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兰热水南岸的三号吐蕃墓四方藏文石刻排序的研究

都兰热水南岸的三号吐蕃墓发掘报告的第九部分是“石刻”类，参见《都兰吐蕃墓》[1] p109的 图形，石刻3在成组拍照时被颠倒了，上刻藏文为 即“鹿羔”或“幼鹿”。以藏文音节为单位的石刻共有四块，出土时的情景是盗洞内发现的标本，即99DBNM3 : 157 - 1，也就是刻有 已字的那一 块，其余三块均于西室扰土内出土，没有确凿迹象表明原有石刻多于发掘出土的块数。发掘报告中的排列顺序是：石刻1 ("DBNIVB: 157-1)是“ ”字（音“论”，意为相或臣相）；石刻2 (99DBNM3 : 157 -2)是“ ” 字（音“赤”，意为“宝座”）；石刻3 (99DBNM3 : 157 -3)是 “ ”字（音“血渭”，意为“鹿羔”）；石刻4 (99DBNM3: 157-4)是“ ” 字，（音“嘎”，是其 他某个音节的词缀），应有某个音节与之合成一个词。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是，在发掘报告的绪论中把陵墓所在地的地名改用“血渭草场”，并加以 注释“以前曾译作‘斜外草场’，音近而译法不同”。用“血渭”替换“斜外”，是更接近本音的拟音。

时至今日，在实行土葬的藏族地区，选择墓地仍然讲究这样的地形，即正面远望似大鹏展翅 ( )，正面近仰则似宏伟的宝座（ ）侧面远眺则似健鹿腾空（ ）侧面近看则似卧鹿回首（ ），可以说这是吐蕃式巫术观念在墓地选择方面的反映。凡去过西藏琼结县和乃东县，观察过吐蕃王陵遗址特点的人都会 感慨，与血渭吐蕃陵墓区的地形是何其相似。据说甘南西仓部落的“西”字，相传因其首领将父亲葬于一母鹿窝而得名。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变异形态，按传统应该是地形象母鹿窝的地方。

由于盗墓者的介入，出土四方石刻的位置和顺序已被扰动，欲要解读其意义，必排序和复原本 意的问题。

[3]王尧、陈践两位先生对这段文字的译法是: “几若江恩之地以几杰芒保为王，其家臣为‘谢乌’与‘布’二氏。”黄布凡、马德则译为：“吉若 地之蒋恩，王为吉王芒布，论布为谢邬、布二氏。”

宗喀 漾正冈布教授及其合作者认为：血渭氏担任家臣的吉若姜恩（skyi ro ljang sogon在吐蕃 王朝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山神吉拉夏茫（skyi la pya mangs)被列为统一后的吐蕃帝国的九大山 神之一。这在赤松德赞（742 797年）所立的石碑和敦煌古藏文文献P' T. 1286卷中得到旁证。吐 蕃“世界形成之九大山神”之一的“西乌卡日”（she’ u kha rag)，也有可能最初是血渭氏族的守护山神。11世纪初出生在卫藏的一位大译师，名血渭 洛杂哇 瓦杂德哇，即后世称之为血渭译师 多杰拉（晨安糙安冬）的人物，其译著收录在《丹珠尔》卷。16世纪的萨迦派译师血渭 更噶曲扎( ），著有《道果宗派史》。这些历史人物均属血渭氏。原被称作甘肃甘南州碌曲县西仓十二部落的西仓（ ），《安多政教史》载：西仓部落的“西”字，相传因其头人将父亲葬在一母鹿窝而得名。后人为图吉利而将原来的“血渭”（ )，在文字上改写成“西”（ )即吉祥的字符，两种藏文写法均见于史籍。总之，“血渭”是一个古老的吐蕃姓氏，对此已经没有什么疑问。

在考古研究中，发掘报告是最重要的参照，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但是在考古发掘尚属薄弱的青藏地区，因为参照少，且需要跨民族的文化把握，出现差错也是难免的。发掘报告的起草和审定者，想必咨询过藏学方面的专家，想必宗喀 漾正冈布教授等人也与知情者有过交流，他们认为的排序主要受到似可类推的文献的影响。吐蕃赞普、重臣中，的确在名称中常用“赤”（ )字的现象；官 称与人名合称时，官称在前，人名在后的例子也是有的；古代多将 的 两个音素分读成类似两个音节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论赤血渭嘎”（ ）排序的可靠证据。笔者有以下理由对这种排序质疑：

其一，一般认为敦煌吐蕃古藏文所有写卷的年代在8~10世纪之间，而三号吐蕃墓的建墓年代 (不是下葬）经树轮测定为公元784年，写卷中出现的文字是“论谢邬”或“论射乌”（ )，而 不是“论赤谢邬”（ ）在写卷与建墓年代时间相距不是很久远的情况下，为何轻视写卷中的 写法这是说不过去的文献反证。

其二，无论是用于地名，还是用于人名，恐怕我们在文献中找不出一个词缀“嘎”（ )音用于 “血渭”（ )之后的组词形式，这是文献和语言学、文字学的反证。

其三，见著于西汉的浇河、东晋时设立为浇河郡的现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县城一带藏语地名 称“赤嘎”，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数次出现。关于这个地名来源，相传吐蕃第42代赞普赤热巴坚 (公元815 ~ 836年在位）东巡多思玛或多麦（ ）地区检军时，当地人曾在此地设座迎接而得名 是一说；因赞普赤热巴坚将其宝剑赠予后称乜纳塔的佛塔而得名是一说；贵德县城段的黄河是由西 南向东北方向流的，由河西岸望去，东山似靠背，相传明代官员认为这里的风水是帝王之地而斩断 龙脉的山梁（藏语称苯波东纳 ）为北扶手，坡下建文昌宫的山梁为南扶手，整个地形似 一宝座而得名又是一说。笔者倾向于后一说，即地形说。无论怎样，“赤嘎”这个藏语地名大致出现 在吐蕃控制这一地区以后，是藏学界认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墓地有无高等级的墓葬尚不得而知。但是地形确与血渭相似，只是“血渭”的面积更小，因而更像宝座。“赤”在血渭这个地方绝不是数字“万”的含义，那么只能是“宝座”的意思。因此，“赤嘎”在“血渭”之后的排序在文献、语 言学和文字学上才能讲得通。

其四，在仍然实行土葬的藏族地区，现今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俗家长者们还在说：贵人的墓地应 选在卧鹿回首眷顾似的山湾里。碌曲县西仓部落首领的父亲“葬在一母鹿窝”的说法应该都是巫术 观念的残留，不会是偶然的或想当然的说法。既然是贵人，他们在世时位居众首，去世后也理应寻 求宝座似的安葬地，这是人情，也是巫理。

其五，藏语文是特别讲究形态的，而形态主要靠虚词和虚词粘连入音节的形式起作用，现在我 们为这四方石刻的排序如此犯难，就是只有三个实词，一个词缀，而没有虚词。造成这种情形，可能是同其他赞普时期藏文碑刻一样求精炼，也可能是为了应合苯教所谓“三百六十种送葬法”、“四 丧门法”的仪轨，或者应合“四角八棱”的仪轨，即坛城的“四方宇宙”。那么，我们可以依照上述 看法，设想添入虚词会是怎样的呢？“论”（ ）排首位，不存在疑义。如果依照上述分析，“血渭” ( )就只能排第二。只有“赤”（ ）带“嘎” （ )这一词缀才合理。如此便形成了前段是“论血渭”，后段是“赤嘎”的情形，在两段中间添入 或 的属格虚词，那么就是 ，( ) 译过来便是“臣相血渭之宝座”，这应该是最近情理的排序。

1985年在血渭草场发掘了 2座吐蕃古墓，其中十号墓出土了 11支藏文木牍，经王尧教授结合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等的研究成果发表考释文章，认为入葬时代不会早于8世纪，在11支藏文木牍中， M10：4-3号木牍上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词，因为右端略残，有一个字符是模糊的。

木牍藏文原文：上行： ： ：

下行：

王教授译为：“秀乌地产黄铜号一把。”(4)从译文可知王教授把“秀乌”按地名对等待了。如果不 加思索，墓中出土的血渭氏、木牍中出现的“秀乌”（ ）地名、现在的地名“血渭”三者相同， 这种巧合是正常的。其实血渭氏人口较多的地方，自然其地名也由姓氏而来，就像王氏多的村庄名叫王家庄一样。同理，因为墓主人是该氏族中的位高权重者，用于其丧葬仪轨的石刻上出现姓氏， 是再自然不过的。当地大多数人对该地名的含义一片茫然，有些人说到“鹿羔”，又不是很确定，除了历史本身的尘封，还有可能出现过氏族性迁徙。除去古代军旅性迁徙，对于以牧业为主的氏族而言迁徙是很常见的现象。有迁出，也自然有迁入，有迁入就不会毫无痕迹。现居吐蕃一号墓所在地热水沟的日安（ ）部落，在历史上曾两度迁徙到热贡（同仁县）、赤噶（贵德县）、茫拉（贵南县）一带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居住时还供奉过阿尼夏吾山神（ ），其语义是“雄鹿爷爷”，此山现属循化县境内，山神祭文（ ）中描述了骑鹿老翁或幻化成武士的形象，这对研究地方文史的学者来讲并不陌生。那么，居民每年祭祀敖包，其实就是祭祀山神，也可以被看作氏 族仪式的变迁形态。现存山神祭祀辞中，对山神的形象都进行了拟人化改造，早期的图腾动物崇拜 都演变成了人格化神的坐骑，阿尼夏吾——“雄鹿爷爷”也应该经历了这样的演变。

根据敦煌文献《诸小邦国君臣名录》提到的几吉芒保的“血渭氏”臣佐；《亲近内属分粮账册》 中提到的“血渭拉金等四人各一克……”的记载；11世纪翻译《丹珠尔》中《手持金刚杵蓝衣夜叉 部之首领巨轮修持法》、《鲁神类修持法》、《夜叉之部首领修炼法》等七部精典的大译师血渭德瓦， 以及上文提到的16世纪的大译师血渭多杰拉等史料，认为该墓葬的主人是吐蕃时期“血渭氏”论波 一。

根据敦煌文献中《兄长嘱弟训言》（又译兄弟对话）所云，应当奖赏有杵者为楷模的训导，认为 赞普时代具有奖赏功者的风尚。如达日念思赞普时期，对论波念孜松诛杀本小邦国王将疆域属民献 祭赞普，而得到分封土地和奴户奖赏的法律的记载以及朗日弄赞在位时对娘藏国、瓦依擦布和弄仲波三人诛杀叛臣杰赤邦松有功，分别赐以封地和众多奴户的记载。在松赞干布之前，就有赞普视臣 属功绩大小予于以晋爵和分封土地奴户的制度。提示了松赞干布时期，就有对贤者以诰身，勇者以虎皮，优者以奖赏的法律条文的记载；提示了松赞干布时期曾为忠实辅佐三代赞普的论波叶擦卜死后，赞普降旨为其营造陵墓，殉葬百匹马，予继承爵位之子金诰身并允许世袭的记载；提示了赤松 德赞即位时，因第曼第均忠君奉国，去世后由国库出资奉养其老父及子翩，建陵墓并责令东代郡承 担维修等内容的洛扎崖刻记载，说明那个朝代就有对功臣修建陵墓为其寄灵之所的制度。傍安拜扳 (今丽江市）出土吐蕃时期藏文碑记可知，当时被称作措仁木龙拉的那个地方，前为唐属地，在赤德 祖赞和赤松德赞父子为赞普时降于大论杰桑，当地首领泼蔡达桑玛龙被两世赞普赐予金诰身，并在 他寿及九十而终时，为其建陵立碑，也说明吐蕃时代为功臣修陵以示褒奖的传统。联系上述史实， 论波血渭也是一位吐蕃控制这一区域后，对外扩张和对内治理中功勋显著、忠于赞普的功臣，因而才会为其建造如此规模的陵墓。

引述《垛普》的记载，说明阿夏地区是以“嘎氏（菠）”为主的属区，而“嘎氏”是前吐蕃时期最古老的四大姓氏之一，从第二十九世赞普念仲第伍患皮肤病准备退位时，从阿夏聘请医师治疗王 子的眼疾等记载来看，吐蕃与阿夏地区的交往发生得很早。从敦煌后藏文文献中，《历代赞普年谱》 的记载来看，在松赞干布时就已经控制了阿夏地区。松赞干布过世后的公元659 ~ 666年期间，镇守 阿夏地区的大论是东赞。公元669年阿夏部众之首领思吉德纳（ ）正式向赞普致礼归附。到赤松德赞在位时被称作“甥阿夏主”的记载来看，已与吐蕃结成甥舅关系，为吐蕃属下小邦国。在这一过程，原居吐蕃腹地吉雪的血渭在军旅曾在现都兰境镇守，血渭氏论波的功勋也应在这一时期建树，于是才会把陵墓建于此地。

总之，“血渭”地名因曾经生活于这一带的氏族名称而来，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氏族，是由早期 小邦兼并于吐蕃治下的重要氏族，在吐蕃强盛时，其氏族成员中有位及论相者，三号墓主人就是这 样的人物。墓葬选址、墓中石刻和墓主人的氏族及其特殊身份之间有着巫术文化的深刻联系。就目 前所行各有关墓葬文化信息而言，石刻的排序应是“论血渭赤嘎”（ ）。

注释：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2] 宗喀 漾正冈布、英加布、刘铁程：《“论赤偕微噶”（BlonKhriShe’ u Ka)——都兰热水河南岸吐蕃三号墓葬出 土藏文碑刻考释》，参照时尚未公开发表。

[3] 王尧：《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4]同[3]。

《原载：青海藏族》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