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五诗人｜诗与文的关系

图为广东潮州韩文公祠主祠宇韩愈塑像。（视觉中国/图）

韩愈是一个诗人，但作为一个文章大家似乎名气更盛。有时宁可回避其诗，而必谈其文。打开当代一些选本和教材，会发现多有文章，而诗则少见。这是不是一个误区？是不是一种优长对另一种优长的遮蔽？需要我们直面文本才好。诗与文其实不能截然分开，前者为后者的灵魂与核心，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并且可以看作更开阔的后方。韩愈的诗文之间关系绝非独立和分离，而是相互支援以至于共同抵达一种成就和境界。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的认知，否则不仅无法准确理解和评价他的诗歌，更不会深入文章的腹地。

就形式的演变和渊源来看，传统的诗是文的精炼化和声韵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诗与文的完全对立和脱离既非常荒谬，也不可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文毕竟不是诗，因为文所不及之境才有诗，可见还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诗的确是极为独特的事物，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极具特质与高度的表达，当然不能用文来取代。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到现在，几千年过去，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仍然存活，而且远无终结之相。有人可能说“诗”之称谓仍存，其形式本身，更有表达范式，早就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巨变。他们会列举从白话文运动到今天、由最初之直白和自由，走入类似西方现代主义的晦涩和怪异。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这种说法貌似成立，仍旧缺乏根本依据。诗的本质意义并无改变，它仍然还是文学的核心，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无论读者数量多少，诗作为一种极致化的表达方式，仍然是文学审美的高端，这种地位与尊严是无可撼动的。

说理性与叙事性是文章强项，但这些优长即便是诗也未能彻底割舍，相反总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从古到今，人们公推“韩文”，其诗则要退其次。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以文为最重要的志业。每每书写文章，必定理茂辞盛，气势夺人，但如此凌厉之文一旦入诗，也不失为另一境界。他的诗章同样好不痛快，别有新调。“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间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山石》）“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的诗所达到的高度，正因为文的援助，可以说没有韩之美文，就没有这些好诗。他的诗与文可称双璧，许多时候难分高下。其文确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诗，但诗的光芒仍然能够从茂密的文章之林中穿射而出，眩人眼目。他的文之自由开阔，痛快淋漓，也同样开拓出一种独有的诗境。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此为至评，不可不记。

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