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为何羞辱柳永?北宋文人的自我抵牾:看不起词却又喜欢写词
![](/themes/default/images/eye.png)
“凡有井水处,皆歌柳永词。”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慢词的人,柳永在民间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大的影响力。但他这个大众偶像却始终入不了官家法眼,宋真宗、宋仁宗不喜欢他,和他一样喜欢写词的晏殊甚至还羞辱过他。按理说就算是文人相轻,也不至于当面给对方难堪,柳永究竟是哪里得罪了晏殊呢?这还得从北宋文坛在对待“词”这一文体时自我抵牾的怪现象说起。
晏殊剧照
宋词在宋初文坛的尴尬处境
今天的我们在谈论古诗词的时候,往往会唐诗宋词并称,甚至因为宋词结构错落有致、声调抑扬顿挫、措辞优美雅致等特点,比起唐诗来,有不少人更偏爱宋词。但在宋朝文坛,词的地位其实很低。
词乃诗之余:翰墨之余,作为歌词
诗歌素来有文学桂冠之称,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就是诸侯与卿士大夫在公开场合用来阐明观点、证明学识的载体。孔子明确提出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观点,后世文人皆奉为圭臬。
虽然六朝的诗歌文学一度流于浮华,所言空洞无物,但到了唐代,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唐朝开始“以诗取士”,诗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拔高。自此,会写诗、写好诗不仅仅是一个文人才华与学识的体现,更是一种胸襟抱负的折射,同时具备了文学功能与政治功能。
唐诗代表李白
那么词呢?在当时,词被视为“诗之余也”,意思就是词不过是诗人没事儿做的时候随便写写的东西,颇有点现代人工作之余玩玩游戏看看电影的意思。诗余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南宋,当时经过苏轼的大力弘扬,词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却依然会被成为诗之余,可见在更早的北宋初期,词的地位有多低下。
词为艳科: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
词自唐代诞生以后,主要有两条发展路线,其一是以《云谣集杂曲子》为代表的民间路线,其二是以花间派为代表的文人路线,但无论是哪种路线,写出来的词一开始都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滥郑声”,这也与词本身的属性有关。
词与诗有许多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词原本是带有音乐属性的(《诗经》中的作品原本也大都与音乐挂钩,但后世的诗则与音乐剥离开来,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拿今天的情况来比,有点类似于流行歌曲。而当时承担这份工作的基本上都是歌女,于是词就逐渐演化成了风月场所用来助兴的东西,其传播者往往都是风尘女子,内容自然也就偏于艳俗。
温庭筠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写词的文人,温庭筠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为人风流不羁,整日流连于歌楼妓馆,所写的词自然也就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充满了风尘气艳俗的特质。
温庭筠
《旧唐书》说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也因此受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挤,潦倒了大半生,但温庭筠引领了花间派的潮流,把词的写作带到了“艳科”的方向。
北宋文人的抵牾:看不起词却又喜欢写词
正如前文所言,词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视为庸俗的东西,根本不登大雅之堂,用几句话来形容就是:“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寓形于风花雪月之中。”进入五代以后,经由南唐李璟李煜父子以及冯延巳等人的大力弘扬,文人写词之风逐渐流行起来,但他们所写的词大多也都逃脱不了“艳情”的藩篱,直到南唐灭亡,李煜词风才为之一变,开始抒发国仇家恨,但这种写法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宋初,词在民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那些文人士大夫眼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诗庄词媚”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诗写好了,是可以名传后世的,而词呢,不过是一种仅仅流行于当世的娱乐之作。但宋初的文人同时又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他们很想写一些能名传后世的好诗,但唐人已经把诗写得尽善尽美了。
于是,以杨亿、钱惟演等人为首的一批馆阁文臣开始刻意追求诗的形式美,大力雕饰语句、声调、辞藻,他们所创作的诗带着明显的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读起来颇为炫人眼目,但在思想内容上却比较贫乏,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这就是著名的西昆体。
可以说,宋初的文人,宁愿把这种贫乏空虚的西昆体诗奉为艺术品,也不愿把词捧得太高。欧阳修曾说:“三十年前,尚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乐而不知其非也。”(《答孙正之第二书》),作为文坛盟主的欧阳修,晚年一度后悔当年写了那么多词。
欧阳修
但正所谓谁都逃脱不了真香定律,他们虽然嘴上看不起词,但手里却没有闲着。无论是杨亿、钱惟演还是《西昆酬唱集》中的其他作者,几乎每个人都有词作传世,其中有些人流传下来的词甚至比诗还多。后来的晏殊、欧阳修、柳永、宋祁、张先等人也莫不如是,他们没有魄力也没有决心去提升词在社会上的地位,但私下里却没有少写词。
在北宋文人的眼里,诗是阳春白雪,是高雅的士大夫文化,词是下里巴人,是低俗的民俗娱乐,但这些士大夫,在真正创作的时候,却又没人能免俗,于是就出现了“看不起词,却又偏偏喜欢写词”的奇怪现象。
晏殊与柳永:太平宰相与白衣卿相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张舜民《画墁录》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柳永在地方当官已经好几年了,按大宋律法,应该可以改官升迁了,于是写了一首词进献给宋仁宗,谁知道却触怒了宋仁宗,改官升迁的事自然就泡汤了。但柳永并不死心,于是去拜访宰相晏殊,想看看同样喜欢写词的晏殊能不能给自己说点好话。
宋仁宗
到了晏殊府上,晏殊问柳永:“听说你喜欢写词?”柳永回答说:“相公您不也喜欢写词吗?”晏殊一听,顿时不高兴了:“我虽然喜欢写词,但绝对不会写‘针线慵拈伴伊坐。’这样庸俗的词。”柳永听了,只能悻悻而退。
晏殊与柳永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甚至柳永还比晏殊大几岁,但两人的人生旅途却大不相同。晏殊14岁中进士,柳永则从25岁考到40岁都始终榜上无名,两人一个是实打实的“太平宰相”,另一个是自称“白衣卿相”。但同为宋初大量写词的文人,晏殊和柳永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因为社会地位和境遇的差别,而是源于对词的态度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艺术风格上不同的追求。“针线慵拈伴伊坐”出自柳永写过的一首《定风波》,大意是女子依靠男子坐着,连针线活都做得很慵懒。这首词写的是男女闺情,非常平民化、大众化,并且以歌妓的口吻创作了大量艳俗之词,于是惹得晏殊不喜。
晏殊也写词,但晏殊的风格是清丽、雅致的,晏殊也写过思妇词,但其辞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与柳永“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风味不同,情趣迥异。
柳永《雨霖铃》
第二个不同,是写词时体裁偏好不同。柳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慢词的人,而晏殊一生专情与小令。一般而言,慢词是指字数较多的词,小令则是字数较少的词。唐五代以来的词皆以小令为主,晏殊继承并发扬了小令的艺术特色,而慢词主要是宋以后的产物,对传统的小令词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革新。晏殊工于小令,柳永喜填慢词,所以虽然都喜欢写词,实际上他们并非同道中人。
结语
早年,柳永在宋真宗时期科举落榜,曾写下了“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这样的句子,到了宋仁宗时期,又因为这句话被仁宗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为由而黜落。晏殊为何羞辱柳永?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两人虽然都是词人,但是写词的偏好、风格都大异其趣,太平宰相自然看不起白衣卿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仁宗对柳永表示了罢黜的态度。虽然历史上仁宗以好好先生的脾气而闻名,大臣们当面把唾沫星子溅到他脸上也不会有事,但晏殊也断不会因为一个柳永就跟仁宗顶牛,那不是直言极谏,而是不识时务。
所以,晏殊随便找了个“针线慵拈伴伊坐。”的理由令柳永难堪的退下了,但晏殊与柳永这番对话中,却不折不扣地反映出了北宋文坛对词那种自我抵牾的心态。这种心态,源于诗在唐朝以后取得的高超地位,也源于词与生俱来的低俗背景。这种情况,要一直等到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人在词的内容与题材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才会逐渐改善,才有了宋词的万千气象,不过那又是宋词发展史上的另外一段历程了。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化史导论》
《二晏年谱》
《全宋词》
《人间词话》
![](/themes/default/images/read.png)
![](/themes/default/images/share.png)
![](/themes/default/images/zan.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