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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只是历史的“插入语”

2021-04-20

大众媒体只是历史的“插入语”

文/胡泳

我们已经习惯由大型报纸和电视网构成的“大众媒体”,以至于将其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会不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现象呢?

汤姆·斯丹达奇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数字媒体的本质的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和所谓的“网络化新闻”(networked journalism)的互联性,不过映射了报纸被发明之前的媒介运作方式,那时,参与者网络、地方的小酒馆和咖啡屋扮演着信息生态系统的中心角色。

当年的社交共享可以产生振奋人心的效果:马丁·路德1517年10月31日钉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教堂门口的“95条论纲”,被印刷出来并一次又一次地传递,两周之内传遍德国,一个月之内在欧洲就广为人知。

路德代表的新的宗教学说是如何深入人心的?首先,教堂的大门本身就可以说是某种社交媒介;其次,“95条论纲”原系拉丁语撰写,因为路德心目当中的对象是宗教学者和教会管理者。数月后,路德的一些朋友将其译为德语并印成小册子,迈出了扩散的决定性的一步。除了小册子,还有传单、民谣和木刻——它们堪称那个年代的新媒体。

与日后的大众媒体不同,当时的媒介环境是一个分散的系统,由参与者负责分发,他们共同决定通过共享和推荐来放大哪些信息。现代媒体理论家会将此类系统的参与者称做“网络公众”而不是“受众”,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不只是消费信息而已。路德所要做的,仅仅是将新的小册子的文本传递给友好的印刷商,然后静待其在遍及德国的印刷中心网络中发酵。到1517年,路德已成为谷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后销量第一的作者,并将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16世纪末。

两个半个世纪之后,托马斯·潘恩的煽动性的反英小册子《常识》,在北美殖民地的传播过程大致相同。潘恩以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散文写作,阐发了一系列道德和政治论据,鼓励殖民地的普通平民为一个平等主义的政府而战。《常识》1776年1月10日初次匿名发表,到该年年底,潘恩的小册子已在13个殖民地重印了19次,并在一个不到50万家庭的地域范围内,发行量超过10万。除了小册子印刷品本身,还有许多手写的摘要和完整的抄本广为流传。潘恩还向提出重印要求的几乎所有出版商授予版权,包括多个国际版本。人们在小酒馆和咖啡馆大声朗读它,在报纸上辩论它,在书信、小册子和传单中传播它。以当时殖民地的人口比例(250万)来考量,《常识》保持了美国历史上出版过的所有书籍中销售量与发行量最大的纪录。

路德和潘恩的例子都说明了,改进的出版技术和社交网络的结合,构成了在先前努力失败的地方促发社会变革的催化剂。由此,我们看媒介,不能仅仅盯着技术的维度,而是要更多地观察媒介邀请人们扮演的角色。我们只是顺流而下的事实、意见和讯息的被动接收器吗?还是带有参与意识的过滤者,与他人分享我们喜欢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修正或评论?后者特别构成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特点。然而这些特点也并不那么具有革命性;相反,二十世纪大众媒体的消费者才是意外的和不正常的。来到今天这个回归、提升、逆转并行发生的新媒介环境中,倒回去看大众媒体,或许只是历史性的昙花一现。

换言之,在人类漫长的传播史上,大众媒体不过构成了其中的一个“插入语”。

(作者系数字思想者)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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