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随笔】对20世纪中国画转型的重新认识（三）

被遗忘的大家及现代国画的重新评估

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大体可分为保守主义创新、西化改造和日本化变法和正统派复兴四类。保守主义创新为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人，日本化变法为高奇峰、陈之佛、傅抱石、庞薰琹，正统派复兴为金城、溥心畲、谢稚柳等人。

中国画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绘画的影响，留法的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这股西化改造潮流的推动者。对激进的西化改造持保守主义态度的国画群体，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两类，除了黄宾虹、张大千在山水画领域使皴法和山体更为抽象化的实践外，尚有吴湖帆青绿着色的诗韵和李苦禅大写意笔法的野逸。但正统的复兴派比如金城、溥心畲等人，虽无画法的革新，但一定程度上复兴了明清两朝断裂的宋元正统。

在以往中国画改造的论述中，日本化变法是一个不受重视的话题。19世纪末衡山大观、竹内栖凤等人的新日本画可看作水墨画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最初回应，这一回应主要是留洋派的日本画家黑田清辉等人追随印象派产生的反弹性变革。留日的傅抱石、陈之佛以及于四十年代转向效仿新日本画的留法系的庞薰琹，可看作一种介于西化派和保守主义正统之间的日本式选择，他们吸收了新日本画对水墨画改造的创新画法，比如对鬼怪人物画姿势的吸收、花鸟画的装饰性、浮世绘式人物的钩线平涂。

五四期间，陈独秀批判清代三百年国画未越过四王半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四王之外的历代画家难以接触名作真迹。中国画的笔法和图像形制的训练，仰赖以临摹名作。所谓不临宋元名作，难成一代宗师。但民国的中国画正统创作却出现直追宋元的复兴气象，像黄宾虹、金城、溥心畲、张大千等人国画的正统功力实际上是超过清代绘画的。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辛亥革命后的故宫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允许一批画家在此临摹故宫所藏名作。晚清的战乱使宫廷藏画流散民间，黄宾虹、张大千身为书画鉴定家，亲眼所见了为数不少的古代名作。

在黄宾虹、张大千的保守主义创新和正统复兴派之间，从民国至五六十年代，中国画在正统派内部的变革构成了一个为数不少的画家人群，山水画如吴湖帆、陈少梅、黎雄才、贺天健、陆俨少、傅抱石、关山月，花鸟画如谢稚柳、于非闇、陈之佛、潘天寿、陈半丁、周霖，人物画如黄少强、吕凤子、徐燕荪等。1949年建国以后所谓的创新派，如李可染、石鲁、黄胄等人，在保守主义的正统体系之外，实则属于西化改造和日本化变革两派的变体。

周思聪《人间地狱-矿工图3》

对国画的写实主义改造，除徐悲鸿，在民国还有沈逸千、蒋兆和、赵望云、宗其香等人，1949年后的五六十年代则有方增先、周思聪、李斛等。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林风眠对国画的现代主义改造，在五六十年代陷于停顿状态，直至八九十年代的新水墨才由古文达、张羽等人向表现主义、抽象艺术重新推进，并进一步将水墨视作材料，与装置、行为、Video等新媒介结合，走向一种总体艺术的形式。

谷文达《静则生灵》

从五四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画的转型所遭受的影响不仅在于国画创作的现代化上，事实上还在文化制度上影响了美术史评价。对20世纪中国画的美术史评价，事实上并非完全做到史学的公正。有许多国画大家被美术史遗忘，甚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美术史教科书和公共传媒上消失，而一些拥有社会影响和行政权力但艺术成就并非顶尖的画家却占据美术史的宗师地位，其不真实的光环至今仍未散去。

在民国时期，现代教育制度成为造就画家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徐悲鸿、林风眠等留洋派，还是刘海粟、潘天寿等本土派，通过兴办现代国立或私立的美术学院，教育权力产生的社会影响使得这些学校的艺术领导人逐渐被社会认同为一代艺术代表人物。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潘天寿等人，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行者具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他们的绘画并非20世纪中国画的顶尖水准，但他们之后的艺术史地位远高于同时代的黄宾虹、吴湖帆等大师。

1949年以后，随着延安鲁艺的正统革命派执掌美术体系，以及国统、解放两区在政治上的地位划分，大批国统区的国画大家在建国后逐渐淡出了主流视野。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美术展览、媒体报道和艺术家的社会身份都处在一种高度垄断的政治生态，只有像李可染、石鲁这类担任美术界领导人又从事创作的画家官员，被奉为人民艺术家符号的齐白石，抗战时期参加过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的战时宣传组的傅抱石、关山月，只有这些在解放区或国统区拥有革命和政治正确身份的画家，才能占据新中国的美术史舞台的中心。

一部分在1949年前后英年早逝的国统区大家，像黄少强、陈少梅，甚至早期写实主义国画的开拓者沈逸千，建国后都不再被人提起。更多的踏入新中国的国统区大画家，像黄宾虹、张大千、吕凤子、吴湖帆、赵望云、谢稚柳、于非闇，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社会名声和美术史地位远不如李可染、关山月、石鲁等人。在艺术上，前者的语言水准远在后者之上。直至现在，美术史的教科书中这种史学地位的倒挂现象仍未改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20世纪中西艺术史的比较角度下，以及文化政策的政治宽容下，过去一百年在对中国画现代转型的知识视野、政治偏见和史学评价上的造成误区种种因素都因时过境迁发生了巨变。因此，对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的重新认识，必然要成为一个史学议题，尽管仍存在一些障碍，但对这一领域秉承学术为上的原则，只有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画现代性的经验得失，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画的新创造。

中国画本身不仅是一个艺术上的语言现代性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如何在中国文化的本体内部重新激发创造力的象征性议题。

朱其，艺术学博士，著名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国家画院理论部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60后代表性的当代艺术独立策展人，1990年以来策划了一系列重要的前卫艺术展，曾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艺术评论和学术论文。曾任《雕塑》杂志执行主编，798艺术区艺术总监，创办了国内首个当代艺术的跨学科课程“19层空间当代艺术高研班”。

转自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