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怎样传下来的？

近日，备受期待的《典籍里的中国》终于更新了，播出了第五期节目《论语》。节目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了孔子为学、为人、为政等方面的思想，演绎了孔子为了追求实现天下归仁的伟大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人生，令人感动。尤其“厄于陈蔡之间”时，师徒坚守“君子固穷”的人格尊严，共分一碗稀粥，更是令人钦佩，催人泪下。

当然，看过节目之余，我们也不免有些疑问。比如，我们会好奇，为什么节目中会选择子贡作为中间人来介绍孔子呢？又比如《论语》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节目中提到的《齐论》《鲁论》《古论》又是怎么回事？《论语》是怎样成为一部中国人的经典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些话题。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子贡：推广孔子的广告大师

我们都知道，子贡在孔子弟子中地位很高，是孔门“十哲”之一，以“言语”见长，是一位非常擅长游说应对的外交人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子贡的一次外交游说活动，结果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见其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历代学者对《史记》记载的这段游说活动多有怀疑，认为是战国纵横家的依托之词。即便如此，也可见在战国策士心中，能言善辩的子贡就是他们的偶像。而且子贡不但外交办得好，“常相鲁卫”，而且还善于做生意，孔子曾称他“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就是预测市场行情很准确，所以赚了很多钱，“家累千金”，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外交家、大富豪。

《史记（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孔子身后之所以名扬四海，固然与其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有关，但也离不开像子贡这样在当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众多弟子的推扬。据《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死后，众弟子都只为孔子守墓三年，只有子贡坚持守墓六年，可见子贡对于孔子的崇敬程度。因而，子贡在推扬孔子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可以说是推广孔子的广告大师。

《孔子家语（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例如《论语·子罕》记载，子贡在孔子生前就开始宣扬孔子为圣人，当时有人曾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意思是说，你老师是圣人吗？怎么会的这么多？子贡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称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又如《论语·子张》中记载，有人诋毁孔子，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把孔子比作日月，认为诋毁孔子的人是不自量力。子贡还认为孔子是不可企及的，正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把孔子比作天日，对其推崇可谓无以复加。

《论语·大学·中庸（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可以想见，以子贡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地位，他对孔子的极力推扬，对于提高孔子的声望当有重大影响，因而节目选择子贡作为介绍孔子的中间人，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

子贡画像

《论语》的编集与流传

节目中提到，撒贝宁见到子贡时，说到了《论语》中的一些文句，子贡惊讶地问出自何书，撒贝宁说出自《论语》。可见，子贡当时并不知道有《论语》一书。那么，《论语》一书是什么时候编集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流传历程呢？

我们都知道，《论语》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材料来源，最初大概是孔子弟子们的课堂笔记。比如节目中提到“子张书诸绅”的问题，见于《论语·卫灵公》篇，原文说“子张问行”，然后孔子说了一通“言忠信，行笃敬”的道理，子张当时大概没有带笔记本，就临时记录在衣带上，而这些材料大约是后来孔门弟子编纂《论语》的主要来源。

《论语（中华经典藏书）》

至于《论语》究竟是谁主持编纂的，成书于何时，却由于文献不足，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故谓之《论语》。”大体解说了《论语》的内容、成书及书名含义。《论语》这一书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因而，《论语》一书定名应该早于《礼记·坊记》。而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中有直接引用《坊记》的句子，因此有学者认为“论语”作为书名的出现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之末。

《礼记（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到了西汉早期，《论语》的传本有所谓《齐论语》《鲁论语》和《古论语》之别。所谓《齐论语》《鲁论语》，就是当时齐地学者和鲁地学者传习的《论语》；而《古论语》则是出自曲阜孔子旧宅墙壁中用古文字书写的《论语》。三者之间的区别，首先是篇数不同，《鲁论语》是二十篇，《古论语》是二十一篇，《齐论语》是二十二篇；其次是章句文字也有不同。不过，由于这些古本已经失传，其详情已经很难搞清楚了。令人期待的是，节目中提到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竹简中就有《论语》，而且应该就是失传千年的《齐论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传习《齐论语》的著名学者有昌邑中尉王吉，而刘贺曾任昌邑王，故他所学习的应为《齐论语》。

到了西汉元帝、成帝时期，出现了一个综合当时三种传本而改定的版本——《张侯论》。“张侯”指安昌侯张禹，他被汉元帝指定为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为了教汉成帝读《论语》，就编写了一部解说《论语》的教材。后来，汉成帝继位，张禹拜相封侯，他所编定的《论语》经常被汉成帝在诏书中引用，因此自然成为当时的权威版本，以至时人有“欲为《论》，念张文”的俗语。到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儒学大师郑玄编写《论语注》，成为今传本《论语》的定型之作。而据《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记载，郑玄的《论语注》就是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参校《齐论语》《古论语》改定的。

《论语》的经典化历程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其经典地位也是逐渐形成的。由上述《张侯论》的情况可知，《论语》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成为皇家帝王教育的重要内容。不过，那个时候，《论语》的地位还不能跟作为“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相比，而被视为次一级的“传”“记”。例如扬雄《法言·孝至》中说“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所引即源自今本《论语·季氏》篇所载孔子之语“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又如《后汉书·赵咨传》说“《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亦见于今本《论语·八佾》篇。可见在两汉时期，《论语》属于注解经典的传记性典籍。

《论语（中华经典诵读）》

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和《孝经》、小学三类一起附于《六艺略》之末，既可看出其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也显示了其作为经典附庸的地位。到东汉灵帝熹平年间，朝廷在洛阳太学校正刊刻儒家经典，史称“熹平石经”，其中就包括《论语》，似乎《论语》又与“六经”是并列的。到唐代，尽管《论语》不属于国家确定的“九经”（《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但《论语》仍属于科举考试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唐文宗时期刊刻的“开成石经”，在“九经”之外，也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论语》《孟子》正式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兼经”，至此，后世所称的儒家“十三经”也就集齐了。

《论语（中华经典指掌文库）》

而对《论语》经典化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性成果的“四书”这一新的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随着后来《四书章句集注》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似乎成了比“五经”更为重要的儒家经典，《论语》因此也更加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国学文库）》

节目中，子贡曾问过孔子一个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答案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有人问：“有一书而可以终身读之者乎？”也许中国人的答案应该是：“其《论语》乎！”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