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拉斐尔派绘画中的音乐图景：赋予绘画以灵魂

前拉斐尔派（the Pre-Raphaelites）是一个神秘而传奇的艺术流派，当欣赏这一流派画作时，人们有的为西达尔与罗塞蒂之间痴缠凄美的爱情故事所动，有的为莫里斯轻松游走于诗人、小说家、设计师、社会主义运动者和公司与出版社的创立者等多重身份而赞叹，更有的为前拉斐尔派这样一群青年理想主义者以其极致的艺术热情在维多利亚的星空划下灿烂的一笔而心潮澎湃，但，谁能忽视他们画作中的音乐图景呢？

当21世纪的人们走入博物馆观看前拉斐尔派画作时，必然无法忽视他们画作中的音乐图景，它们或是《维罗妮卡·委罗内塞》（Veronica Veronese，1872）中手握小提琴的凝神女子，或是《无情的小姐》（The Merciless Lady，1865）中画面中心的男子被左边正在歌唱和演奏的女子吸引，或是《爱的致意》（Love's Greeting，1861）中为典雅爱情而奏乐的天使，亦或是《戴花环的女人》（La Ghirlandata，1873）中弹奏乐器的女子和两个倾听的天使，不一而足。前拉斐尔派在画作中置入音乐图景究竟是艺术家无意识的偶然为之，还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建构；它们在画作中仅仅是一种美的装饰与点缀，还是起着更大的功能性作用，这诸多问题皆是21世纪的观者在观看前拉斐尔派画作时会在心中自然升起的疑惑。

但丁·罗塞蒂《维罗妮卡·委罗内塞》（Veronica Veronese，1872），现藏美国特拉华艺术博物馆

内在性的启示

米莱的《盲女》（The Blind Girl，1856）一画中，盲女的双腿上放着六角手风琴，在响遍旷野的钟声中，她闭眼感受太阳，也似乎在倾听，于倾听中近乎产生了与神圣的连接。米莱正是借助音乐意象的帮助，挑战着照片式确定的观看方式，音乐在画中成为对内在性的启示，指示着盲女的内心状态。亨特的《觉醒的良知》（The Awakening Conscience，1853）中的情妇在听见钢琴乐音的刹那猛然站起，双眼出神地望向窗外阳光下的盎然绿意，暗示观者那才是她向往的光明世界，音乐再次成为主人公良心觉醒并与神圣连接的契机与桥梁。罗塞蒂的画作中的音乐也是一种对内在性的启示，如在《爱的致意》（Love’s Greeting，1861）中，从天使的乐器中流出的乐音象征着正处于典雅爱情中的主人公内心中的爱意，虽不可见却充溢着整个画面。《圣诞之歌》（A Christmas Carol，1857-1858）中两位侍女甚至梳起乐者的秀发露出双耳以强调听觉及听觉与内心状态间的紧密联系。

约翰·米莱《盲女》（The Blind Girl，1856），现藏于英国伯明翰博物馆与美术馆

但丁·罗塞蒂《爱的致意》（ Love’s Greeting，1861），现藏于美国波士顿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

爱德华·伯恩-琼斯《爱之歌》（Chant d' Amour，1868-73），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前拉斐尔派在绘画这一视觉艺术中引入听觉这一感官知觉，意欲恢复的是视觉感官对内在状态的感知，当视觉感官有了听觉的加持时，更能激发一种特殊的沉思、情感与回忆。前拉斐尔派画作中对听觉的视觉化处理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传达一种音符带来的感官愉悦，更是表达出纯音乐的音符对思想本身的直接进入，所以对听觉的视觉化处理让我们看见了沉思和思想本身。绘画中的音乐和听觉意象此时是对一种表层的视觉表象的补足与深化，是对某种深度的引入。纯音乐因为没有任何具体的外在指涉，它无法转化为具体的画面或叙述，这反而使其成为一个容纳回忆、情感和沉思的空间，给观者的想象提供诸多可能。前拉斐尔派音乐主题的画作实质上是对人类记忆空间的表现，这也是其绘画的内在性之所在。音乐图景在绘画中的引入使人们超越纯粹的感官愉悦，进而激发出一种内在的反思和真正的自我理解，《觉醒的良知》一画正是对此的典范性诠释。正是在音乐所唤起的记忆和沉思空间中所升起的个性和行动让我们更为理解自己，一个纯粹的视觉表象则难以产生这个效果。罗塞蒂编码的音乐许是给当时消费至上的民众提供一个沉思与回想的艺术空间，让人更为认清自己，可以说是音乐赋予了绘画以灵魂。在前拉斐尔派这里，并不存在听觉对视觉的胜利，有的反而是在绘画中视觉借助听觉而使自身深度化。

威廉·亨特《觉醒的良知》（The Awakening Conscience，1853），现藏于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

时间变迁的修辞

对罗塞蒂而言，绘画中的音乐景象除了是对内在状态的启示，也可以是一种时间变迁的修辞。他的绘画所展示的时刻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时刻，而是一个既包含现在，也在时间中永恒展开的时刻。在《圣乔治和萨布拉公主的婚礼》（The Wedding of St George and Princess Sabra，1857）一画中，背景中两个乐师敲击一排挂在一根长横杆上的铃铛们，响起的铃声提醒着观者，在视觉之外还有听觉，它也许能带我们超越视觉的表象抵达意义的深层。这个意义的深层此时可以是空间艺术中展现出时间的推移，甚至是对时间的新感知。《圣乔治和萨布拉公主的婚礼》中乐师对横栏上一连串依次悬挂的铃铛的敲击恰似对时间流转的视觉再现，画作中对音乐演奏的呈现无不是对时间性的张扬。纯音乐既不再现现实，也不指涉现实中的时间，它没有代替人类生活的企图，反而是通过心灵的记忆来拓展真实的时间。音乐主题正是罗塞蒂借以在绘画中再现新的时间感觉的手段。19世纪初蒸汽机火车的发明使人们对时间和时空关系的感知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四轮马车旅行随走随停，旅人可以对周边的风景与人物细致观察；如今的火车旅行让人难以看清任何事物，恰如罗塞蒂在诗中所言，只见窗外的“乡村风光在漂浮”，可见的是“时间本身”（Time itself）。在这一工业文明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前拉斐尔派为何在画作中借助音乐来呈现时间性甚至时间本身。

但丁·罗塞蒂《圣乔治和萨布拉公主的婚礼》（The Wedding of St George and Princess Sabra，1857），现藏于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

新绘画观念的隐喻

罗塞蒂绘画中的音乐图景不仅仅是对内在性的启示，是一种时间变迁的修辞，更是对一种新的绘画观念的隐喻。19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在重新定义艺术的价值时，音乐成为了现代艺术的典范。沃尔特·佩特在他的《文艺复兴》一书中指出：“所有艺术通常渴望达于音乐的状态。”我们该如何理解绘画达于一种音乐状态？据艺术史学家伊丽莎白·伊斯特莱克（Elizabeth Eastlake，1809-1893）提出的方案，绘画应以纯音乐为模型而进行现代化，即绘画要像纯音乐一般，以追求它截然不同于其他艺术的本质性元素为目标，避免对文字的依赖。罗斯金则进一步在《威尼斯的石头》中提出绘画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本质性元素乃是颜色。所以绘画达于一种音乐状态可以理解为是绘画追求一种纯颜色的境界，纯颜色并不模仿外在现实，而是本身可以直达观念和真理，从而纯颜色的绘画也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纯音乐”。

前拉斐尔派弗雷德里克·乔治·斯蒂芬斯（Frederic George Stephens，1827-1907）曾根据一幅画在多大程度上去除了其他语言而仅使用绘画语言而来确定罗塞蒂绘画音乐性程度的高低。《蓝色密室》（Blue Closet，1856-1857）、《圣诞之歌》（A Christmas Carol，1857-1858）和《心灵转化者维纳斯》（Venus Verticordia，1863-1869）无疑是三幅音乐性极高的画作，因为它们的主题无涉任何与文学故事相连的外在主题，而是如纯音乐般只关乎自身，以纯颜色间的组合征服观者。斯蒂芬斯认为《蓝色密室》是罗塞蒂最为重要的“意欲象征音乐与颜色的联合的一大实践”，该画作即是“只以内在的美和音乐般优美悦耳的色彩所引起的效果为唯一的主题”。颜色与颜色之间巧妙的组合带给眼睛的愉悦就如一个个音符带给耳朵的愉悦一般。然而，音乐性绘画并非只能以其“优美悦耳”的色彩给观者带来纯粹感官的享受，史蒂芬斯还将罗塞蒂的音乐性绘画置身于威尼斯艺术传统中，认为色彩具有情感的表现性：“至于色彩与音乐的联系方式……几位过去的大师和罗塞蒂自身，都已经运用图画的色彩来促进他们主题中的情感表达。”罗塞蒂更是进一步认为维多利亚的音乐指涉指向的是观念形成的过程，音乐通过将颜色与戏剧化的行动相连而让颜色变得有思想，并由此而暗示出某种内心状态。罗塞蒂运用画作中可视的颜色和启示性的乐音的并置来唤起观者的精神沉思，当朝内看时，感官知觉能得到净化与提升。他将颜色编码为一种内在的表达，认为色彩可以超越语言文字或主题直达观念。画作对颜色之间组合的重视使得观者摆脱了柏拉图的文字优于颜色的等级暗示，进而体验到颜色本身即可抵达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