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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诗是什么

2021-11-13

诗是什么

帕斯

诗是不可解释的,然而并非不可理解。

一首诗是节奏的语言——并非由节奏的语言(歌曲),或者仅仅是语言的节奏(各种语言都具有特性,包括散文)。

节奏是区别和类似的关系,这个声音不是那个声音,这个声音近似呢个声音。

节奏是原始的比喻,而且囊括了其他一切。它说的事:连续就是反复,时间就是没有时间。

无论抒情的,史诗的,戏剧的,诗就是连续和反复,是月历上的一个日子,是一个仪式。“事件”也是一首诗(戏剧)和一个仪式(节庆),但是它缺少一个主要的要素:节奏,也就是瞬间的再现。我们重复贡戈拉的十一音节诗句和乌伊多夫罗的《阿尔塔索尔》的最后几行单音节诗句,一遍又一遍;斯旺听着文图伊尔的奏鸣曲,阿伽门农牺牲了伊菲吉妮娅,赛希斯蒙多发现自己是睁着眼睛在做梦,也是一遍又一遍。但是“事件”却单单发生一次。

瞬间融化在其他无名的连续瞬间之中。为了拯救它,我们必须把它转变为节奏。“事件”展开了另一个可能性:决不会重复的瞬间。作为界限,这个瞬间是最后一个:“事件”是死亡的譬喻。

罗马竞技场是一个文字之前的“事件”——也是它本身的否定。如果这个“事件”的参与者是真正忠实于他们的原则的,他们就都是死的。此外,最后瞬间的真正表现要求人类的灭绝。一个不能重复的事件:世界的末日。罗马竞技场和“事件”之间有一处地方:斗牛。它危险,然而也是风格。

一首诗,只包括一个单独的音节,并不比《神曲》或者《失乐园》少一点儿复杂性。《萨特萨哈斯里卡·苏特拉》给人的基本教训,用了十万个诗节,而《埃克萨科萨里》却只用了一个音节——埃。所有的语言,所有的含义,同事那最终的语言和世界的毫无意义,都凝聚在这个母音的声音之中了。

理解一首诗,其意义首先是:听见它。

文字通过我们的耳朵进入,出现在我们眼睛的前面,消失在沉思默想之中。每一次读一首诗,都倾向于引起沉默。

读一首诗,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听;去听,就是用我们的耳朵去看。

在美国,诗人把自己的诗向公众朗读,已成为风气。这是一种可疑的实践,因为真正听诗的能力已经消失,尤其因为,现代诗人是写作者,因而“他们是自己感情可怜的扮演者”。然而未来的诗将是口传的。几架说话的机器的协作,一群诗人组成的听众,这将是“听着信息加以组合”的艺术。今天我们读一本诗集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

我们读一首诗或听一首诗的时候,我们并不闻一闻,尝一尝,或者摸一摸文字。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思维的形象。

为了体验一首诗,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听见它,看见它,思考它——把它转化为一个回声,一个影子,一无所有。理解,是一种精神的活动。

杜尚说,既然三度空间的事物投出一个两度空间的影子,我们就应该有可能想象那个未知的四度空间的事物,我们就是它的影子。至于我,我是着迷于寻求一个一度空间的事物,它根本不投什么影子的。

每一个读者就是另外一首诗,每一首诗就是另外一首诗。

虽然诗永远地在变化,诗却并不前进。

在日常谈话中,一句句子立下了另外一句句子的基础,它是一条链子,有开头,有结尾。在一首诗中,第一句句子包含着最后一句句子,最后一句句子召唤着第一句句子。诗诗我们用来对付直线运动的时间的唯一依靠——对付前进。

作家的道德观念并不存在于他处理的材料中,也不存在于它发出的议论中,而是存在于他对待语言的行为。

在诗中,技巧是道德观念的另外一个名字:它不是文字的驾驭,而是一种激情和美学观念。

虚假的诗人说的是他自己,几乎总是假借别人的名义。真实的诗人即使在跟自己说话的时也是在跟别人说话。

一件“关闭”的作品和一件“打开”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并非是绝对的。为了完整,隐逸的诗要求一个读者介入,加以释读。打开的诗也是同样的,至少要包含一个最低限度的结构:一个出发点,或者向佛教徒说的,一个思考的“契机”。前一种情况,是读者打开了诗;后一种情况,是读者使它完整了,把它关闭了。

一页白纸,或者一页一无所有而只有标点符号的纸,仿佛一只里面没有鸟的笼子。真正打开的作品是那件关闭了门的作品:读者把它打开,就把那只鸟——诗,放了出来。

打开诗去寻找“这个”,却发现“那个”——总是某种与我们所期望完全不同的东西。

不论打开的或者关闭的,诗要求写它的诗人留下遗赠,要求读它的诗人得以诞生。

诗就是意义与永恒的挣扎。两种极端:诗包含着全部意义,这是全部意义的意义;或者诗否认语言有任何种类的意义。在现代马拉美代表着写作前一类诗的尝试。达达派则代表着后者。一种语言之外的语言,或者利用语言以摧毁语言。

达达派失败了,因为他们相信语言的失败将是诗人的胜利。超现实主义宣称,语言是对诗人的最高统治。年轻的诗人们则企图取消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区别:去发现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会合点。这一点就是语言的心。

完满尼采的作品,要采取尽可能否定的态度。到了道路的尽头,戏剧在等着我们:节庆,作品的完整,以及其一时的体现和消溶。

采取尽可能否定的态度。沉思在那里等着我们:语言的复归,透明。

佛学贡献给我们的,是关系的结束,辩证的废除——一种沉默,它不是消溶,而是语言的决定。

诗必须激起读者,迫使他去听——去听他自己。

听着自己或者迫使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呢?

诗的活动,诞生于面对文字的无能而产生的绝望,结束于对沉默的无所不能的认识。

没有人是一个诗人,除非他感觉到了摧毁语言或者创造另外一种语言的诱惑,除非他体验到了无意义的魅力。

在喊叫和沉默之间,在具有一切意义的意义和没有意义之间,诗出现了。这道文字的细流说的是什么?它在说:它说的没有不是沉默和喊叫已经说过的东西。一旦这些说了出来,喧嚣和沉默便停止了。这是靠不住的胜利,始终受到不说什么的文字的威胁,受到说着“一无所有”的沉默的威胁。

相信一首诗的不朽,就会相信语言的不朽。我们必须向证据低头:语言也有生与死;任何意义都将有一天停止再有意义。这种停止难道没有意义的意义的意义?我们必须向证据低头……

文字的胜利:诗就像德国绘画中的那些女性裸体,象征死的胜利。肉体腐烂的光辉的活纪念碑。

诗和数学,是语言的两个终极。他们之外,一无所有——是无法解释的领域;它们之间,十分广阔,然而却是说话的有限领域。

倾心于沉默,诗人唯一依靠的却是说话。

文字有他的根子在先于说话的沉默之中——一种语言的预感。沉默,在文字之后,是以一种语言为基础——一种变成符号的沉默。诗是这两种沉默之间的轨道——处在说话的愿望与融合了愿望和说话的沉默之间。

惊讶的重复之外:——

诗说的是什么

诗曾经被比作神秘主义,比作性爱主义。它们之间的近似是明显的,区别也不见得不明显。这些区别之中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是意义;或者还不如说诗的目的:诗人说的是什么?神秘的经验——包括那些无神论的派别例如原始的佛学和登达主义——就是探求与至善的接触。诗的活动的目的,主要是语言:不论诗人相信什么,信服什么,他总是更加关心于文字,而较不关心这些文字所指的是什么。这并不是说,诗的宇宙缺乏意义,或者它的意义是表面上的。我不过是说,在诗里面,意义是不可能与文字分离,而在普通的谈话中,甚至在神秘主义者的谈话中,意义却是在于文字所指向的处所,在于语言之外的什么东西。诗人的经验中最主要的,是语言的经验;在诗中,每一种经验立即会取得语言的性质。这对于每个时代所有的诗人来说,都是真实的,但是自从浪漫主义以来,这种对语言的专注,变成了我们称之为诗的意识的态度,这在古典传统中是没有的。往昔的诗人们与现代的诗人们一样,也敏锐地注意文字的价值;但是他们对于意义,却较不敏感。贡戈拉的晦涩,并不包含对意义的批评,然而马拉美或者乔伊斯的晦涩,却首先就是对意义的批评,有的时候还是对意义的破坏。现代诗歌是与对语言的批评分不开的,这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批评的最激进最致命的方式。语言现在占据了曾经被神、或者被某种其他外部实质或者外向现实所占据的地位。诗本身并不涉及任何外界事物,而文字所涉及的则是另外一个文字。意义并不存在于诗之外,而是存在于诗之内;并不存在于文字所说什么,而是存在于文字相互之间所说的什么之中。

贡戈拉和马拉美,邓恩和兰波,都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读。贡戈拉的确处在表面;这些难处是文法上的,语言上的,神话上的。贡戈拉并不晦涩;他是复杂。他的造句不同寻常,蒙着一层神话和典故的轻纱;每一句句子的意义,甚至每一个单词的意义,都是难以捉摸的。但是一旦这些难题和疑迷解决了,其意义也就清楚了。邓恩也是这样;他是一个不比贡戈拉更困难的诗人;他用一种甚至更加凝厚的风格写作。邓恩的诗的难处,表现在语言上,智慧上,神学上。但是只要读者找到了钥匙,他的诗就像圣殿一样敞开了。邓恩最好的诗中包含着一种性爱的、智慧的、宗教信仰的自我矛盾。对于这两位诗人来说,他们所关注的是在于诗之外的什么东西:在于自然,在于社会、艺术、神话、神学。诗人说的是波利菲默斯的眼睛,加拉特亚的白皙,死亡的恐怖,一个年轻姑娘的存在。在兰波的主要作品中,其态度却完全不同。首先,他的作品是对现实的批评,也是对支持现实、维护现实“价值”的批评:基督教、道德、美;其次,他的作品是一种为新的现实奠基的尝试:新的有爱,新的心爱,新的人。这一切都将是诗的使命:“文字的炼金术。”马拉美甚至更为严格。他的作品——如果几页纸上留下的一些符号,一次空前的探险旅行和一处海难的遗迹,可以称得上为作品的话——是某种更甚于对现实的批评和对现实的否定的东西,它是存在的正面。文字就是现实的正面:并非一无所有,而是理念,是纯粹的符号,它不再指明任何东西,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精神的戏剧”——作品或者文字——不仅仅是宇宙的“替身”;它就是真正的现实。在兰波和马拉美,语言回归于其本身,它不再有所指;它既不是外界现实的象征,也不与外界现实有关系,不论是物质的或者超感觉的事物。对于贡戈拉,一张桌子是“正方形的松木”;对于邓恩,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是“赋予哲学的骨架,然而是信仰的乳汁”。兰波并不对世界说话,而是对世界所寓的文字说话:

她被重新发现了!

谁呀?永恒。

这是与太阳

共存的大海

现代诗的困难并非起因于其复杂性——兰波要比贡戈拉或者邓恩单纯的多——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它与神秘主义或者爱情一样,要求彻底的投降(以及同样彻底的警觉)。如果文字并不模棱,我敢说,困难的性质不是智慧的,而是道德的。这是一种包含有否定外部世界的意义的经验,即使是暂时的,如同哲学思考那样。一句话,现代诗是一次摆脱一切因循凡俗意义的尝试,因为诗本身已经成为生活和人的最终意义。因此,它既是语言的毁灭,也是语言的创造——摧毁了文字和意义:沉默的领域;然而同时,文字正在寻求文字。把这种探索作为“彻底疯狂”而予以蔑视的人,极为众多。尽管如此,一个多世纪以来,自有少数几个孤独的天才,其中有一些最高尚最有才能的人,始终踩踏在这片土地,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的一生贡献给这种荒诞的事业。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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