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考古人都欠了家庭一笔“债”
游富祥
采访、撰文 / 张敏
采访嘉宾 /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 游富祥
时间荏苒,初心未改
黄河经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五省，形成了“几”字弯流域，“几”字弯及其周边的流域被称为河套地区。河套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不仅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融聚集地，还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更是近代以来十分罕见的能源富集区。这里拥有高山，平原，牧场，戈壁，沙漠，河流，湖泊；曾经有过硝烟弥漫的激烈厮杀，更有诸多民族的彼此学习交汇和融合。
民谚有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由于可以引黄河灌溉，自古以来，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迅速，经济一度繁荣。自汉以后，河套地区又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及新中国以后近2000年的持续性经营开发。河套史即是一部开发史。
新中国建立后，“河套”一词的范围逐渐缩小，现在的河套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平原地区。“巴彦淖尔”为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湖泊。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在此设置朔方郡。在流淌了千百万年的黄河两岸，“河套人”的子孙表现出了罕见的睿智与才华。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游富祥即是其中一员。1978年，游富祥出生于巴彦淖尔——这个汉武帝曾经践行自己执政理念的地方，这个水草丰美的河套小城。
阴山岩画，汉墓群、古庙宇、古城池、秦汉长城遗址……灿烂的河套文化和多彩的草原文明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影响着幼时的游富祥。他说：“小时候对除了历史之外的其他东西都不太感兴趣，因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对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使得我上学时也非常喜欢历史课，包括后来从事考古工作也是从喜欢历史发端的。”
时间荏苒,初心未改。1998年，游富祥在高考志愿填报表的第一院校填上了北京大学、第一专业填上了考古学。几天后，他如愿收到了学院的录取通知，成为了北京大学考古系那一年在内蒙古招收的两个学子之一。
之所以选择考古学而非历史学，是因为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文献上的历史仿佛稍显“单调”，实地考古是不是更能接近真实的历史呢？他抱着未知和疑惑走进了北大的校门。后来聊起这件事时，他说：“实际的考古工作和我最初想象中的没有太大差别，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就是历史，而这段历史需要考古来发掘、证明。”
在北大成长
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其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有很大关系。游富祥说：“北大当时以蔡元培先生为首的那一批学者，倡导兼容并包，他从国内外请了很多人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这些人既有从西方回来的新式学者，像胡适先生，还有满清的遗老，像辜鸿铭先生，这样的讲述实际上是一个交流和批判的过程。”由此可见，蔡元培先生所谓的自由之风气不是挣脱一切束缚，而是对新与旧的合理看待，对事物有清醒的认知和高度的包容性。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北京大学勇开风气之先，于1922年在国学门（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
游富祥在血池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正式设立。北京大学所设的考古专业（1983年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和科学院考古所（后改名社科院考古所）是当时全国最早的、仅有的两家做考古研究的单位，这两家单位为后来相继成立的全国各省的考古研究所培养了许多人才，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这样的“北大学风”中，游富祥待了七年，这是他充实自己的七年，也是成长的七年。
2002年，游富祥被保送北大的考古系研究生，选择了秦汉考古方向，2005年，研究生毕业的他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研究院工作。关于选择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研究方向他说道：“考古学与历史学是不可分离的，它们的目标大致相同，都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所以夏鼐先生将考古学与与狭义的历史学比作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特别是历史时期考古，如果不与史料相结合的话，考古材料往往不能自己说话，也有许多个人难以把握的地方。而至于我，说句玩笑话，我是偷了个懒。不选先秦和汉之前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献比较少，汉之后的文献又太多，秦汉不多不少，能读。”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
考古与史料之间的关系也解答了考古学的本质问题。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非常广的科学，其与许多学科都会产生联系，例如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土木工程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与考古学联系最密切的则是历史学，因为考古本身就是一种证史的学科。游富祥认为，考古的作用就是“正经补史”，历史上没有记载或者记载不详细的就需要通过考古实物来证明。
从校园到工作单位是从理论派变成实践派的过程。提到至今对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考古项目，游富祥仍然认为是第一次的田野考古实习。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第一次接触田野考古，那时候我就在想，课堂里所讲授的地层学、类型学到底应该怎么在现场实践，田野实习把我从一个理论派变成了实践派。那次考古实习对我来说，启发非常大。”
进入工作单位，他开始参与一个又一个考古项目，而选择了秦汉考古方向，也就意味着他要离开生活七年的北京，常驻外地工作了。
驻外工作的十年
2016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发现并确认了战国时期的吴山祭祀遗址。
游富祥在吴山祭祀遗址发掘现场
宝鸡为古雍州之地，古雍州的第一大名山就是吴山，也是在这里，笔者初次见到游富祥。考古队的驻扎点就在吴山脚下的一栋普通农家院子里，午饭过后，和游富祥随意聊了起来，从盗墓题材的小说和电影到考古项目、考古生活，最后才得知他已经在陕西地区工作了近10年。
秦汉考古研究方向决定了游富祥必然常年在陕西和甘肃地区驻扎工作。2004年，他初到甘肃；2008年开始，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奔波于外地；工作13年，驻扎地区最频繁的是甘肃天水市和陕西宝鸡市。一个人、一辆车，如同独行侠一般。他笑称道：“我现在比土生土长的宝鸡人还要熟悉宝鸡，从2008年工作到现在的十年里，不止宝鸡，我跑遍了陕西的关中地区，宝鸡、铜川、西安、渭南，所有的县和乡镇。”
游富祥在千河水库
支撑一个考古人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看到游富祥微信相册封面时不言而喻，那是一张夕阳下的宝鸡汧河的风景照。因为心中热爱，因为有无穷的探索欲。他说：“上大学的时候，我想象中的考古工作应该跟导游是差不多的，会经常全国各地跑。现在做了十几年考古工作，发现考古项目是要有始有终的，而且一个项目可以无穷地研究下去、追寻下去、探索下去。每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又会有另外的新问题再出现，又等着你去学习，去解答。例如吴山的祭祀遗址，从我们所发掘的东西来看，我们可以基本判断这座祭祀遗址是有特定的祭祀对象的，但还有其他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吴山祭祀遗址是不是全部是车马坑，有没有建筑遗址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再次发掘、研究，有很多细节的问题还需要去解决。”
相信对于每一个考古人来说，考古就是生活本身，是如同日食三餐一样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如果考古是生活，那么又如何顾及家庭生活？游富祥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许多考古人对于家庭都属于‘欠债’，常年在外工作，感觉家庭就像是个旅馆，还不如在陕西待的时间长。家人虽然理解我的工作，但双方理解是一回事，心里总想着什么时候能把这笔‘债’还了，可是如果工作一直继续下去的话，我想，这辈子也还不完了。”
即使如此，当被问到以后还是否会这样工作下去，他几乎毫无思索说出了一个字：“会。”
對話
Q=艺术品鉴 A=游富祥
01
考古所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
Q：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什么会设置专门的考古研究院？
A：做为国家级博物馆，应该将历史与艺术并重，将收藏、展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集于一体。西方的考古机构大部分都下设在博物馆，我们在建馆的时候也借鉴了西方的这种博物馆与考古研究院合为一体的设置方式，国内目前实行这种建制的除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南京博物院，目前大部分的省级博物馆主要还是做展陈这一方面，和各省的考古机构是分开管理的。
博物馆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现有的馆藏文物来做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级博物馆，它的藏品来源于全国各地。但是，近20年以来，由于各地方省市文博事业的迅猛发展，各地方博物馆、文物单位对于文物藏品的争夺日趋激烈，国博已经很难从地方获得文物来补充自己的收藏。所以，博物馆藏品来源有限也是不能依靠馆藏文物做研究的其中一个原因。而考古总能得到一些最新的发现和认识，所以博物馆需要依靠考古来得到最前沿的信息，才能保持不落后。
中国国家博物馆
Q：博物馆与考古院是否可以共享资源？
A：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博物馆和考古机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但目前基本的情况是：考古就是田野发掘，发掘的出土文物被收藏在考古机构的藏品库，而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最前沿、最新的出土文物。博物馆展出的是博物馆自己收藏的文物。这其中矛盾的地方在于，很多最前沿的文物、资源不能在博物馆面向公众展示。
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过程比较困难，它牵扯到多方面。例如考古研究会有时间上的局限性，一件文物在出土时的研究只是初步研究，伴随着考古技术的提升，这件文物可能需要进行再研究，但这个时候如果文物已经送到博物馆进行展示了呢？这个时候，考古机构和博物馆之间如何办理相关手续？这其中的过程会非常复杂。
以上所举的例子是影响博物馆和考古机构共享文物的一个原因，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件事情，并不难。关键在于怎么协调这个过程，怎么能让两个机构之间的通道畅通起来，文物怎么来进行共享，文物背后的研究成果怎么进行共享。
说到底，对于我们考古人来说，我们也很希望自己发掘的成果能够及时展示给公众，这也是考古的最终目的。
02
考古如何面向大众
Q：您个人认为，考古怎样才能更好地面向大众？
A：考古一定要面向大众，不能闭门造车。怎么把考古学术性成果和公众宣传结合在一起，这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有许多机构在尝试着去做，但成功的案例不太多。
我个人认为考古要面向大众首先要将考古工地对公众开放，让人们现场感受考古到底在做什么。即使有保密原则，在发掘的过程中不对外开放，发掘完了以后，也应该将考古工地做一些公众的、现场的展示。这种展示不是将考古成果拿到博物馆或者考古院进行展示，而是没有脱离现场环境的展示。从这一点上来说，陕西澄城的刘家洼春秋墓地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
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墓地
Q：如何解开人们认为考古是“官盗”的误解？
A：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考古要面对大众的关键点所在，因为不了解，所以有误解。官方不会盗掘，而是通过正规手续发掘，是科学的现场发掘、是保护性的、是科研行为，不是“盗”。
我们应该反思，有这种误解出现，表示考古工作和公众的交流是不够的，很多人不知道考古到底在做什么，可能觉得跟盗墓差不多。其实挖墓只是考古项目里很小的一个方面，因为墓葬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除了墓葬，我们还可以通过居址来了解，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方面。
但墓葬相对于居址来说，保存得比较完整，所以陵墓发掘对于考古来说非常重要，这也就给大家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考古和盗墓没什么区别。陵墓考古只是一种客观选择，我国很早就有“视死如事生”的说法，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这种生死观念影响着随葬品的类型和规模，这些随葬品又体现着当时的墓葬制度和社会背景，所以目前我们主要通过陵墓去研究当时物质文化生活面貌。
03
考古与历史的关系
Q：相比器物研究，您认为考古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A：和器物研究相比，考古发掘、研究可以最大程度还原当时整个历史环境和文化风貌。考古发掘按照科学方法，一层一层进行清理，每一件东西记录它出土的位置。另外，出土文物的位置关系在考古中非常重要，例如一个杯子，如果被人从陵墓中盗走变卖流向市场，只能研究年代、材质、纹饰这些。
但如果是通过考古保护性发掘遗址，整个遗址的环境，物件摆放的位置，位置与位置之间的关系都非常清晰，通过研究这些，当时整个物质文化面貌才能呈现出来。如果只是一个杯子，只能算作是商品、艺术品。
例如陈仓区博物馆在我们发掘吴山祭祀遗址之前，征集了一件玉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玉人是用来做什么的，直到凤翔血池祭祀遗址及礼县一些遗址被发掘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件玉人是用来祭祀的。所以说，文物一旦脱离了它的出土环境，对历史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吴山祭祀遗址出土玉人
Q：您觉得考古实物与史料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A：我个人认为，考古是一门证经补史的学科，史料上没有记载或者记载不详细的都需要通过考古来证明。
以吴山祭祀遗址的发掘为例。文献中关于吴山祭祀的记载只有简单几句，但通过考古发掘来看，这其中又有很多细节性的具体问题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例如这个祭祀遗址是怎样一种构成等等。这就需要考古来证明，通过我们目前发掘出来的文物反证文献。
考古需要以实物为依据，因为史料记载可能存在一些遗漏、疏忽，也许同一件事情在两种文献上是两种说法。许多人说司马迁的《史记》前后矛盾，我认为《史记》并不矛盾，在司马迁个人没有办法取舍两种事实的时候，他在书中同时保留了这两种事实，这反而成为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除了补充历史，在文字出现之前，考古几乎等于是在写历史，尤其是近几年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颠覆了我们对于史前社会的认知。我们目前从历史、文化等层面上对于某一地区的认知也许会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而被改变。
04
关于秦汉考古
Q：在考古工作中进行大胆假设的原则是什么？
A：考古工作中所有的推测要以事实为依据，在事实的基础上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发挥。例如这次在发掘吴山祭祀遗址的过程中，发现了8件特殊的农具铁锸，文献记载，在吴山附近有祭祀黄帝的“吴阳上畤”和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而炎帝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尊称为“农神”，那么铁锸农具作为特殊的祭品在每个祭祀坑出现，是不是可以推测出吴山就是作为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呢？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盛行祭祀“五帝”，并在都城雍城四周先后修建了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称之为秦雍四畤。到汉高祖刘邦登基时，在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又修建了北畤，称之为汉雍五畤。
如果通过类比方法来看，吴山祭祀遗址和凤翔血池遗址的文物种类基本相同，祭祀性质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推测铁锸农具的发现和祭祀炎帝之间有联系。但这种推测我不能确定它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铁锸也有可能是当时人们祈祷农业丰收而当做祭祀品来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还需要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中寻找。
这是一个推导的过程，在考古推测中，不要说任何没有证据的话，也不要想象力太过丰富，将事实摆出来，再说明这两件事情在哪些方面是相关联的，这是每一个考古人都应该有的职业素养。
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青铜虎
Q：秦汉考古工作目前主要侧重哪些方面？
A：秦汉时期的考古近几年主要还是集中在都城遗址和陵墓两方面，因为这两方面能最真实反映当时的物质文化面貌。中国历史上，都城一直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最好的、最精的东西也都集中在这里。陵墓更是如此，帝陵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不仅帝陵，皇帝的陪葬墓，那些公卿大臣、皇亲国戚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自然体现着当时的上层审美。
Q：您2019年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
A：吴山祭祀遗址的发掘资料还需要我们再进行整理，整理之后我们会出版成报告，然后公布于大众。下一个项目我们还是会继续发掘吴山祭祀遗址，另外在吴山遗址之外，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遗址，跟吴山遗址一样，是“雍五畤”的其中之一，所以2019年我们准备做这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