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宽追思会｜新编增订本《梁漱溟全集》是最好的告慰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长子梁培宽，于2021年7月10日12时30分去世，享年96岁。7月16日，梁培宽先生追思会在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举办。现场对外开放，梁培宽的亲友，生前合作过的出版机构以及媒体、读者齐聚现场，共同缅怀。

梁培宽的父亲是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梁漱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其作品如《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是人们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参考。退休后，梁培宽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曾整理出版《梁漱溟全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培宽曾表示，整理出版梁漱溟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

追思会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图

忆兄长、忆师尊，“朝着君子的方向做人”

追思会上，梁漱溟先生次子梁培恕首先发言，主题为“朝着君子的方向做人”。

他介绍说，“在有生之年，我93岁，他96岁，我出生以后他就看了我93年。特别是一个人成长阶段最关键的时期——我们早年丧母，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的父亲更加忙于国事。那年他才十岁，他是从十岁起就当我的代家长。父亲续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成人了。”

“中国人讲君子，一个人堪称君子是了不得的事情。哥哥一生的特点之一是踏实，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觉得踏实。他当然不会以君子自许，但是他的生活实践在我看来是朝着君子的方向做人的。”在梁培恕看来，哥哥整个人不假修饰，“这个不修饰不止是衣饰，他的语言、行动、心思所向、工作上都是天然的踏踏实实。儒家讲内敛，和内敛相对立的是外耻。心思外用是儒家所反对不赞成的，心存个人利益、名声外扬，对于他来说是从来没有的。”

梁培宽1925年生于北京，1933年随父母到山东邹平。1950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清华大学生物系并入北京大学生物系，1954年毕业后，留北大任助教，1958年调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梁培宽曾下干校劳动三年半，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曾任研究所编辑部主任。梁培恕对于哥哥一生没有机会在工作上一展所长感到“痛惜”，“他原来安排做教学工作，国家科委成立就把他要走了，从此做了行政，没有能够用其所长。他是当教师最合适的人。”

梁培恕哽咽地透露说，梁培宽生前自愿捐献遗体。“当初我们的四口之家（父母和兄弟两个），先是减到两个人，更长的时间就是我们兄弟两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正如佛家所说，‘千留不住’……93年来，我第一次没有了兄长，他的宽容和理解都结束了。我很想念他。”

熟悉梁漱溟的人都知道，他特别重视同学生间互助关系，同很多学生的交往都超过了半个世纪。在由梁培宽编注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保存最完整的信札也是他同弟子间的书信往来。梁漱溟学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演讲记录者陈政的嫡孙陈刚，在追思会上发言时提到，当下网上有人传梁漱溟先生在“文革”后期曾写过一些关于“臭老九”的诗，其实是以讹传讹。“梁漱溟先生曾经特别说明，自己一生中只写过一首诗，就是形容我的祖父。在此也澄清一下。”全诗如下：

“仲瑜看似平平淡淡人，其实不平复不淡。看彼呆坐众中直如愚，岂有愚人如仲瑜。彼殆有抑郁不申者乎？其详我亦莫能得。却有一言，愿吐不愿默。处世但求心慊足，人间何处非欢宅。一分未尽心不慊，反身而诚天地塞。”

追思会上展示梁漱溟写给学生陈政的一首诗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图

忆父亲、忆爷爷，“平淡的生活中自有精彩”

梁培宽先生长子梁钦元在发言时，回忆自己上幼儿园时，一次全家正要外出，但正好这个时间，幼儿园小朋友特别爱听的“小喇叭”节目播出，“我就哭闹，坚持不去。父亲跟我说，‘你不用哭，我去替你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信，让他们重播，咱们现在可以出门。’我是在全托幼儿园，到了幼儿园后，大家集体听‘小喇叭’，节目里直接念出来，‘北京的梁钦元小朋友，因为出门没听成，让他父亲写信要求我们重播……’（遇到这种情况），做家长一般都是糊弄糊弄，或者吓唬吓唬孩子就对付过去了，父亲很认真地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这事落实了。”

梁钦元回忆说父亲一生淡泊名利，“我在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父亲在家里对工作有所‘埋怨’。他说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当时他兼着编辑室主任和支部书记，他要求把这两个位子让给年轻人。行将退休的时候，又坚辞单位给他评正高职称的机会，‘我都退休了，评正高没有什么用，正高可以给年轻人，他们更需要，我也不工作了，我都退下来了。’”

梁培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便罹患类风湿，“他的右手关节完全变形，类风湿的疼痛是痛彻心扉的。但即便病休在家，编辑部的文章依然忍着疼痛，一笔一划地改稿子。单位说他虽然病休，所有编辑部的工作都完成了，还是给他发全额工资。那时候都是现金流，有人送来，他拿着多余的现金跑到单位，坚持要退回去。其实他一直在工作，但坚持拿病休的工资。”梁钦元说，“还有他在编辑工作当中，一再强调，‘要替责编着想，要替出版社着想，我们能做的就不要推给旁人去做了。’”

梁培宽次子梁钦宁在发言时回忆说，父亲曾讲过一个和爷爷间的故事，“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考试不及格，结果补考通知书寄到了爷爷那儿。爷爷拆开看完，一个字都没有说，就把通知书递给了我爸爸。他小心翼翼地接下，提前回到学校准备补考，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次不及格。”梁钦宁介绍说，爷爷和爸爸都是自己送走的，“我们是孙辈轮流值班，最后那天晚上是我陪我爷爷，大家都准备走了，他突然不行了……这次也是，我回到家刚二十分钟的样子，听到阿姨喊，‘二哥过来帮我。’我过去一看，阿姨已经撑不住我爸，他已经瘫软了。我赶快和阿姨把他扶上床，掐人中，亲眼看我爸咽了最后一口气……他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什么痛苦，就这样告别了我们。”

梁钦元现场还诵读了自己的女儿，在梁培宽80大寿时写给爷爷的一封信：“爷爷和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一直为有您这样的爷爷而感到自豪，感到幸运，你为人宽容大度、乐观平和。真遗憾，我一时想不出几件特殊的事，来向别人说明你的好，可我知道跟您接触过的人，一定相信我的话，因为您的言行随时感染着我们。您好学、严谨、耐心，您会为了我一道不懂的数学题，而用多种方法反复讲解，直到我明白为止。您不守旧，能接受新的事物和思想，不曾落后于时代，您生活的快乐，快乐的生活。我还要说，希望您给自己减减压，不要工作太晚，要好好休息，平淡的生活中自有精彩，我想这句话挺适合您的，挺适合您给我的印象的，没有什么高大的身影、高大形象，只有亲切的身形。真心祝愿您的生活更自然、更快乐，平淡慢慢凝聚成精彩——2005年10月4日。”

梁漱溟先生次子梁培恕发言

梁培宽先生长子梁钦元（中）、次子梁钦宁（右）发言

忆编者、忆同行，“新编增订本《梁漱溟全集》是最好的告慰”

追思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副总编辑何晓涛主持，他介绍说梁培宽先生1986年退休以后，30余年一直从事父亲梁漱溟先生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据我不完全统计，各种版本加起来到现在至少有一百多种。”何晓涛介绍说，自己从2005年开始责编梁漱溟先生的书，“第一本是《印度哲学概论》，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由世纪文景经手出版的梁漱溟先生的书有12种，既有专著，也有传记、日记、书信、手稿。我从梁培宽身上收获的不光是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梁漱溟先生有一句话，‘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他的责任是思考和探究中国问题、人生问题。在我看来，梁培宽先生退休后几十年生命晚年也是寄托在一种责任上，那就是整理和推广父亲梁漱溟的思想和学说。2003年，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梁培宽先生写了封信给我。他说：编选先父的自述文录，前后有二十七个年头（1985—2013）。这段岁月似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了，而自己已步入暮年，可尚有些整理编辑先父自述的工作有待完成。希望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容我做最后的努力。梁培宽记于北京承泽园，2013年2月25日，时年八十有八。”

中华书局编辑孟庆媛在发言时介绍说，中华书局尚待推出的新编增订本《梁漱溟全集》，“没能在梁培宽先生在世的时候推出是非常遗憾的。我的办公室有一个柜子，是专门为《梁漱溟全集》准备的。柜子里存放了梁漱溟先生著作的各种版本，从早年到现在通行版本，有一些是我们自己买的，有些是梁培宽先生送的、借我们的，甚至包括很珍贵的梁漱溟先生的手稿，除此之外还有一打是梁培宽先生写给我的信，从中可以看到梁培宽先生对父亲著作内容的熟悉，以及他对校刊、搜集，对如何编纂全集有很多自己的独家心得。”中华书局学术著作部主任罗华彤在发言时介绍说，得缘于出版业界的努力，市面上已经有不少梁漱溟相关的书籍，“有些书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后出转精’。在我们今后的出版当中，如何出一个更全面的、更准确的、全新的全集？我们面临着挑战，我也希望梁氏的后人能够支持我们一起努力，做一个最好最全的全集出来，这既是对梁漱溟先生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梁培宽先生最好的告慰。”

梁漱溟生平最重视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主要体现在他的思考里，反映在他的著作里，梁培宽先生把父亲的著作不断地反复修订、编纂推出，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社会问题的继承，原来梁培宽先生也身体力行地支持当下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就此，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与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办人廖晓义介绍说，2010年时，梁培宽先后捐出两笔出版先父著作的稿费，“加起来差不多十万块钱，正式捐给了地球村。当时梁家非常低调，‘我们就是捐了，没有任何别的要求。’最后我建议用来捐一个奖，‘梁漱溟教育奖’。”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赵法生在发言中提及2014年9月份，在孔子诞生地尼山的乡村儒学座谈会，梁培宽曾参会并发言。当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以《中国文化的“老道理”》为题做了专门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