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文学的青年想象和新陈代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空间得以敞开，人口流动日常化，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空间的建构能力不断削弱，对基于行政区划的省域文学空间如何成为一个有着共同文学精神和审美可能的共同体，几乎每个省份都作为一个文化和文学议题被提出来。江苏各大城市和北京、上海，甚至广州和杭州相比，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并不具备天然的优势。而且北京和上海占据的文学资源优势也容易造成年轻作家的聚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江苏出生的葛亮、徐则臣、赵志明、童末、凌岚、倪湛舸、何袜皮、朱宜、秦三澍、琪官、重木等，现在都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定居、生活和工作。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输出的一端，近几年引进或者在江苏落户的年轻作家也不少，比如孙频、大头马、向迅和李云等。

更重要的是，应该意识到我们谈论的“江苏文学”不单单是地域文化造成的。事实也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京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和北京、上海是可以并肩而立的。这个文学时代形成，和南京的高校、期刊、书店、咖啡馆等新城市空间的文学气质密切相关。和不同地域文化发育出来的江苏文学传统相比，这是江苏文学新传统。这个新传统是和那个文学时代“在江苏”的写作者共同造就的，他们有的就是在南京的大学念书，哪怕后来离开江苏，他们都是江苏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当然，未来江苏文学的可能性首先是吸纳多少青年写作者“在江苏”现实的文学活动和写作。这种“在江苏”当然不是指简单的落户江苏。简单的落户江苏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人和“户”的分离，而人和“户”的分离是不可能形成认同意义上文学精神共同体的“江苏文学”。

从文学代际和审美谱系的角度观察江苏青年作家的写作，青年性即先锋性的文体实验，是江苏青年写作从80年代苏童、叶兆言到90年代韩东、朱文、鲁羊等“他们作家群”不断累积着文学探索的激情而成的江苏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新世纪被鲁敏、曹寇、黄孝阳、李樯、育邦、赵志明、李黎等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接续和再造。这中间，曹寇的文体实验尤其值得重视。2020年，曹寇在《第一财经》线上杂志YiMagazine开设“小小说”专栏，依然是从生活细微褶皱窥探现代生活异象，“曹寇式”的冷峻疏离在当代青年写作中有一种个人文学风格学的意义。青年作家大头马从一开始就以文本实验性作为标识，202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则提供了小说文体实验和当下隐秘生活对接，并被普通读者接受的可能性。

先锋文学到90年代被征用来处理新兴的都市生活。20世纪末，和上海、北京、广州等都市青年作家群体一道，南京的韩东、朱文、吴晨骏、赵刚、顾前等以对城市无聊的边缘人和亚文化群体的发现参与到“都市书写”中。其后，李樯、曹寇和林苑中等将其发扬光大。余风所及，更年轻的从事艺术的杨莎妮和这些写作者有交往，写作亦受到影响，她持续关注青年文艺生活，《大象往右》《迷雾酒吧》《弹钢琴的人》等写小众乐队、酒吧交际、网络社交等，让我们连缀起自80年代刘索拉以来文艺和城市青年精神生活关系的文学母题线索。

日常叙事寄予悠远的想象，幽微的细节勘探时代的动向是江苏，当然这里的江苏也可以置换成江南的文风和调性。这两年像庞羽的小说集《白猫一闪》《野猪先生》、翟之悦的《离线》、秦汝璧的《思南》《今天》等都以絮语行文把握思想流动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青年日常生活。和庸常日常对位存在的是“生活在别处”，汤成难的《飞天》《去珠峰看雪》等在俗世生存之外想象一个难以抵达的精神异地，比如神性气息的西藏、珠峰，或者虚构的乌托邦。和这些小说刻意的精神异地不同，《月光宝盒》是关于童年的失落、成长的牺牲以及传统的消逝，显示了汤成难小说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小说审美上体现的节制的抒情为年轻批评家方岩等所推崇。

其实，“生活在别处”还可以是以“我”观他者生活，孙频《猫将军》在“我”的限知视野内窥探着老刘生活的隐秘角落，赋予“在县城”的日常以悬疑、神秘的张力。或者，别处和异地可能就是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就像朱婧的短篇小说集《譬若檐滴》以及新作《光照进来的地方》《葛西》等对亲密关系难以摆脱的因循惯性和惰性的体察恰恰是其小说闪光之处，《先生，先生》则溢出她写作熟稔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写旧学人、旧时光和旧生活，是站在我们时代向消逝的过往遥致敬意。当下青年写作有追求戏剧化和奇观化的叙事风尚，而朱婧小说的叙事也貌似是旧的、慢的，但其不断缩小叙事单元反而为窥看世界和人性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显微镜，小说以“显微”见复杂和丰富。一定意义上，这种“显微镜”式看取生活的方式是朱婧的，也是大多数江苏年轻作家的。但也不尽如此，讲传承讲谱系有时可能都是权宜之计。随便举几个例子，像宋世明《大桥照相馆》《如梦之梦》的拟童话结构，李黎的小说集《水浒群星闪耀时》以及重木的《近黄昏》打捞晚清民初那些被新旧鼎革淘尽的传统士人的心灵史，等等，这些好像都无法用上述“江苏文学”去简单框定，这种无法框定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江苏青年写作的丰富性或者每个写作个体的正在生长。

在中国当下文学格局中，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江苏年轻一代写作者似乎也多专注短篇小说的艺术探险，但有两个例外，都是从外地到江苏的作家，一个是孙频的中篇小说，一个是房伟的长篇小说。房伟在中短篇小说写作多有出色表现，而他的《血色莫扎特》等长篇小说某种程度上微调了江苏青年作家对短篇小说的过于着力。这也提醒江苏青年作家注意到他们能不能在短篇小说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像前辈的绝大多数作家那样，在长篇小说有重要突破？一定意义上，这也关乎到江苏文学在未来中国文学的位置。孙频的小说几乎都关涉记忆和遗忘，伤痕和痛感以及对这些的反思和追责。孙频是一个“抒情性”的小说家，这用来说她早期的小说也许成立，那是她内心淤积的倾诉期，甚至是宣泄期，她需要泥沙俱下地喷发。但至少从《我曾经草叶葳蕤》开始，以及其后的《松林夜宴图》《光辉岁月》《鲛在水中央》《天体之诗》以及《我们骑鲸而去》“山林三部曲”等等，孙频的写作呈现诸多复杂的面向，除了内倾化的诗性，还有比如，如何认识社会学和小说结构学意义？如何控制小说的情绪和节奏？如何获得小说的历史感和纵深度？如何消化与自己生命等长的同时代？孙频是不断追求自我个体文学革新的年轻小说家，她的几乎每一部新作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其中篇小说集《以鸟兽之名》在自然、历史和当代诸维度间重新定义“山林”之于个人精神成长的意义，叙述者在山林漫游和勘察山林秘密的过程，亦即生命个体返观自身的启蒙之路。

江苏青年作家的态势和相应的文学制度支持密切相关。2016年，江苏在北京向全国集中推出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毕飞宇、叶弥、鲁敏等“文学苏军领军人物”后，又于隔年提出“文学苏军新方阵”，这个新方阵阵容包括孙频、朱文颖、王一梅、戴来、韩青辰、李凤群、黄孝阳、育邦、曹寇、张羊羊等。2017年，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共同开启一项名为“江苏文学新秀双月谈”的活动，每期围绕遴选的“文学新秀”，“双月谈”采取两位青年作家、一位主持人和五位青年批评家的对谈模式，旨在为江苏文学的后继发展培养有力的新生力量。2019年，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导的“名师带徒”项目，国内外有影响的20位江苏文学界的著名作家、批评家与20位45岁以下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已结为师徒关系。在市县层面，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是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联和南京出版传媒集团组织和资助，南京市作协和《青春》杂志社共同实施的“青春文学人才计划”，每期三年，自2017年启动以来如今已至第二期。一期的曹寇、二期房伟和朱婧三位都是江苏作家。

从实绩上看，江苏青年作家似乎已经登堂入室，以去年底的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为例，短篇小说奖，汤成难、朱婧和杨莎妮这些“80后”占了七分之三；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黄孝阳和吴楚，房伟和陆秀荔各占了五席中的两席；诗歌奖和散文奖则有育邦和周荣池；而文学评论奖除了小海，其他四位则都是“80后”。还有没有被纳入到评奖的戏剧，近些年，以温方伊、朱宜和刘天涯等为代表的南京大学青年剧作家群体的崛起亦引人瞩目。但即便如此，现在就下断言，江苏文学已经完成新陈代谢为时过早。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从文体分布的角度，青年写作者基本集中在小说创作上，像向迅这样有影响的年轻散文写作者则少之又少，诗歌也一样；比如一些有才华和个人特色的年轻作家和诗人像李黎、费滢、何荣、秦汝璧、李佳茵、顾星环、石梓元和焦窈瑶等写作和发表好像都相对较少，创作活跃度和可持续文学能力存在着一定联系。当然，从写作个体的角度，可以选择写或者不写，写多还是写少，但从整个江苏文学着眼，如何激活年轻作家的写作活力关乎江苏文学的未来。

顺便提及的是，目前看，江苏青年一代写作者还缺少类似八九十年代前辈作家再造文学空间，甚至重新命名文学的冲动，同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面目还不清晰，更不要说体现年轻一代作家群体性的审美共同性，因此很难聚合出有着一致文学精神的、青年性的“江苏文学”。不过，这种无中心和难以名状可能恰恰是当下个人写作文学时代的症候。一个时代的文学意义和审美可能弥散到每一个写作的个体，这对文学批评和研究拣选和整合带来挑战。因而，作为江苏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作家和批评家共同成长，应该在未来江苏文学的青年想象和建构中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