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任教复旦是“毛选”注释都提到的，可他为何很少写到、忆到复旦

梁实秋先生曾与复旦有缘。

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有关“梁实秋”的注释称：“梁实秋（一九〇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这是有关梁实秋任教复旦的权威表述。不过，1949年前，梁实秋曾先后在东南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北平师大等多所大学任教，“毛选”注释仅列出复旦、北大两校，不知何因。我又想，假如让梁实秋自己从上述大学中举出两校为例，他会选择复旦吗？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南京，南京城内兵荒马乱，正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的梁实秋遂迁往上海。同年秋，他分别在真如暨南大学（下简称暨南）、沪西光华大学（下简称光华）、吴淞中国公学（下简称中公）和江湾复旦大学任教。对于暨南、光华和中公，梁实秋生前都写过回忆文字，“每星期要去吴淞两三次”“要去真如三次”（《火车》）。他还写过几位那里的同事：暨南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因兼图书馆长，而且是独身，所以就住在图书馆楼下一小室，床上桌上椅上全是书”（《叶公超二三事》）；诗人徐志摩“在光华大学也教一点书，但他不是职业的教师，他是一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关于徐志摩》）；中公校长胡适经常在校长办公室内被学生围着索要墨宝，“先生是来者不拒，谈笑风生，顾而乐之，但是也常累得满头大汗”（《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教国文的沈从文初登中公讲坛，“不善言词”“怯场”“颇为受窘”，然而却另有收获——与英语系女生张兆和一见钟情，遂穷追不舍。张兆和“带着一大包从文写给她的信去谒见胡适校长”“胡先生皱着眉头，板着面孔，细心听她陈述，然后绽出一丝笑容，温和地对她说：‘我劝你嫁给他。’”（《忆沈从文》）这些描述栩栩如生，读之若身临其境。

梁实秋1940年任教复旦聘书存根之一（复旦档案馆藏）

梁实秋回忆过复旦往事吗？我没有读到过。几天前，我到复旦档案馆查找档案，在《复旦大学同学录》（含“教师录”）中找到了梁实秋为“大学部教员”的记录：1927年秋，他教授科目为“文学史，戏剧，文学评论”；1928年春，教授科目稍有变化，为“英文文学史，戏剧，英讽刺文学”；1928年秋和1929年春，科目为“戏剧学，英讽刺文学”；1929年秋，科目又改为“文学批评”。大约就在1929年秋这一学期结束后不久，他离沪北上，先后到青岛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38年，他辗转重庆，一度住在北碚“雅舍”。复旦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由代理校长钱永铭、副校长吴南轩签发的聘书存根显示，1940年3月，梁实秋曾被聘为北碚复旦中国/外国文学系兼任教授，“一、任期自民国廿九年三月一日起至本学期结束止（六月底）；二、每周授课贰小时，薪金肆元……”可见，梁实秋两度与复旦交集。但是，他生前却很少忆述复旦细节，以致不少研究者干脆绕开这一话题——他那篇著名散文《北碚旧游》，洋洋一万五千余字，只字不提复旦。

再细究一下，梁实秋与复旦交集，不仅限于教书。他与鲁迅那场轰动文坛的论战，恰恰与复旦有点瓜葛。论战的导火索——梁实秋那篇《卢梭论女子教育》文章，就刊登在《复旦旬刊》创刊号上。《复旦旬刊》是由复旦学生会创办的一本校园刊物，阵容强大，编辑顾问由陈望道、余楠秋、孙本文、金通尹、孙锡麒、李权时和洪深等著名教授组成。1927年11月创刊前，一位学生向老师索稿，梁实秋遂将一年前（1926年12月15日）刊于北京《晨报副刊》上的旧稿《卢梭论女子教育》交付。11月初，《复旦旬刊》创刊号正式出版，刊有《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文中梁实秋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讽刺了一番，认为现代男女平等教育有辱女性人格；注重女子经济独立，“这实在是极不自然的事，也可说是现代女子教育的一个缺憾”。

《复旦旬刊》创刊号封面

《复旦旬刊》创刊号目录，其中可见梁文《卢梭论女子教育》

该文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最早的批评来自复旦校园。11月10日，一位署名“振球”的复旦女生撰文称：“我接到手里翻开目录一看，使我最先发现的便是梁实秋先生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很迅速的翻开内容来拜读了。但是，结果使我很失望！”“我们不晓得梁先生的居心究竟怎样？难道要我们女子永处于被男子玩弄、压迫的‘特性’地位，男子可以做的事，我们永远不好去做吗？”（《和梁实秋先生谈谈“卢梭论女子教育”》刊于《幻洲》1928年第2卷第7期）另一位署名“研新”的复旦学生则投稿《复旦旬刊》，批评梁实秋“误解人格的意义”“误解男女平等的观念”“误认女子的特性”“以为理家的事是女子做的，赛足球、做省长的事是男子做的，女子不应‘越俎代庖’……梁先生想化腐臭为神奇，也未免白费了气力”。（《读梁实秋先生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后》）

对于学生的批评，梁实秋有点不服气，致信《复旦旬刊》编辑部称：“吾人撰述学术文字，首宜屏除意气，在文字方面尤当力求点检，粗俗鄙陋之词句，与讥讪揶揄之语调，皆应避免，因讨论学术之文字，体例固应如此。近人为文，常趋于轻浮一派，且喜牵涉个人，非所以讨论学术之道也。秋之专攻，在于批评，故读他人评我之文最为欣幸，惟批评之态度必须求其严谨耳。”（《通讯》刊于《复旦旬刊》1927年第4期）显然，在个人权威受到学生挑战后，梁实秋并未做好应战准备，而是拿“文字”和“态度”说事，避其锋芒，以守为攻。

令梁实秋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一个更强大的论敌出现了——鲁迅读了《卢梭论女子教育》。1927年10月3日，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不久寓居景云里。11月2日，他应陈望道教授邀请，前往复旦简公堂演讲。《复旦旬刊》创刊号上《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引起了鲁迅的警觉，认为它是开新文化运动的倒车。于是，他在1928年1月7日的《语丝》周刊上，发表《卢梭和胃口》一文，打响了与梁实秋论战的第一枪。

这场论战的是非曲直，不是本文论述重点。翻检若干论战文章，其中一篇复旦学生的檄文，却让我眼睛一亮。作者署名“刈刺”，他在鲁迅等主编的《萌芽月刊》上揭露称，梁实秋说自己“在讲堂上教书站酸了腿”“说干了口”，也是“无产阶级”，“在我看来与事实不符”：“梁教授上课时，那一副白嫩的架子是分分明明的摆在那特制的椅子上的；坐麻了屁股也许有的，有什么酸了腿的苦痛，那真是故意骇人！”“在讲主项课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那白嫩的眼皮慢慢下合，声音就像病猫一样，会干了口，那也只有‘天晓得’！第二，梁先生是会抹尾的，一点钟只上了三十分，于是，就姗姗离去了。”“请你们去拟想这位人物吧：一部汽车——翠绿的崭新的，而且里面垫着为我所不认识的上等的呢绒。这是梁教授每次来学校时坐的（不消说是他的了吧）。你们想这汽车里是装的一只什么怪物？——无产阶级，吓吓！”（《关于梁实秋自称无产阶级的一点更正》）

文末，“刈刺”还不忘亮明“复旦学生”的身份：“为了梁先生将来史传的正确起见，学生的我，是有如上申明的责任。这功劳，在学期终了的时候，梁先生是不惜将一个足足的A给我吧？”对此，梁实秋非常不满，说“刈刺”自称是复旦学生，“这当然是假的”。不过，对于对方说他坐着特制的椅子上课、经常早退这一细节，他避而不谈，却驳斥了关于汽车的谣言：我常坐的是公共汽车，每次顶多费几十个铜板，或由上海到真如江湾的野鸡汽车，坐上去要等着装满了六七只“怪物”，才能叽叽格格的在马路上跳舞，在半途还许抛锚，每次小洋二角。体面一点的汽车，我也坐过，那是租来的，或是朋友的，并且是不常有的；每次坐翠绿崭新的汽车去到学校，这除非等到我领到金镑或卢布的时候恐怕不会实现罢。（《造谣的艺术》刊于《新月月刊》1930年第2卷第12期）

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都动了肝火，难免意气用事。然而，就在这电光石火间，我却意外地“找到了”在江湾复旦“失落”的梁实秋。一方面，当年梁实秋为了糊口，不惧交通不便，风尘仆仆，在各校间奔波，着实不易；另一方面，复旦学生思想敏锐、笔锋犀利，不怕得罪老师，还真不是好惹的。

这样看来，对于梁实秋来说，复旦虽不是伤心之地，至少也谈不上多么美好——他生前很少写复旦、忆复旦，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题图：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婚前合影（1926年）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