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批评家档案｜谢有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我读迟子建的小说

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

——我读迟子建的小说

在我对迟子建小说的有限阅读中，使我获知了一些女性作家的写作秘密。我一直以为，女作家要将小说写得有特色不难，但要将小说写得大气就显得不容易，这需要作家具备有节制的情感、深刻的理性洞察力和坚持良知的勇气。女作家理性一点是有好处的，否则，写作很容易变成一种个人情感宣泄的途径，这种过分注重个人感性经验表达的写作是有限度的，因为从感觉出发的，只能到达个人的感觉。在当下的女作家群中，陈染、林白等人是典型的感觉主义者，她们满足于揭示个人隐秘的心理，其中，充满自渎的经验，看不到任何的神圣与高尚。个体的困境如何与人类的困境发生关联，如何在作品中实现一种向上的抒情性（而不是向着感性的），是许多女作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迟子建

当我在更早一些时候读到迟子建的《炉火依然》、《怀想时节》等中篇时，就觉得这只是迟子建过渡时期的作品，虽然里面才情横溢，但我看不到作家对现实、对理想的确切体验，某种飘忽的语气、含混的结构消解了我们对存在的理解。我更喜欢迟子建的短篇，《白雪的墓园》、《逝川》、《亲亲土豆》等，都使我流连不已。那晓畅的故事、清晰的情感线条以及在生活细节里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让我看到了一个成熟作家才有的气质。一个女性作家，要将丰富的情感隐藏在作品之后，那是多么的不容易。迟子建在表达上倾向朴素，在感受上则充满浪漫，这都是优秀作家该具备的素质。感觉容易使小说情绪化，而情绪是相当浅表的，只有深刻的思想、觉醒的良知能够深入人性的本质。往往女作家只有感觉的激情，但大师的写作都来自于良知的激情，即使是绝望，也是表达一种良知被摧毁后的黑暗。在迟子建近两年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一种该有的冷静与从容，这使她有效地避免了女作家俗常的困境。

这让我想起王安忆，她之所以能够在几代作家中显得卓尔不群，就在于她在表达个人经验时，在个人经验之上建立起了一个理性核心，作为她体验的出发点。因着有“寻根时期”她与个人经验的恰当分离，在《叔叔的故事》之后，王安忆重新回到个人经验时，才不会陷落到玩赏感性的泥淖之中。王安忆不仅是一个体验的作家，更是一个思考的作家，思考使她建立起了一种价值判断力，并有力地拒斥了颓废的经验、自渎的经验，不使其成为小说的主体。好小说说到底是一种精神，而不单是一种经验。在这一点上，王安忆与迟子建可以说是中国当下女作家的榜样。

王安忆

接近迟子建的小说没有任何困难，这源于迟子建择用了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作。当我在读《晨钟响彻黄昏》、《岸上的美奴》、《香坊》这些非常小说化的小说时，就会生出一种对那些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的作家的厌倦。我多次说过，我喜欢故事，故事有什么不好呢？一个作家的才华，在如何完成故事及故事的精神上，可以得到最好的检验，而在所谓语言与结构的游戏中，则有可能使一些装模作样的末流作家伪装成为革命的先锋。这就是为何博尔赫斯能够被不断地模仿，而托尔斯泰永远无法被模仿的内在原因。我喜欢迟子建的故事，一点都不刁钻，臆想的成分也很少，可以很传神地表达出迟子建所理解的那幅生存图景。更让我喜欢的是，迟子建的故事被她的忧伤深深地浸透了。

故事总是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可在当下这个充满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文坛，我们对现实主义出现了很深的误解。许多作家害怕被人称为现实主义者，好像这样就会失去艺术前卫的地位。这与罗伯-格里耶这位先锋作家的理解很不相同，他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作家在操作上可能是分解现实的，但他所表达的还是现实。只有对现实存在不同的理解，没有非现实的写作。古典主义者认为现实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者认为现实是浪漫的，超现实主义者认为它是超现实的，加缪认为现实是荒诞的，等等，同样的现实在不同的作家那里的表现是不同的。甚至当某种文学形式丧失了它最初的活力，而成为一种平庸的方法和经院主义的时候，最好的拯救的办法是向现实回归。小说对现实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复现，而是创造一种现实。这种被创造出来的现实也许与我们实在的生活是不一致的，但它可能代表另外一种真实，一种体验后的真实。

我注意到，迟子建的小说现实包含着对自身现实的怀疑，她力图使一种还未进入我们意识的现实揭示出来。我这里说的不是指迟子建所表现的生活图景于我们是陌生的，而是指迟子建总是在一种不完满的现实中让我们看到希望。迟子建不是在宣扬一种希望哲学，但我们确实在她的小说中看到了希望的光辉。这样，迟子建的小说现实就成了她对生存现实的一种代偿。这种代偿表明作家对自身所体验的生活不满足，她就创造另外一种现实（小说现实）来补充。迟子建曾说：“想到一种虚无的人生结局，真是恐怖。”虚无的现实是无法使人活下去的，当这种体验越来越深刻的时候，迟子建显然要找到一种消解的途径，来减轻心灵的重担，写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消解与代偿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追忆逝去的现实中建立理想。我们在《原始风景》、《旧时代的磨房》、《香坊》、《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秧歌》等小说中，读到了一种历史——虚构的历史、创造的历史，可以看出，迟子建是想将她对现实的关怀贯注到历史之中。历史是一种消逝了的现实，它针对当下的我们，接触它的惟一方式是：缅怀或追忆。在《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里是借着主人公自己在追忆，《原始风景》、《秧歌》等作品则是由作家在追忆。历史中某些悲剧事实在追忆中就有了一种逝去后忧伤的美，也许正是这种美深深地使迟子建激动。

《同桌的你》磁带

虽然有人说现在已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但我坚持认为现在的艺术家与大众都还在现代性的体验之中，所以，像《小芳》、《同桌的你》这样的怀旧歌曲才会在一夜之间风行全国，这可以看出现代性的怀旧神话依然深入人心。有一个西方美术理论家曾说，现代性团结了全人类。迟子建的体验也是现代性的，我何可以在她的小说中看到重要的经验模式——空间与时间、自身和他人、希望与绝望、幸福的承诺、生活的可能性和危险的经验等。这些经验在现实生活中似乎难以得到表达，而历史的深度却刚好暗合了迟子建对现代性的追问。历史是虚构的，它可以使作家与现实的冲突化解其中，因为按作家意愿建立起来的历史可以缓解作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秧歌》中，借着女萝的回忆，关于秧歌与小梳妆的神话有着一种神圣的光辉，它在下一代会会的眼中成了一个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会会甚至掘了小梳妆的坟墓，为的就是看一看小梳妆惊人的美貌。《旧时代的磨房》表现出了一个家族、一个时代衰败前夕那种颓废的美，在这样一幅图景面前，昔日风光一时的四太太也只剩下一种凭吊的心情。当衰亡的情调越来越浓时，连姨太太之间的争风吃醋也变得索然无味，与他人之间的斗争成了与自身的斗争——怎样克服自己内心中不断增长的虚无与无意义感。到小说的最后，四太太把宅院里的财产留给李妈，慷慨地对当铺老板说“我当的东西都不赎了”等，都说明了内心的精神灾难比外面的物质灾难更严重，也更可怕，它摧毁的是人活下去的信心。

然而，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衰败。《香坊》里是香坊的衰败，以邵红娇的死亡为结局；《东窗》是人的衰败，再强大，再活生生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最后给人留下的只是谈笑的话题，“我”也从一个喜爱用花粉染指甲的小女孩，长成了一个斥责自己女儿用花粉染指甲的母亲；到《原始风景》，迟子建以直接的方式陈述她对家族的记忆，追忆是为了使许多美好的事物在记忆中保存下来。迟子建说：“我十分恐惧那些我熟悉的景色，那些森林、原野、河流、野花、松鼠、小鸟，会有一天远远脱离我的记忆，而真的成为我身后的背景，成为死灰的图案，成为没有声音的语言……”（《原始风景》）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之《迟子建》

说迟子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不为过，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浓厚的理想情调。我惊异于迟子建能够将小说写得忧伤而不让人绝望，这使得她在当代众多小说家中成了非常独特的一位。作家多一点理想主义是好的，这不致于使作品显得太实，从而有机会把生活的可能性揭示出来。我一直认为，作家与现实之间一定有一种紧张关系才会产生写作，而这种紧张关系是需要和解的，作家择用什么方式写作，实际上就是择用什么方式来和解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迟子建择用了建立一种假想的现实—虚构的历史与理想—的方式来写作，使写作成为她现实生活的避难所。在写作中所建立的书面的现实，成了迟子建寄寓理想的地方，这些在历史与追忆中建立起来的理想主义，保存了许多在当下的现实中所没有的事物，如诗意的生活、美好的人性、朴素的情感、对艺术与美的敬虔等，而这些恰恰是支撑人活下去的动力。我相信，当迟子建沉浸在这种理想的光辉中时，一定成功地逃离了与当下低质量的现实生活劈面相迎的尴尬处境。人活着是需要理想的。此其一。

二是迟子建常常在平凡的生活中坚持高贵的人性立场，发现人性的光辉。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自从先锋小说出现以来，人性的光辉黯淡到了极处，某种虚无与绝望的品质使得文学似乎不能再表现正常的人性，人只能以反常的面目出现，或以物的姿态被作家所体验。但是，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人，看到了她如何将人在小说中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塑造典型人物的理论问题，而是表明，迟子建对人没有失去信心，这源于她在人身上找到了支持她这个信心的根据。

迟子建的小说也表现人性的黑暗部分，如《晨钟响彻黄昏》中李其才的兽性，巧巧、陈小雅等人的放纵，以及菠萝的恶习难改等，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当代生活的颓废图景；又如《香坊》中的争端、《岸上的美奴》中美奴将母亲推入江中的残忍、《秧歌》中傅子玉对美人青春的践踏等，都是人性反面的揭示，然而，迟子建总不忘在她的小说中提出希望，人性的希望，这就是我所说的她的小说优伤而不绝望的内在秘密。《白雪的墓园》中，里面洋溢的深刻的优伤消解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一个关于死者的故事，读完之后，却使我们对生充满希望和珍赏；《亲亲土豆》给我们叙述的是贫穷、忍耐、关心、爱和死亡的故事，在那个以土地、劳作为背景的人生里，死亡对秦山、李爱杰两人爱情的破坏是多么令人辛酸，而爱情战胜死亡的古老母题，经由迟子建对细节、气氛的精心营构，变得那样的真实、可信，这种不使人绝望的希望，在我们心中构成了冗长的优伤；还有《腊月宰猪》里外乡女那无奈而善良的欺骗，《晨钟响彻黄昏》到最后宋加文对马林果的爱、对菠萝的信心等，迟子建的目的都是让我们注意人性中存在的不易觉察的高尚。

这一点人性的希望是很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因着有这么一个争取的过程，迟子建的小说就具有了一种感动的力量。希望的获得往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觉得迟子建在这一点上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往往太轻松，由此确立起来的希望原则就变得非常虚假。迟子建强调一种有代价的高尚与希望，宋加文对菠萝，李爱杰对秦山，齐大嘴对外乡女，还有《逝川》中的老吉喜，都是付出了许多，才换来这一点安慰和幸福感，便显得弥足珍贵。作为读者，自然就与主人公一起珍惜这一点来之不易的幸福，作家能够将读者带入这样的情境当中，小说就具有了相当的艺术性。迟子建能够将朴素的情感、朴素的人性传达得那样传神，使我们一度忘却了人性中的黑暗图景，这样的阅读使人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人生多么艰难，又是多么美好。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剧照

无论是理想的建立，还是高贵人性的发现，在我看来，都与幸福的概念相联。迟子建在一些小说中显然是想作出一种幸福的承诺，以此证明某种幸福是可能的。幸福是人生最高的象征，可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得到和持守呢？老吉喜的幸福是源于她看见她的空盆里已经有了泪鱼，这使她意识到村民中古老的互助关系依然是那样动人；四太太的幸福是源于她逃离城市的衰败而回到乡下这一新旅程的开始；老妇人（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的幸福源于她活在虚设的生活里，独居的方式使她成功地拒绝了现实的侵略；《亲亲土豆》里的幸福感源于秦山与李爱杰共同对土地与劳作的挚爱；宋加文心中那隐约的幸福也是源于他对菠萝的爱，使他恢复了自信，并把马林果看做是自己的亲人，这样就建立起了他与菠萝间接的感情传递方式，等等。迟子建在每篇小说中所出示的幸福的基础，饱含了一个女作家经常有的善良心愿。

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一个迟子建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她在历史的理想、人性的理想中出示幸福的承诺，另一方面她又意识到这种理想的脆弱，以及它的乌托邦性质。只是，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理想的破碎也成了一种美，一种感伤的美。《秧歌》写的就是关于小梳妆的挽歌，这显然是迟子建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小梳妆的美在会会这一辈人眼中已经成了神话。女萝以及巷子里的人们是满足于对小梳妆、秧歌队的追忆，会会却想要重新看见小梳妆的美。当他用掘坟这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理想的执著时，他所看到的却是：“小梳妆一点也不好看，赵天凉怎么会被她想死呢？”小说在这个地方结束是意味深长的，它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与幸福之间的冲突。同样的，《旧时代的磨房》里四太太惟一一点温馨的记忆就是少年时的伙伴蟋蟀，四太太在寂寞的时候，总是想起蟋蟀，可当蟋蟀突然以一个短工的身份去找她时，她却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眼前这个人，使四太太心中残存的诗意情怀荡然无存。为什么现实中的悲剧总是离我们很近，而理想中的幸福却遥不可及？甚至追求理想严重到一个地步，必须要付出死亡的代价：《香坊》中邵红娇死了，《亲亲土豆》中秦山死了，《晨钟响彻黄昏》中的刘天园死了，《秧歌》中的小梳妆死了。由于日渐艰辛的生存，许多人都付出死这一昂贵的代价才换来一点人性的尊严，或者换来一点悲壮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我觉得迟子建在小说中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幸福显然不是来自于外面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它应该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是一个人的生存中坚持良心的品质，而不受欲望的引导，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岭上的风》那对教师夫妇是幸福的，《亲亲土豆》中秦山夫妇是幸福的，《逝川》中的老吉喜、《晨钟响彻黄昏》中的王喜林，都属于幸福一类的人，包括宋加文最后牵着马林果的手那个时刻的幸福，都是在克服欲望、坚持良心时所发生的。尽管这些人的生存往往与悲剧紧密相联，可当他们被一种神圣的爱所充满时，他们能够在悲剧的事实里获得一种更内在的幸福——受难后的幸福。他们都用他们的良心使人性的力量得到了证明。

幸福的获得必须付出受难的代价，受难使幸福变得非常真实，它不像乌托邦式的理想那样空洞，而是有一个中心内容，这个中心内容就是人性为何在受难中坚持以良心为象征的高贵品质。尽管乌托邦式的冲动使迟子建的小说富于浪漫光辉，但我似乎更欣赏她小说中那种朴素的人性、本真的良善，因为它真实。说到底，《旧时代的磨房》到末了以四太太回乡下为结局，《东窗》以红儿提议开北窗看银河为结局，还有《向着白昼旅行）B仔次早夭的旅行，等等，都还只是理想，而理想是可以不对现实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在这些小说中读不到真正的幸福感。《晨钟响彻黄昏》到最后却激动了我，菠萝梦见钟声表明了理想的不现实，但理想是使一个人活下去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宋加文最后所选择的不是一条理想的路，当他决定以受难的方式（甘心无限期等待菠萝的出现，并相信她会回到自己身边）开始他新的生活时，我们已经读到了一种真实的幸福，因为爱情真正出现了，爱情不是要等两个人见面后才开始，它已经在宋加文心中先开始了。

我要再次提到迟子建是一个女性作家，我虽然很不愿意从性别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的写作，但理性之思而有的深度确实不是女性的特长，迟子建不将情绪化的个人经验强加给读者已经很不容易了，她能够进一步向我们出示美学理想，感伤的或者唯美的。迟子建似乎意识到了在现代社会某种人性的美日渐消失，所以她坚持以为在朴素中生存的村民、渔民身上才能找到失落的人性。《岸上的美奴》写到现代意识在岸边的村庄崛起，同时，现代的罪恶也应运而生了；《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中的老妇人就拒绝进入现在，她一直活在过去的时间里，在她真实的记忆里，都是废墟与战争，还有人性被伤害的种种景象，老妇人憎恶这些，她拒绝按照历史的方式重温往事，她的回忆录只记录让她的心灵得到抚慰的事实，而这样的回忆录却遭到了出版社编辑的质疑。是历史的往事真实，还是心灵的往事真实？我想这个疑问只能在人性里得到答案：我们是让人性在回忆中再一次受到伤害，还是让心灵亲近和平？在那个非人的战争年代，老妇人惟一的记忆似乎就是拉威尔的音乐，那是和平曲，成为老妇人的故乡。在这里，我感到迟子建欣赏一种艺术至上的人生，这让我想到尼采，当尼采推崇一种艺术救世论时，他把邪恶也浪漫主义化了。艺术是一种美，但美若不以神圣品质、良心作位格，是不对道德负责任的。《晨钟响彻黄昏》里的宋加文就活在这种矛盾之中，他在菠萝身上看到了一种奇异的美，但菠萝与他在道德观念上的差异又使他痛苦，这种痛苦使宋加文不能与菠萝在观念上和平相处，但他却想念菠萝身上那股奇异的美。这可以说是美学理想与道德理想的冲突，那么，美与道德在什么层面上才是一呢？我想它不可能是艺术，只能是觉悟的良心。

至此，我们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看到了下面几样东西：理想、美、缅怀、忧伤、幸福等。但我们看不到绝望，这正表明我在上面所说的，迟子建对人没有失去信心。绝望是人的生存信心被摧毁之后的表现，它是完全黑暗的。迟子建的人性思想总是在苦难的隙缝中提出一种希望来反抗这种黑暗，这是一个游戏作家所没有的情怀。迟子建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与艺术良知。但是，这种人性思想真能够成为新的希望，而解决人的困境吗？人遭受了一系列的耻辱与幻灭之后，文艺复兴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人的神话究竟还留下什么？人经历了哥白尼、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等人的解释后，似乎在文学、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物理学等方面都遭遇到了根本性的瓦解，到卡夫卡之后，人已经被消解成了零。人已经在卡夫卡、尼采等人的笔下死了，为什么还活着？这个悖论曾经使许多人耗尽了生命。一定有一个理由使我们重新活下去，否则，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是不负责任的。当这个理由找到以前，由人出发的一切生存信心都是虚假的。迟子建在对人的体验上，似乎没有将这条人被消解的思想路线纳入她的视野。难道希望的获得、困境的突围都是依靠人的因素吗？

一种没有终极根据的人道主义已经是一幅破碎的图景。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学术上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都已幻灭，我们还剩下什么？这还不算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所谓注重人性与社会，其实却是一种疯狂思想，造成了人类价值的空前毁灭与千万万人生命的牺牲。

显然，人是无法对自己的生存负责任的，人的自律、自我立法都只是一个破灭的神话。迟子建虽然将人性仅存的光辉漫化了，但读完她的小说，我觉得自己对人的那个根本疑问依然存在：人怎样自我实现、人性化以及怎样使人成其为人？更进一步说：人为何该有这样的要求？比如《晨钟响彻黄昏》中，菠萝与宋加文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自我实现的方式，为什么菠萝的实现方式被看做是自由的象征，却不能被赞同？宋加文总想要求菠萝，使她的人性被规范，为什么人有这种要求？《晨钟响彻黄昏》写了三个人眼中的世界——宋加文、宋飞扬和刘天园，这三个人的世界是同一个本源，它们共同失落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原初的价值基础，这一切如何会发生？人的源头是位格还是非位格？我以为，一个关怀人的作家如果能将这些问题纳入视野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人被消解为零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严重的时刻”，对某些源头性的问题的思索，将会给整个思想文化界带进一个重大的命题：如何将消解后的人重新建造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工程，它需要花费哲人、艺术家的全部良知、爱、正义和生存的勇气。只有这个问题的确立才能转移这个绝望的世代，为同当年的卡夫卡转移了那个时代一样。也许这与迟子建的小说不发生具体的关系，但它与迟子建未来对世界的体验有关。我读迟子建的小说不多，到此文交稿日期迫近的时候，她寄给我的小说集还在路上，所以，一些关于她的更深入的话题，因着阅读的限制，只能留待以后再谈。

（《当代作家评论》， 1996年第1期）

文字整理 | 邵帅

本期编辑 | 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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