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埃及古珠考》：七十七年前的研究为何仍然重要？

夏鼐著，颜海英、田天、刘子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808页，498.00元

夏鼐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家，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埃及古珠考》一书是夏鼐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中译本，对古埃及串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篇博士学位论文（Ancient Egyptian Beads）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完成，时至今日，经过颜海英教授、田天和刘子信的共同努力，中文版才得以问世，可以说是对夏鼐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最好纪念。作为一名埃及学在读博士，当我第一次看到书中的分类法系统与图谱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此书不仅展现了专业严谨的研究方法，也给了我精神上的激励。时隔七十七年，这本专著依旧极具价值，并对当下中国埃及学的发展有很大启示。

夏鼐先生学贯中西，始终位于考古学的学术前沿。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离不开他在伦敦大学学院求学时对埃及考古学的深入学习，也离不开他广阔的跨学科视野。1935年，夏鼐先生赴欧留学之初师从叶兹教授，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考古相关的问题，以夏鼐先生的功底，对此绰绰有余，但他不愿只是为了获取学位而选择易于结业的专业，而是想要回国后为中国考古学做出贡献；于是在1936年，他知难而进，决心转攻埃及考古学。他曾说：“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日本考古学界之泰斗滨田青陵，从前即在此间学习埃及考古学，吾国考古学至少须以日人为竞赛对象。”与此同时，夏鼐先生也意识到，如果想要建设一门科学的考古学，也必须了解其历史、宗教、文字，在1936-1937年期间，他不仅攻读了埃及考古学的课程，也攻读了埃及历史、埃及宗教史、象形文字文献阅读、近东上古史、上古美术史、工艺学、地质学、人体测量学和人类学等课程。他认为，“要弄考古学，非有人类学的根基不可。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夏鼐先生不仅阅读了大量考古学界的著述，也广泛涉猎了人类学的著作以及与原始文化相关的专著。对此，我深感惭愧。作为埃及学的博士，我通常只阅读历史学相关的书籍，对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相关的书籍都鲜有涉及，以夏鼐先生为标杆，我的阅读数量、深度、广度都望尘莫及。夏鼐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认识到，古埃及的历史与考古以及人类学等领域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不应受限于学科之间的藩篱，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对当今中国埃及学的发展极为重要。

《埃及古珠考》一书也充分证明了考古材料（一手材料）在埃及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夏鼐先生博士论文写作的成功，一定离不开对伦敦大学学院收藏的古埃及串珠的细致观察和研究。这些藏品覆盖了古埃及的所有历史时期，而且大部分样品是“埃及考古学之父”皮特里本人或其学派成员发掘的，提取珠子时采用的方式非常谨慎。除此之外，夏鼐先生也对阿什莫林博物馆、开罗博物馆的相关藏品进行考察，并辅以各种出版物中收集的材料。丰富的一手材料为夏鼐先生的论著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博物馆至今仍保存着夏鼐先生当年亲手抄制的近2000张卡片，上面登记了皮特里收藏品里的1760枚珠子，并手绘线图。他还曾参加了埃及阿尔曼特（Armant）遗址的发掘。如今，国内的埃及学在学科体系中属于历史学，埃及学专业的学生在考古学领域的学习普遍有所欠缺，我们缺乏考古学的基本训练，也很难进行实地考察，基本只能通过考古报告略窥一二，时常面临搜集一手材料的困难。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的考古工作者在孟图神庙开始了联合考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支赴埃及进行发掘的考古队，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希望在国内学习埃及学的学生以后也有机会前往埃及，在原境中学习历史。

初入埃及学时，我常被神庙和墓葬这样的纪念性建筑物所吸引，并为其中的浮雕与壁画着迷，但很少关注串珠这类微小的物质材料，直到阅读了《埃及古珠考》一书，才了解了研究串珠的方法和意义。夏鼐先生在第一章中就阐述了珠子的考古学价值，即对断代有很大帮助。一是因为每个时代的珠子样式差别还是很大的，二是因为珠子很容易随长途贸易传播，可以揭示距离遥远的两种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通过文化之间的共时性从一种文化的已知年代得出另一种文化的绝对年代；虽然也曾有其他学者指出用珠子断代的缺陷性，但夏鼐先生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只要足够谨慎，我们是可以把珠子作为一种断代根据的。夏鼐先生着手开展珠饰研究时，首先对这些珠子进行了登记。他采用的登记方法非常严谨细致，不仅记录了每串珠子的登记号、出土单位、年代、用途、参考文献、评注、线图和照片号，还记录了同一串上各类型的珠子的六项信息：形状、穿孔类型、颜色、材质、装饰和数量；由此构建起一个能覆盖古埃及所有时期的珠子的综合性图谱。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夏鼐先生描述了珠子的制作技术，区分了技术特征和技术过程（前者是后者的产物）；他介绍了玻璃珠、石珠、塑材珠、金属珠以及其他材质的珠子的制作方法和装饰方法。其中石珠分为硬石珠、软石珠和施釉石珠，夏鼐先生还研究了其穿孔类型、穿孔方法和钻孔工具。其他材质的珠子包括骨料、珊瑚、象牙、树脂（包括琥珀）、芦苇、壳类（软体动物壳、鸵鸟蛋壳和珍珠贝壳）和木材。本书的第三部分探讨了珠子的分类法与图谱系统。夏鼐先生列出了当时正在使用的一些珠子分类法，包括贝克的分类法、恩格尔巴赫-布伦顿系统、赖斯纳系统和容克系统，他逐一分析了这些分类法，指出了它们的长处和不足，并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新分类法。他认为，材质应该是珠子分类法的首要标准，材料可以分为7个群：玻璃、硬质石料、施釉石料、金属、可塑材料、其他材料、软质石料。夏鼐先生构建的新分类系统的主体结构为，分级、各级的进一步划分、编排顺序和术语。尽管图谱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分类法的基础上，但图谱的目的是编制一种快速查找的索引，为此他设计了一个新的图谱系统，其基本单位是“类型”，而类型的编排依照它们在分类法中的顺序进行，图谱由线图页和登记页两部分组成；这一新图谱系统既可以在发掘营地和博物馆登记中使用，也可以为珠子断代；这是第一个关于古埃及珠饰的综合性图谱。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珠子的系统性编年研究，夏鼐先生划分了从史前时期到希腊罗马时期的九个历史分期。他以皮特里收集品为基础，分析探讨了古埃及各个时期用来制作珠子的材料（量化了不同材料的比例大小和增减变化）、类型（包括工艺特点）、装饰、编排方式、图像材料等等。如此细致深入的考察研究也令人钦佩。

古埃及串珠不仅对断代很重要，本身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蕴含着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正如斯蒂芬·夸克所说：“要让珠饰研究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得以重生，这部论文及支持其研究的图谱资料的出版，正是缺席已久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普通珠子’ 能为我们提供普遍珍惜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最具物质性的、最为亲密的联系，即人类活生生的身体与可以感知的意识层面的联系。”与纪念性建筑物传递出的永恒之感不同，珠子有了更多的人的温度。正因为夏鼐先生详细完备、系统科学的分类和记录，今天的埃及学家才有可能进一步对这些串珠所反映的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领域进行研究。虽然距离夏鼐先生完成这部专著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他广阔的视野、独到的选题、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为中国的埃及学和考古学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