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月刊）背后的三位作家

文/慕津锋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中，珍藏着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过的珍贵期刊。其中就有只发行了一期的《顶点》（月刊）和发行了十期的《新诗》（月刊）。这两本月刊都由新诗社出版，由戴望舒主编，著名作家、诗人徐迟都曾积极协助戴望舒编辑出版这两本诗刊。

《顶点》创刊号封面

馆藏《顶点》（月刊）第一期，1939年7月10日，由新诗社在香港出版，戴望舒、艾青主编，生活书店发行，大32开（21.9cmX15.6cm），共64页。封面为红色，所有文字均从右向左排列。上方为三排，最上端一排黑色小字是“艾青·戴望舒主编”，中间为反白的宋体大字“顶点”，再往下则又为一排黑色小字“第一卷·第一期”；下方则为两排，一排为反白的“新诗社版”，另一排则为“一九三九年七月”。版权页则写明主编者 艾青、戴望舒，出版者 新诗社，代售处 各地生活书店，通讯处 桂林广西日报艾青转 香港七七一号信箱戴望舒转，每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册国币一角六分正。因馆藏该刊残损，只能看到第60页.

《顶点》作为期刊名被公开提出，是在1939年4月9日,艾青在其主编的《南方》（《广西日报》副刊）第五十六期上，刊登了“《顶点》在筹划”的广告:

“戴望舒与艾青决定出版一种诗刊,刊名 《顶点》,每月一期,选稿标准较高,现在筹划中,拟于五月间创刊,内容为诗的创作、理论、批评、介绍、翻译等等。精致的素描、木刻,亦欢迎。”

1936年底， 戴望舒与艾青在上海相识。当年12月10日,《新诗》第三期刊登了艾青(莪伽）的小诗《窗》。

窗

在这样绮丽的日子

我悠悠地望着窗

也能望见她

她在我幻想的窗里

我望也她在窗前

用手支着丰满的下颌

而她柔和的眼

则沉浸在思念里

在她思念的眼里

映着一个无边的天

那天的颜色

是梦一般青的

青的天的上面

浮起白的云片了

追踪着那云片

她能望见我的影子

是的她能望见我

也在这样的日子

因我也是生存在

她幻想的窗里的

《顶点》

戴望舒主编的《新诗》自1936年10月创刊以来，对左翼诗歌界采取较为排斥的态度,但艾青例外。第三期刊物出版后，戴望舒依据艾青投稿所留地址，带着刚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 一个小小的亭子间看望艾青。不巧, 艾青外出未遇。戴望舒留下名片。艾青回来后,看到这张名片，他对戴望舒作了回访。这两位年轻的的诗人第一次见面便一见如故。他们就人生和艺术、诗歌与现实进行了热烈而坦诚地交谈。戴望舒从象征派观点出发, 认为《大堰河》这个诗集的名称应当叫《芦笛》, 而艾青则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 认为还是叫《大堰河》好。初次会面, 两位诗人各自给对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应戴望舒之约, 艾青此后又多次在《新诗》上发表诗作。1937年1月至5月, 艾青在《新诗》上共发表了如下诗作:

《夜的街》，《新诗》一卷四期

《老人》，《新诗一卷四期

《马槽》，《新诗》一卷五期

《晨歌》，《新诗》一卷六期

《我的季候》，《新诗》二卷二期

抗战开始后，两个人虽天各一方,但联系不断。1938年10月底,艾青来到桂林,为《广西日报》编辑副刊。艾青给这个文艺周刊起名《南方》。1938年5月,戴望舒从上海到香港后，创办《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他决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为了这样的目标，戴望舒积极联络内地和流亡在香港的许多作家，向《星座》投稿。该刊很快成为当时香港地区文化人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为了维护《星座》斗争的本质，戴望舒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港英当局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当时说：“现在还没有亡国，就尝到了亡国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国奴，这寄人篱下的生活，那就更难过了。我们中国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个苦难呢？”（冯亦代：《龙套集·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座》后，戴望舒依旧向艾青约稿，艾青的长诗《他死在第二次》就发表在戴望舒主编的《星座》上。1939年3月26日,艾青在《南方》第四十九期刊出了戴望舒写给他的书信：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 可是日子过去， 日子前来， 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谣曲给你— 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 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 烦噪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是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我很想再出《新诗》，现在是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 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新诗》在1937年第十期出版后，因为战争，便停刊了。戴望舒一直很想恢复,想请有的诗人去写充满抗敌爱国热情的诗篇。但因为经费原因以及当年办刊的诗人有的因战争早已联系不上，还是感到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戴望舒希望与艾青合作，借助艾青所团结的一批信得过的进步诗人朋友，办一个全新的《新诗》杂志。经过磋商，他们决定筹办新的诗刊，并定名为《顶点》，意思是努力促进新诗走向艺术的“顶点”。对于《顶点》，艾青与戴望舒决定：每期由戴望舒在香港编一部分，艾青在桂林编一部分，再合起来印刷,在香港出版。

当戴望舒在港创办、编辑《顶点》时，获得了身在香港的好友徐迟责无旁贷地大力支持。徐迟不仅积极写稿，还帮助戴望舒约稿。

徐迟为《顶点》写稿

在《顶点》第一期，徐迟共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第一部分“作诗”中的《诗二章》（《怀柔》与《述语》）。对于这两首诗，晚年的徐迟在《江南小镇》中曾有评述：“五月，望舒和当时在湖南教书的艾青，以两人的名义主编，出版了一种诗刊， 命名《顶点》，我给了很差的诗……”徐迟先生过于自谦，现在读起这两首诗，依旧有着意味。

在第三部分“诗的意见”中，徐迟还发表了一篇《抒情的放逐》的文章。当时的徐迟的诗歌思想正处在从“现代派”向“大众化”转变的过程中。面对战争，徐迟认为以前的“抒情”是小我的、由山水自然生发的，在面对残酷战争时，当下的诗人应当要“放逐抒情”。在这篇文章开端，徐迟引用台刘易士的《诗的希望》其中第十章的话，

在该刊第一部分刊发的袁水拍《诗三首》（《不能归他们》、《狱中的送葬》、《奴隶们唱》），是徐迟约来的稿件。袁水拍是徐迟到香港后认识的，他们当时都在香港的汇丰大楼上班。当时的袁水拍还叫袁光楣，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信托部工作，他曾在《星报》、《力报》上发表过一些散文。徐迟读后很欣赏袁光楣的散文，认为他的散文“文笔流畅，立意新颖”。当知道袁光楣与自己在一幢大楼工作，徐迟到汇丰大楼四楼陶记公司上班后，便主动结识在五楼工作的袁光楣。当时，袁光楣给徐迟的印象是“他身高一米八二，长方形的脸型，中间略凹，夹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起话来，犹带吴音。……未说话自己先笑，说出口来，听者也大乐。他很有风趣，且不庸俗，有雅谑与机智之妙才的……”在两人的交往中，徐迟渐渐受到袁水拍的影响，思想渐渐左倾，徐迟开始对马列主义产生浓厚兴趣。甚至在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徐迟也在阅读左翼著作。1940年1月11日，徐迟更是将其称为"觉醒日"，以纪念自己读恩格斯著作后豁然开朗。

《顶点》创刊号版权页

袁水拍当时虽然也写诗，但几乎没有发表过。戴望舒在筹备《顶点》第一期稿件时，要徐迟向袁光楣约稿，徐迟遂便去向袁水拍约诗稿。找到袁水拍，徐迟向他一说，袁水拍非常高兴，两天后，便送来了诗作《不能归他们》，该诗写了“一个农民埋葬了在敌人屠戮中死去的妻子和孩子，离开家乡，他坚信：“我要回来的，这里不能归他们。”这是袁水拍的处女作，徐迟认为此诗十分精彩。徐迟说：“这首诗原题为《我是一个田夸老》，若不是他的第一首诗，至少也是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署名袁水拍，诗很好，发表后受到好评，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序》）

但很可惜，《顶点》只出了一期便告停刊。当年9月，主编之一的艾青因一些原因，离开桂林前往湖南，这导致由其主编的《南方》、《救亡日报-诗文学》、《顶点》一并停刊。艾青的离职，直接导致《顶点》缺少来自抗战前线的进步诗歌，这让戴望舒无可奈何，只得停办该刊。

晚年的徐迟，在《江南小镇》中也曾对《顶点》停刊做出了自己的幽默解释。

“《顶点》的出版是很好的起点，可惜这个名字不好，也难怪这起点就是顶点，再也无法往前了，自然只出了一期，就得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