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们，就没有故宫、三星堆和敦煌

1924年11月5日，当鹿钟麟带着军队进宫执行冯玉祥的“逼宫”命令时，末代皇帝溥仪与皇后婉容正在悠闲地吃着早餐。

自从逊位以来，溥仪不用为了上朝而烦恼，每天都有着大把的空闲时间。

据溥仪后来回忆，当他听闻被“逼宫”的消息后，手中啃到一半的苹果直接掉落地上，他赶紧冲到电话前，准备召集“保皇党”商量对策，但电话线已被切断。溥仪下意识想寻找太监、宫女传话，但在军队的驱赶下，可怜的他们也只能作鸟兽散。

随后，与快步进殿的鹿钟麟一碰面，对方就将两颗手雷摆在溥仪面前。在那一刻，溥仪能感受到中国历朝末代皇帝的悲哀。最终，在鹿钟麟等人事先准备好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溥仪只能选择“签字保命”。

至此，这场在历史上被称为“北京政变”的军事行动，彻底破碎了清朝遗老遗少意图恢复帝制的“美梦”。

▲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年），图源：网络

01

溥仪被赶出家门后，紫禁城陷入了短暂的“无主”状态。

长期以来，在民间始终流传着“天上凌霄殿，地上紫禁城”的说法。紫禁城内部的皇家生活究竟怎样，谁也说不清楚。所藏历代旷世奇珍多少，人们更是无从得知。而促成溥仪出宫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源于当时的军阀混战。因此，溥仪前脚刚走，政府部门借故攫取文物的谣言就甚嚣尘上。

为了杜绝各方的好奇与觊觎之心，执政方当机立断，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由熟悉清宫事务的文物学家李石曾为领导，负责接收、清查紫禁城内一切财产，登记造册。

由于时局的动荡变化，在整理故宫文物的过程中，文物专家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据当时参与清查故宫文物的古器学家那志良回忆：

“时间如此仓促，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的措施，一天不把这临时机构，变成永久机构，一天便会发生问题。”

好在，文物专家最终顶住了重重压力，经过不到一年的仔细清查与整理，共计清点核算出117万件文物。1925年10月10日，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文化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

▲故宫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比起筹备成立故宫博物院的种种辛酸，后来的故宫文物转运更是充满诸多变数。毕竟在那场以战乱为主题的洪流中，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幸免于难。

1933年一开年，日军便攻破了山海关。山海关失守，意味着故宫的安宁将无法得到保障。眼见故宫文物即将落入敌手，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决定紧急南移故宫文物。

然而，故宫的珍宝早已被定立为“国宝”，私自转运，易培基自己也不敢担责。因此，在一边整理故宫文物的同时，易培基将加急电报急发南京。但时间不等人，眼看敌人就要打入北京，易培基只能先斩后奏：南迁国宝！

消息一出，不仅遭到鲁迅、胡适等当时社会名流的反对，在故宫博物院内部也形成了各种矛盾。于是，一顶“非法处理故宫金器”的帽子硬生生压在了易培基的脑袋上。但动荡年代，人如蝼蚁，即便易培基足够爱惜自己的羽毛，也只能百口莫辩，郁郁而终。

随着战火的持续蔓延，故宫的文物在后来的十数年时间中，曾历经了七次的迁移，最终甚至有一部分直接跨越海峡，落户台湾。

02

比起故宫文物的颠沛流离，今年考古界大热的三星堆文化发掘工作同样一波三折。

那是1929年的春天，四川广汉的秀才燕道诚和他儿子燕青保，正在疏通自家位于月亮湾田地附近的一条小溪。他们掏挖淤泥时，突然挖到一块坚硬的石环，再往下发现一个土坑，里面装满了年代久远的玉器。

燕家人自知挖到了宝，不敢声张，等到夜深人静时才将宝物偷偷运回家中。不久后，父子俩生了一场大病。迷信鬼神的他们以为是自己触怒了神明，只好“破钱消灾”，将偷挖出来的宝贝送给他人。

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四川地区文玩界的注意。辗转之中，四川大收藏家龚熙台也得到4件玉器，他一看，就晓得此物价值连城。于是闻风而至的古董商人纷纷加入这场文物“哄抢”的热潮中，一时间，“广汉玉器”真假难辨。

广汉发现大宝贝的消息，同样引起了美国人葛维汉的兴趣。与文玩商“奇货可居”的思维不同，拥有美国浸理会牧师身份的他，是当时人类学界的翘楚。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三十多年中，除了必要的回国述职外，其基本驻留四川，从事博物馆文物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

1933年，在“广汉玉器”充斥市场之际，葛维汉应邀参加广汉文物发掘工作。在燕家父子与当地政要、军队、百姓的共同推荐下，葛维汉从当地一棵风水树边，打开了三星堆未知的神秘文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图源：图虫创意

尽管葛维汉并不明白为什么要从这里开挖，但当他借助西方专业考古工具一点点扒开尘封已久的地下世界时，上百件玉刀、玉凿、玉剑等文物随即映入眼帘，这位见多识广的人类学家也不由得一惊。在他后来整理的第一份三星堆考古发掘报告中，他表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 ”

但与故宫筹备之时一样，战火纷飞的环境，注定令此次广汉月亮湾的发掘工作命运多舛。当时，国民政府与刘湘主政的四川省政府之间正在为川地归属权展开最后的博弈。

尽管对于葛维汉等人的发掘工作，当地政府早有安保准备。但军阀的混战，加上各地土匪蜂起，仍旧给发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据当时学者吕平登的统计，仅在四川东南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土匪就多达26股，近8万人。打家劫舍、搜刮珍宝更是他们谋生的基础。

故而，葛维汉等人的研究工作仅仅开展了10天，便因当时的环境，被迫夭折了。可也才10天，葛维汉等人还是发掘出了包括玉器、石器等600多件文物，引起了极大的社会轰动。在封建迷信的老百姓眼中，这些都是祖上留下来的宝贝，这样公然的发掘，不异于“掘人祖坟”。

因此，当文物得以重现天日时，愤怒的百姓却堵住了葛维汉等人的去路，要求他们归还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宝贝。所幸，当时主政广汉的罗县长是一位开明人士。对于这批文物的意义，他的认识更为清晰。

在他的襄助下，最终这批文物被安全护送至华西协和大学（今四川大学）古物博物馆。

今天，关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探寻下去。在这场断断续续长达80多年的考古接力中，考古工作者已经证实这些样式精美的文物，正是源于消失千年的古蜀文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三星堆的发掘定能为我们尚未知晓的古老文明提供更加准确的实证。

03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恢复与重塑”文物的道路上，考古工作者付出的艰辛又何止上述的点点滴滴。在这场永无止境的探索与揭秘中，有的人甚至只需一眼，便“误了终身”。

这个人就是常书鸿。作为中国敦煌艺术的守护者，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是才华横溢的留法画家。在异国他乡的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可当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无意间翻开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就爱不释手。后来他又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中看到大量被掠夺的敦煌文物后，他就明白，这辈子，除了敦煌，他哪也不会去了。

因为，藏身在大漠风沙当中的敦煌壁画，以其奔放的风格、恢弘的笔触，深深打动了常书鸿的内心。如果说自由对于大众来说，是比生命和爱情更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对于常书鸿而言，除了敦煌壁画，其他一切皆可抛。

▲常书鸿夫妇与留法的朋友们，左一为常书鸿，左二为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图源：网络

为了早日回到祖国，置身敦煌。常书鸿不辞辛劳，从法国巴黎不远万里返回国内。但当时中国正好赶上抗战爆发，山河动荡。从巴黎到敦煌，常书鸿走了整整七年。在这期间，除了对敦煌的日夜思念，侵扰着他的内心外，颠沛流离也给他带来无限的险阻。

好在，在于右任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常书鸿最终安全抵达敦煌，并促成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在回忆起第一次看见敦煌莫高窟真实的壁画时，常书鸿说：“那建于五代时期窟檐斗拱上的梁柱花纹，那吴道子般的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然而，与敦煌莫高窟精美的壁画艺术相比，敦煌地区的环境是出乎常书鸿等人预料的。他回忆，“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心头，而这种压力正与日俱增”。

如今，摆在他面前的，要么为了理想留下，要么卷铺盖走人。犹豫之际，他想起了莫高窟壁画中的那幅《萨捶那舍身饲虎》，“既然萨捶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常书鸿有何不可为敦煌壁画艺术献身”。

经过他的努力，社会各界逐渐对敦煌壁画的保护重视起来。在张大千、于右任等社会名流的牵头组织下，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出任所长。

从此，常书鸿在这座季羡林先生曾赞叹为看千万遍也不会餍足的“沙漠艺术宝库”中，凭借自己灵动的笔尖，一笔笔临摹出敦煌壁画的艺术形态，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壁画、雕塑、经书等合辑。

不过，地处戈壁滩的敦煌，特殊的气候条件确实差到极点。据当年参与修复敦煌壁画的莫高窟艺术家们回忆，当时的敦煌，物质极度匮乏，哪怕只是普通一块豆腐，运到这里时，早已发臭。大米与肉食更是稀缺物品，即便是想生个火取暖，也得到数十里外去捡拾枯萎的树枝。因此，常书鸿及他的亲人伙伴们日常只能喝着齁咸的湖水，就着腌咸菜度日。

这对于从小出身于江南世家的陈芝秀，简直无法忍受。虽然比起留法时的优渥生活，陷于战乱的国内日子也好不到哪去。但国内其他地方再清苦，也没有敦煌来得这么彻底。

与常书鸿一样，陈芝秀也充满着艺术创作的热情。但或许在陈芝秀的眼中，所有的艺术，在与现实结合前，最好还是先填饱肚子。

最终，陈芝秀不辞而别，永远离开了常书鸿。

04

“上班如上坟”的考古工作本来就是极苦的，再加上敦煌极度恶劣的生存条件，不想继续待下去，也纯属正常。但每走过一个石窟，看见千年前僧侣忍受孤寂，一笔一划勾勒出的人生修行，似乎在艺术之外，这些磨难都是值得的。

继常书鸿之后，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代敦煌考古人又顶着风沙，踏入这片无人之境。对于敦煌地区的凄凉，樊锦诗感触良多。毕竟，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她已经把自己活成了“敦煌的女儿”。

谈及那段艰苦的修复临摹岁月，樊锦诗仍旧表示自己“受不了”。在她的印象中，“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房梁上的老鼠会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除了皎洁的月色外，黄沙大漠，一望无际。”

但当她一想到“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时候，她就明白，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在儿女情长与理想使命之间，樊锦诗经过了一番挣扎后，像常书鸿一样，她选择了后者。但好在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能理解妻子的理想与使命，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作出与当年陈芝秀迥然不同的决定：放弃优渥生活，举家搬迁敦煌。

在丈夫与家庭的默默理解和支持下，樊锦诗最终沉下心来，一生谨守敦煌莫高窟。

岁月的无情，并非只在樊锦诗一人身上体现，对于深藏在洞窟中的壁画而言，随着时间的消逝，氧化作用的持续反应，它们的色彩也逐渐黯淡，对此樊锦诗忧心忡忡。

正如其后来所说，“倘若将这份全人类的瑰宝束之高阁，则显得过于自私”。因此，为了唤醒人们对考古文物的重视，樊锦诗最终决定为敦煌的每一处洞窟、壁画、彩塑建立第一无二的数字档案，通过高速网络将敦煌之美展现给全世界。

2016年，当78岁高龄的她第一次向人们展示“数字敦煌”的功能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在那小小的全景展示空间中，人们能免费看到30个经典洞窑、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化内容，就像敦煌历代考古工作者置身洞穴之中，长年相伴壁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