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肯尼亚沿海出土中国瓷器看古代海上贸易兴衰变迁

位于东非的肯尼亚自古以来就是环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尼亚陆地与水下考古工作是首个政府资助的中国学者走向世界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中国陶瓷考古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2020年7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作了《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行动——出土中国瓷器调研篇》的报告，介绍了中国陶瓷考古走向世界的历程与发现。据悉，联合考古队曾对肯尼亚沿海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和调查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查，共整理了37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

秦大树教授领队的中肯考古工作队合影

2009年起，秦大树教授领队的中肯考古工作队先后对肯尼亚马林迪老城、蒙巴萨市耶稣堡（Fort Jesus）、拉穆群岛、帕泰岛上加遗址（shanga）及曼达岛曼达遗址（Manda）等多处遗址展开了系统考古发掘与整理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据悉，此次讲座主要从考古工作的缘起、肯尼亚沿海地区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调查概况、肯尼亚沿海出土中国瓷器反映的中国瓷器外销的阶段性和相关问题探讨四个方面展开，以小见大，铺陈出小瓷片折射的海上贸易史。

据秦大树介绍，在肯尼亚探寻中国文化可以追溯到1994年美国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为郑和所著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随后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沿着李露晔指引的方向探访了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并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想：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裔，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媒体对肯尼亚的系列报道与探访，最终引动了媒体和民间、政界的高度关注，肯尼亚的调研工作于2005年正式开始，2006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考察团前往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了部分实地勘测工作和试探性的研究，意在寻找古代的马林迪王国和探寻郑和航行东非的登陆地点。

肯尼亚拉穆群岛地图

2010-2013年间，北京大学和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分3次对肯尼亚沿海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和调查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查，共整理了37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其中包括一些世界知名遗址如斯瓦希里（Swahili）遗址、蒙巴萨市耶稣堡（Fort Jesus）遗址等。工作中共整理了不同时期输入肯尼亚沿海地区的中国瓷器9552件（片），以及日本、欧洲瓷器55件（片）；另外对陆上考古出土中国瓷片也进行了整理、拍摄与测绘。

秦大树教授领队的中肯考古工作队合影

在展示发掘与整理成果之后，秦大树现场介绍了肯尼亚考古的工作理念，首先通过鉴定与科技检测为手段辨明出土中国瓷器的产地和时代；在详细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尝试相关研究，厘清中国瓷器输往东非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的阶段性和特点。这些工作推动了学界对古代瓷器外销的新认识，也被国际上认为是外销瓷研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在报告现场，秦大树提出约从9世纪开始，东非地区位于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就是环印度洋地区繁荣发展的海上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地区发现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折射出中国古代海上贸易整体情况的兴衰变迁，勾描出中国瓷器输入东非地区乃至环印度洋地区的四大高峰时期。

其一为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9-10世纪）。考察中发现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长沙窑、越窑、白瓷器和广东产青瓷器，即学界通常所说的“四组合”，发现地点和数量都还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拉穆群岛；且大体上是通过一种转口贸易输入的。

其二为南宋末期到明代初年（13世纪中期到15世纪初）。经过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中国瓷器输往印度洋地区的低潮时期，从南宋后期开始，东非发现的中国瓷器再次进入了大规模的增长时期，尤其以元代的输出量最大。产品质量相当高，部分器物或许带有官方贸易的性质。器物以龙泉窑青瓷为主，少量景德镇和福建窑口产品。

其三为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间（1465-1521年）。从明中期开始（15世纪第4个25年），中国瓷器在格迪古城和曼布鲁伊遗址中有一个突然增加的现象，并达到了一个小高峰。而景德镇瓷器已取代了龙泉窑，成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外销瓷品种，

其四明代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到清代前期的康熙中期（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东非是西方人进军印度洋的第一站，这一时期当地所见的中国瓷器见证着大航海时期以后形成的环球贸易体系，又以万历时期（1573－1619年）和康熙时期（1662－1723年）为高峰期。主要产品种类是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彩瓷，漳州窑青花瓷，广东产的大罐等和少量德化窑、广彩瓷器。

中国瓷器输入东非地区乃至环印度洋地区的四大高峰时期示意图

报告中以肯尼亚沿海地区所见中国瓷器为线索，探讨了两个中国瓷器外销和海上贸易发展历史中的前沿问题。其一是西方学界广受认可的明初中国瓷器输出空白期理论（Ming gap）。这一概念为英国学者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首提；布朗博士（Roxanna Brown）以沉船出水瓷器为基础的进一步论证，更使“Ming Gap”一词甚至成为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状况的通识。然而肯尼亚沿海地区的调查与发掘，充分展示出元末到明初这一阶段（1333-1435年）输往东非的中国瓷器不仅不是一个空缺的时期，反而持续大规模运抵肯尼亚，只是品类上以龙泉窑为主。“Ming Gap”的提出，实际上与学界对龙泉窑瓷器的认知局限有关。所谓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的缺环，皆因学界过去把大量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断代为元代所致。其二是明初龙泉窑的输出具有官方色彩。随着近年来浙江龙泉枫洞岩大窑遗址的发掘，为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的龙泉窑“官样”瓷器提供了参比对象，这批明初官器或与外交赠答、赏赉朝贡贸易有关。它们在非洲东海岸的发现，又可作为郑和船队的足迹到达过肯尼亚沿海地区的确证。

此次讲座勾勒出中国陶瓷考古境外工作的生动图景，展现了中国学者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努力，呈现出中国瓷器远洋运输峰谷交替的消长面貌与阶段特征，更以陶瓷器为切入点串连起文化区域参与国际贸易网络的动态过程。秦教授强调，肯尼亚的考古工作，只是中国陶瓷考古走向世界的起点，无论是材料研究的深度，还是涉外区域的广度，均推促着新一代研究者不断前行、积极探索。

据悉，除了在环球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肯尼亚还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境内曾出土约250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也是“现代人非洲起源说”的重要地区之一。2017、2018年，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队在吉门基石遗址完成考古发掘面积114平方米，发现石制品700余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石料等；此外，还出土哺乳动物化石数十余件。同时，在吉门基石遗址周边调查发现26处旧石器地点，发现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00余件，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经过两年度的考古工作初步证明，东非大裂谷巴林戈地区分布有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对探索早期人类起源、现代人起源等学术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9年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队合影

博高利亚湖遗址低空图

据悉，2019年，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以巴林戈地区零星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为线索，围绕巴林戈湖、博高利亚湖开展系统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寻找更多的10万—30万年之间的旧石器遗址，完善巴林戈湖、博高利亚湖旧石器遗址群，并对其进行系统发掘、研究。据悉，该项目由河南考古研究院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组织实施，计划进行五年。

（本文据“首师大考古”公众号、澎湃新闻此前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