画图本身，内容以隐逸、风格以闲适为主的话，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忧国愿年丰，岁事屡艰虞。我欲登天门，为众吁以呼”的句子，在他赠别诗中，也可以看到类似于杜甫“穷年忧黎民，叹息肠中热”的焦虑。

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董氏最初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也具备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眼光和魄力，但遗憾的是，他最终把眼光和魄力用来韬光养晦，极好地借画作来遁世，从此，我们获得了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而大明这艘巨轮再次失去重新回到正轨的可能。

董其昌所处的年代危机四伏。不光是朝廷内的腥风血雨和后金的边患，更大的山雨已经在路上——明末的农民起义。董其昌大部分人生在万历十七年和崇祯九年之间度过，这段时间中，大明洪灾旱灾一件接着一件，几乎贯穿了整个崇祯王朝，直接加速了它的灭亡。不光两陕，向来富庶的江浙地区也因水旱不均而闹了灾荒。在政治清平年代，董其昌执着于艺术不问世事或许无可厚非，但在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之时，醉心于艺术而不顾现实，多少让人为这位艺术家感到遗憾。

不过，从他表达对民生关注的诗文可以看到，董氏对于当时水灾、旱灾并非毫无察觉，对于既将倾覆的大明巨轮并非毫无感知。这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董氏退守书画，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奈之举？他的画中那冲淡平和的境界，是他艺术观点的表达，还是他心境的体现？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他是否有所预感，而不能满足于冲淡的画境，渴求另一种更为激动人心的风格……这一切，都是文学想象的开端。

所以，在我们的剧本里，董其昌的心路历程之外，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碰撞。民不聊生、国难当头，本应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阶层做出了不同选择。陈继儒选择明哲保身、以写文作画来承载万世功名；方之祥依旧醉生梦死、中饱私囊；庄鹤同毅然投身于现实的洪流……他们的所作所为，对董其昌又是一种烘托和对比。在何去何从、孰是孰非上，董其昌远远没有他们坚定，他犹豫、徘徊，矛盾重重，显然他放心不下自己的艺术，显然陈继儒所提议的“固守前路”也不符合他的艺术旨归，显然方之祥、庄鹤同以及府外的饥民打扰了他作画的心境，显然，这是一个有良知、未能忘怀世事的艺术家的艰难抉择……通过不同价值观的展示，我们希望观众和读者看到一个跟画中的闲云野鹤不一样的董其昌，看到他的苦闷和忧思，看到艰难时世中知识阶层的局限性和时代的悲剧。

董氏极喜苏轼的诗文，东坡从容潇洒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所向往的，然而，苏轼的一生是不平静的。与苏轼的“三起三落”相比，董氏的“三进三退”更像是山雨欲来之时逃诸山野的惊弓之鸟，其忧惧或许过之，因为目睹同类的惨状，因为风雨还在未来等着他，因为不知是否能全身而退。然而，董氏的“进”与“退”皆是为了远朝中之祸，远离政敌和喜怒无常的皇上，可他没有想到，还有“民抄董宦”。

如果“民抄董宦”中的“民众”确实有数万之巨的话，那么这些“民”不大可能是安居乐业、一时为利所诱的平民，也不大可能尽为不守法、伺机寻衅的“刁民”，而极有可能是在自然灾荒和土地兼并下流离失所、无计为生的“流民”——他们的灾难处境并非董氏直接造成，但董氏以及像他那样的士大夫不问世事、袖手旁观，间接地造成前者的苦难，并最终被前者反噬。“民抄董宦”让董氏声望跌到谷底，说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毫不为过——董氏穷其一生希望超脱世事、徜徉于艺术的逍遥之境，仍旧被时代狠狠地摆了一道。他的悲剧性集中体现于此，而本剧的人民性集中体现于此。

从唯物史观出发，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历史最强大也是最终的推动力量。我们设想在剧作中，把人民力量以群像方式加以展示。他们始终在纱幕之后影影绰绰，像曹禺先生《日出》中的建筑工人，像《北京人》中的沉默而令人畏惧的北京人，像《硕鼠》中发出“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呐喊的劳动者。他们沉默时像山，而移动时像海，他们掀起的巨浪不容任何人忽视。因此，在第三幕中，董其昌为追求心目中的画境（以画来关注现实，毕竟隔了一层），可以不顾陈继儒的规劝，可以无视血缘的亲情，甚至庄鹤同也只令他短暂停顿，但只有纱幕后的群众，才是真正令他止步和震动的力量。我们全剧到此也就结束了。

“如果有来生，不做董其昌。如果有来生，还做董其昌。”这是董其昌两难心境的写照：如果有来生，他希望走出画境，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董其昌；如果有来生，他希望生逢风调雨顺的开明之世，自由地醉心于艺事，没有后患和担忧。

也许，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董其昌；在不同的理解层次，有不同的董其昌。在陈继儒看来，董其昌是一个天才画家；在方之祥看来，董其昌是左右逢源的老狐狸；庄鹤同对董其昌的认知更加复杂，他尊敬老师，又为他的某些行为感到不解和心痛；而董其昌理想中的自己，或许是个纯粹的艺术的人。他“只是个画家，只想简简单单地画”，“不需要被捧上天，也不害怕被贬入地。”“世人将从现有的画作中认识我，但他们不会知道，我这幅没有画完的画。”

在艺术上永不满足、寻求自我突破，自我怀疑与反思，这是一名艺术家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也许最接近于董其昌的精神实质，也许，我们只需关注他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而又掷地有声的董其昌。这未尝不是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和想象。

转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